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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中国的全景监狱(图)

2022-05-17 07:34 作者:宋国诚 桌面版 正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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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封城下的上海(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

【看中国2022年5月17日讯】中国对上海防疫采取“清零/封控”的严厉政策,其所产生的次生性灾难已经不再重要。“清零”是否造成经济下滑、失业上升、产业断链、外资撤离,以及人民“人道底线”的抗议,也已不再重要。既然中央坚决“清零」,宣称“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上海民众只能同甘共苦,不服也得服,否则岂不成了“反党份子”。既然“清零”是党的命令,那么对于“清零”是否符合科学防疫的原则,也无须再讨论。

中国的防疫已不再是能否消灭最后一只病毒,而是一场敌我矛盾的政治运动,重点在于执行“清零”的政策与权力能否贯彻到底!所谓“坚持就是胜利”,“清零”不在于是否有效,而在于是否贯彻,在于共产党的政治正确。简单地说,手段已经取代目的!即使这个目的根本遥不可及。

17世纪的“空间隔离”,一如今日中国的“封城”

14世纪中期,一场“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席卷欧洲,到了17世纪英语世界开始以“黑死病”(Black Death)来标记这场人类历史最严重、造成全世界7500万-2亿人死亡的流行病。17世纪末,为了控制疫情,法国政府颁布了一道严格命令(一如今日中共“坚决动态清零”),对受到瘟疫侵袭的城市,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用当前的中国语言来说就叫“封城”。

当时的法国,遭到封闭的城市严禁居民外出或出城(一如上海限制“时空伴随”),所有正常活动一律禁止(一如今日上海的“足不出户”和“限聚令”)。封闭的城市依据“发病程度”分成若干区域(一如今日上海采取“差异化防控”,将全市区分为为“封控区”、“管控区”及“防范区”),每个区域设立区长和志工负责隔离工作(一如上海俗称的“大白”或“白卫兵”),而且还成立了一支民兵组织进行防疫管理(一如今日上海的“防疫警察”)。

全景监视:隐形权力的建构

除了控制疫情之外,为了“低本高效”的进行囚犯管理,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设计了一种新型的监狱建筑,叫做“全景监狱”(panopticon),以便于对囚犯进行“全景监视”(panopticonistic surveillance)。

“全景监狱”是一个由圆形大厅组成的环场建筑(类似于“大巨蛋”)。圆场中央设有直立的监视塔,监视塔的楼层与囚室的层数相当。监视塔驻有警卫,允许一个警卫监视所有的囚犯,但囚犯却看不见警卫;囚室的一端面向外界以便采光,另一端面向中央那座监视的高塔,囚室以墙壁区隔,囚犯之间禁止交谈或接触。这是一种通过空间隔绝、长期监视和囚犯绝对的孤立化,达到对囚犯身体与精神双重管理的体制。对此,边沁说道:“这是一种新的监视形式,具有前所未见的强大力量”。

在监狱中,警卫会随时进入囚室进行突击检查(一如今日上海的“入室消杀”),对于态度可疑或行动诡异的囚犯会进行“预防性调查”(一如中国防疫工作上的“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和早治疗)。尽管囚犯不知自己何时受到监视,但却知道自己时时刻刻受到监视,这就是一种法国哲学家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说的“隐形权力”(invisible power),于是囚犯就会进行一种“自我规训”,也就是强迫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一如上海居民每天自动下楼接受核酸检测),以符合监视者的要求与命令。

上海:中国巨型的“全景监狱”

今日的上海,就像一个“全景监狱”,中央监视塔就如“党中央”,小区的楼层就像一间一间时时刻刻受到监视的囚室,布满街头的摄像头就像一只只“权力的眼睛”,紧盯着不服防疫命令的居民。在全景监狱中,囚犯没有姓名,只有“编号”,每个编号都记录了囚犯的纪律表现,以作为矫正和惩罚的依据,一如上海居民必须携带可以电子定位和追踪的“健康码”,记录了每个人是否服从党中央的命令。换言之,作为一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上海已成为“党国巨灵”下一个全景监视的权力剧场,一个国家权力全面张罗与渗透的展览馆,一个社会控制、肃清异己、惩治反革命的实验区。

