尽管在中国大陆政治的高压下，特别是中共军方的严密监控下，自1960年始，就不断有中共空军飞行员冒着危险，飞往台湾。很多大陆人并不知晓这些详情。孙天勤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之一。
1983年8月7日，共军空军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试飞团045号歼-7Ⅱ（改装英国马可尼公司雷达，为歼-7M的研制做试飞）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基地。此次起义创造驾机起义者中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双纪录。
在文革中父亲遭迫害致死，
孙天勤也受牵连
孙天勤是陕西凤翔人，1937年出生，1950年小学毕业，1953年在凤翔县中学毕业，1956年在陕西省西安师范毕业；同年8月作为共军空军第一批从地方学校选拔的飞行学员入伍（反共义士高佑宗也在这一批里）。经过第2航空预备学校、第6航空学校、高级航校（11航校）学习，后在航空兵第6师、航空兵第46师服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父亲出身受牵连，孙天勤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到了空军22厂做工人。
1970年其父孙培荣因家庭出身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孙天勤也受牵连而停飞至1976年7月，虽然后来平反，但仍留下“不宜结论”的官方指控，而且当年迫害他父亲的人并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重用，孙天勤因此产生了前往台湾的想法。
1975年他被恢复飞行，后来被选入空军试飞团。总飞行时数1200小时。当时家中有母亲刘氏、妻子、18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
1983年5月初，当时46岁的孙天勤作为试飞小组成员，被派到大连周水子机场执行歼-7M试飞任务。其实，在一段时间以来，孙天勤一直在秘密地做具体的准备，精确地计算东飞航路，将大连到执行试飞任务的空中转弯点，以及转弯点到韩国的距离、方位详细记在心里。策划过程的各个细节，在心中反复的演练。
由1000米降低至100米
准备工作已完成
1983年8月3日，孙天勤驾驶歼教六执行海上科目训练时，私自从规定的飞行高度1000米降低至100米，也没有引起警觉。其实，在8月5日的试飞任务期间孙天勤就曾计划开始起义行动，但发现油料不足无法实施，只得不动声色的按原定任务降落，耐心等待下一次机会。
很快，机会又来了！8月7日下午13点50分，孙天勤再次驾机执行任务，孙天勤和僚机一起在辽宁省大连市起飞，塔台通知可以直接进入转弯点时，孙观察油量表，认定油料足够飞到韩国，于是立即开始实施起义飞行。
他为了不让塔台怀疑，首先迅速关闭应答机，按住无线电通话系统发话按钮，让僚机无法与塔台通话（两机共用一信道与地面联络），然后他迅速掉转机头，紧急下滑转弯，飞机高度从原来的8000米急剧降到1500米，同时故意急迫喊到：“座舱冒烟！座舱冒烟！”，以使航管人员以为飞机发生故障。当飞机继续下降到500米高度，他又喊：“不行了！我要跳伞了！”，然后不再回答，随即他超低空贴海以高亚音速飞往韩国。飞过15分钟后，为节省油料，重新爬升到6000米高度加油直飞韩国。
途中孙天勤在韩国仁川外海投下副油箱以减轻重量，在当时被韩国误以为遭到投掷炸弹攻击，迫使韩国空防当局紧急发布空袭警报，在汉城（今首尔）、京畿首都圈一带形成大惊慌事故，有数十名民众为紧急避难而遭到意外踩伤。
韩国方面于下午14时13分发现高速驶来的45号歼-7Ⅱ，随即发放空袭警报，下午14点33分（汉城时间为15点33分），孙天勤驾驶45号歼-7Ⅱ降落在汉城K16空军基地，随即解除警报。
留下反共檄
《告全党公开信》飞台湾
受到高规格礼遇
孙天勤起义后留下了一份二万多字的《告全党公开信》，这个东西赫然摆在宿舍的桌面上!