福科认为,监视就是一种权力关系。全景监狱最大的效用不仅在于低成本的犯罪防治和狱政管理,还在于建构了一套隐形的规训机制(mechanism of discipline)。无须运用棍棒或电击,而是通过一只只“权力之眼”,建立一种“凝视与被凝视”的权力互动效应,达到对囚犯直接的而全面的控制。那就是权力无所不在,但却无法察觉、无法捉摸。处于时刻被监视的囚徒,等于时时处于威吓与恐惧之中,这就会产生一种类似“斯德哥尔摩效应”的自我驯化,通过行为的自我校正,主动配合权力的戒律,以减轻监视所带来的威胁与迫害。

盘旋在上海上空的无人机,用扬声器警告居民不准外出,一如中央监视塔刺耳的广播:不准胡作非为。于是上海居民开始“自我规训”,告诉自己:听党的、跟党走,服从中央、保全性命!

上海的繁华,只是权力的点缀

一位中国网民说:“在上海只要不是死于新冠,怎么死的都可以!”一位上海居民说:“原来,繁华只是点缀”。上海过去的风华岁月,昔日的“十里洋场”,以及在中国社会骄纵已久的中产阶级高傲,如今不过是党的权力巨网上的装饰和吊挂;上海的奢华与自信,人称的“东方明珠”,如今在党的权力大棒之下,成了散落一地的碎石与残片。

今日的上海实现了真正的“无阶级社会”,无论是大款富豪还是低端农民,都只是核酸检测下一根根的检体,一如全景监狱中囚犯胸口上大小相同的代号。上海也实现了真正的“性别平等”,无论光鲜亮丽的摩登男女还是麻衣粗布的白发爷奶,在快筛棒之下,只有阴性或阳性,没有性别差异;上海也实现了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每个人都是隔离转运的“韭菜人口”,每个人的目的地都相同,都是统一的方舱居民。这是一种福科“生命政治”(bio-politics)意义上党国对人口健康的管理、控制与调节;在“防控”的名义下,党国对管理韭菜人口的政治技术达到了空前的发达与进化,体现了社会主义世界仅有的“优越性”。

一段视频显示,一个防疫警察将一位瘦弱的女子压制在地,强力扒开她的嘴巴,将一只快筛棒硬生生地插入她的喉咙;一段视频显示,防疫警察手持电击棒闯入民宅,在射出电击波之后,恐慌的居民被送往检测;一段视频显示,防疫警察踹破民宅的木门,将居民强制带往方舱;一段视频显示,防疫警察闯入民宅,居民表示其已检测为阴性,警察喝斥:管你什么性?我说你阳性就是阳性!显然,党国权力已经深入人民身体的DNA,直接进行检测与判定,表现出党国对毒性判断的超强能力。

防疫变成了政治斗争

5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习近平下达“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的最高指示,宣示“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一个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的防疫工作,被提升至“政治斗争”的最高境界,以“党性”做为最后的压阵。

在此军令状之下,所有中国人民个个成了“病毒嫌疑犯”,成了“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对象,成了一一排查并检视其“政治DNA”的可疑病体。一如全景监狱中被监视的囚犯,每个囚犯都是可疑的阴谋者、造反份子,只有彻底、持续的监视,才能消磨囚犯的反抗意图,只有隔离、再隔离,才能扫除上海所有的“抗疫(议)份子”。

中国式防疫:党国权力的无限放大

时光倒流、历史重演,18世纪的全景监狱如今在上海重现。实际上,病毒的存在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类历史上从未真正消灭所有已知的病毒,一个病毒被全部清除的世界,意味人类与生态世界的终结。没有人怀疑清零所产生的“休克性治疗”效果,但“清零”的真实结果就是“清除所有病毒的机率等于零”。即使将14亿中国人全部锁在家中,病毒也不会在自然界中自行消亡。但可以确定的是,以“清零”为目标的“中国式防疫”,将使党国权力和病毒一样不朽和强大,如果继续坚持清零,“全景监狱”将在中国无限的增加与扩大。

(本文为《上报》独家授权《看中国》,请勿任意转载、抄袭。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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