同时，他还淡定地在实施起义的过程中，居然还用无线电打了声“招呼”，不是不辞而别。
1983年8月24日上午11点25分，接运孙天勤的华航专机从汉城起飞，国军飞机严格执行警戒任务。台北桃园空军基地奉命派出8架F-5E型战斗机升空待命。另外8架F-5E型战斗机也在跑道进入战备，当专机飞过琉球群岛时，为了防止共军攻击，国军战斗机群己分梯次以不同高度及角度分布在专机周围护航，并严密监视附近空域的共军动向。
当孙天勤所乘的专机通过台湾北部上空时，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的四架F-104G型战斗机立刻接替护航任务，专机在12时42分降落在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中华民国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与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许历农上将，到基地迎接。下午乘车抵达台北，在行政院新闻局长宋楚瑜和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王淼少将的陪同下，孙天勤出席了记者会。
9月1号上午，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举行，由郝柏村上将主持。举行了“义士孙天勤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及颁授上校官阶、奖章与奖金典礼”，获得了台军许诺的7000两黄金的奖励，按16两旧制式折合218公斤，比他的体重还多。按现在的足金零售价340元/克计算，折合7400万人民币。
孙天勤在8月24号的台湾记者会上介绍说：“中共的米格-21又叫“歼七”它的优点是──爬高性能、爬高速度等都优于米格-19;弱点是中低空飞行的基本性能却和米格-19差不多。”
从这一点看，只要起义投奔台湾的，都被奖励数千两黄金，约合数千万的人民币。而国军中被骗飞到大陆的，他们就不守信用不给黄金了。如中共大肆宣传的1981年8月12日，为了表彰黄植诚驾机投奔大陆的行动，福州部队司令员杨成武在大会上，只发给黄植诚奖金65万元。黄植诚当时所驾驶的F-5F型战机是台湾空军最先进的机型。该机是F-5E的双座教练机，由台湾向美国军火巨头诺斯罗普公司购得，机身还涂上了“中正”字样。
据悉，原本中共将参照有关规定，给叛逃到中国的人员奖励黄金2500两的做法，但后来他们并没给黄金，而是给了65万元人民币。中共违约的折扣相当于100倍。与台湾整整差了100倍还多。被骗的国军到大陆后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更关键一点，像黄植诚等被中共欺骗的也给他们自己留下了历史的耻辱；而远离罪恶的中共，投奔自由民主台湾的孙天勤这些义士们，才是选择了光明的未来。
孙天勤等反共义士到台湾后，邓丽君与他合影，鼓励他们弃暗投明的英雄壮举。
孙天勤与相同经历的
音乐家李天慧结婚
孙天勤加入台空军，被授予上校军衔。1984年8月21日，孙天勤与同是从大陆弃暗投明的音乐家李天慧结婚。李天慧是湖北人，父亲曾任国民政府外交官，父母都热爱音乐，她从小跟母亲练钢琴，15岁时开始拉大提琴。大陆沦陷后，她在沈阳读音乐学院，1981年应邀公费赴美留学。到了美国，她接触了来自自由台湾的学生，觉得他们与大陆人不一样，经过一番深思，她确定台湾才是中国人理想的天地，于是，她毅然投奔自由的台湾。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认清了中共的残暴。他的父亲就是在一次“反右斗争”中，被抓进大狱中而亡。家中多人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她和兄弟姐妹们，尝尽了作为父亲曾被中共认定为“反动派”之苦。
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心理学学士后在德国汉诺威音乐及戏剧学院继续深造。李天慧获得多项国际大赛冠军并曾与温哥华交响乐团、美国中部交响乐团、哈佛大学巴哈乐团等交响乐团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合作演出、香港、美国及西班牙的音乐节演奏。
中共封锁孙天勤事件对新闻界秘而不宣，但在军内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在国军空军司令部情报署任职到副组长退伍，之后曾移民加拿大温哥华，2008年返台定居。2017年10月4日因肺炎并发败血病在台北病逝于台北市三军总医院，终年82岁。
孙天勤的家人当日刊登启事并公布讯息，10月7日在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举行“我的一生惜别会”告别纪念会。台军方面表示要专案处理孙天勤的安葬事宜，由家属决定孙天勤要葬在台军五指山公墓或是台空军公墓。在孙天勤惜别会上，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空军司令沈一鸣都亲自到场献花致敬并对家属表示了哀悼之意。并慰问孙天勤的遗孀，同样从大陆投奔台湾的音乐家李天慧及其儿女。在告别式现场也放置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及行政院长赖清德颁发给孙天勤的旌忠状。空军司令沈一鸣也率领高级将领到场致意。另外还有许多没有到场的台北市议员、立法委员送上挽联和鲜花表示哀悼之意。
孙天勤生前好友，前台湾空军飞行员蔡胜雄也谈到他心目中的孙天勤。蔡胜雄说：“当初歼七飞机是最先进的飞机，他要离开那个地方要花多少的心思，冒多大的危险，可是他为我们自由世界带来一个很好的收获，给以前比较封闭的共产国家一个开路。”
惜别会中，家属用孙天勤自己的话为他投奔到台湾的原因做了简单的总结。孙天勤说：“我投奔自由，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三也不是为生活找出路，而是希望能清清白白的做人。”从惜别会简单温馨的气氛，家属、亲人、军中袍泽对他充满感念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孙天勤最终达成了他的愿望。
据报导，朝鲜战争期间，根据个人意愿，1万多名中共志愿军战俘被送到台湾，投奔自由。台湾对反共义士制定各种安置、奖励办法等，使他们生活无忧。而那些被俘虏不愿去台湾的，想回大陆的，这些人多在文革中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成了“黑五类”人员。他们甚至被折磨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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