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左一）与钟彬（右一）在沙盘前筹划战事。（网络图片）
民三十八年，徐蚌会战早经结束，自张治中所率领的和谈代表团于四月一日由上海专机飞到北平宣告投共之后，中共跟着即下令第二、三、四各野战军指战员，全面渡江。第一野战军则由彭德怀、贺龙指挥，攻略陕甘、而入川康。
中共第二、三，四各野战军大举渡江后，三野陈毅一部围攻上海；二野刘伯承部则由华中折而西上，直犯川康，进窥重庆；四野林彪之大部分兵力，则直薄浙赣路的上饶，南下建瓯而趋福州，另一路却由安徽以北窜入湖北之沙洋、应城，准备迂回长沙。彼时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本拟集中兵力，在长沙外围与中共进行一次大决斗，但以人事上发生问题，白氏发觉不妙，即将几支嫡系部队撤到衡阳，计划保卫广西了。
宜昌失陷 退守津关
中共四野之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共四个军，循公路由皖北进抵湖北当阳后，即企图突破国军宜昌、沙市的防线，以直迫长沙。
当时宜沙的防守，是由湘鄂边区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负责（此后不久即改组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氏所辖部队计有：第二军（军长陈克非）的三个师；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的三个师；第七十四军（军长陈瑞鼎）的三个师；第一二二军（军长张绍勋）的三个师；第一二四军（军长赵援）的三个师；陈明仁军（番号已忘记）的三个师，以及直属部队与干训班等，合共二十八万余人。边区司令部设于宜昌，兵团司令部设于宜都（自民三十八年五月间，第十四兵团司令由钟彬中将接任，陈明仁亦升任第一兵团司令，但仍隶边区司令部建制）。
当时因为川湘鄂边区防地辽阔，宋希濂所统率的廿余万众，在历次战斗中，屡经损折，伤疲交并，已经有名无实，而中共各野战军则挟战胜之余威，狼奔豕突，如入无人之境。自宜沙防守战展开后，国军即处于挨打之苦境。记得是民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午后，中共四野的先头部队，已在当阳与国军第一二四军第六十师（师长易瑾）开始接触，激战至下午四时左右，四野主力部队到达，六十师孤军狙击，处境危殆，已逐步向宜昌外围之鸦雀岭、古老背、龙泉铺、津关各据点后撤。至深夜，国军第二军及第十五军之一部，始赶到宜昌市区集结增援，泊于宜昌江面的两艘兵舰（忘其舰名），亦以炽盛炮火，协同陆上作战。
至廿三日中午，国军被迫退出宜昌，转移阵地于宜昌以西的津关高地，继续战斗。宋希濂则乘兵舰冲出敌人火网，到达三斗坪指挥。廿四日，国军退至秭归渡江，集中于巴东收容。
火海人海 血流成河
另一路之中共二野第十一、十二、十八军三个，又由湘西宜都、枝江、石门、大庸沿川湘公路进行进攻重庆。宋部第一二二军，以及七十四军、十五军、一二四军之一部，正狙击于来凤、秀山、酉阳、彭水之线（兵团司令钟彬在彭水即被俘），这一线的战事，有关重庆的安危，当国军正与共军作殊死战时，蒋先生曾两次饬蒋经国携亲笔手谕，前来慰勉宋氏，要宋氏全力阻敌西进，以便从容完成重庆周围的作战准备。
津关在宜昌以西约五华里，是一列的丘陵地带，国军第一二四军直属机关枪连的阵地设在其中一个较高的山头，俯瞰着当阳到宜昌的公路，共军于迫近宜昌之顷，这个阵地曾发挥最大的歼敌作用，因此，共军亦改用了有名的人海战术，以图占领津关，不知他们从那里弄来无数的老弱妇孺，他（她）们手持面盆，敲敲打打，中间夹杂少数的正规部队，像潮水般的向国军机枪阵地仰扑上来，这时，机枪连的许连长督率部属，将火力发挥到最高峰，织成最密盛的火网，来对付这片人海，一幕人火冲杀的惨烈场面，实在令人胆寒，阵地上的机枪被人海涌得连子弹上膛的空间都没有了，阵地虽然终被突破，但敌人也死伤了万多人，山岗上流的血，活像暴雨中的山洪爆发一样。
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
宜昌失陷后，在川湘公路上的战斗，国军因受不住共方优势兵力的压力，唯有且战且退，逐步向重庆方面靠近，此时重庆外围和核心的军事配备，是以孙震和罗广文两个兵团做基干，不料，正当共军突破了川东南宋希濂的阻力，重庆的攻防战即将展开之际，而重庆内线的罗广文兵团，又在阵前有了问题，事急败坏，迫得当时连座镇重庆歌乐山林园的最高统帅蒋先生，亦惟有连夜西走成都！
重庆既告不守，宋部残余各军，只得一路向成都西退，图与胡宗南部会合，此时并分为两路后撒，一路由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当时已升任兵团司令，番号不明）率领，另一路则由宋氏亲自统率，由綦江沿长江向川南进发，讵知军次南溪，宜宾对岸，驻该地一带的郭汝瑰军（番号忘记）（析世鉴：据《郭汝瑰回忆录》，郭汝瑰时任“七十二军军长兼叙泸警备司令”。），又告叛变，并图截击我们，但因我方人数较众，郭军不敢硬碰，宋氏也就不予为难，自行自路了。
我们由宜宾继续向川南前进，这时根本是没有计划，毫无目标的盲目行军，与各方的电讯联络，亦已完全中断，给养也无法获得，只有逢山开路，过水搭桥，一路征购萝卜、青菜等果腹而已！
宜宾过后的川南，都是穷乡僻壤文化落后的地区，国军沿途曾遭遇着极多奇怪事件，譬如在牛喜场（离宜宾十二华里）就遇上过两千多自称为红帮的“大刀队”，群集在路上不让我们通过，他们都自命是刀枪不入的人，但结果却给警卫团扫荡，死的死，伤的伤，呻吟于漫山遍野！
念题壁诗 发遣散费
由牛喜场出发，行了两天，因为天雨泥泞，行军速度更其慢了下来，此刻军心已显出有点徬徨了，以是宋希濂便面饬副官处黄处长发出通报，凡少校以上的军官佐，集合在一个小市集的广场举行训话，这是一个寒雨的早晨，天气非常阴沉，人员都集合好了，宋氏亦适时策马到达。
广场听训人员的正面，恰巧有一座类似戏台的残破建筑物，宋氏下马后，便拾级而上，说也奇怪，当宋氏登上楼梯，骤然映入他眼帘的，便是不知何年何日，那位落拓江湖的游子，一首题壁的七绝诗，这首诗第一、二、四句都已墨沉糊涂，只有第三句“芳草天涯无去路”七个字清晰分明。宋氏呆看了一阵，还朗声念诵，念完了，随着一声叹息！宋氏这次训话的大意是：
“我们的前途，已经无法想像，但我们都是忠党爱国的军人，不管生死成败，有一分钟的生命，便应负一分钟的责任！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找个根据地，等待机会，日子是越过越苦的，如果你们愿意随我一齐干的，便同生共死，勇往直前，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地分手回头好了，遣散费将官黄金二十两，校官黄金十两，可向副官处领取。……”
宋氏这段话，说得悲凉慷慨，台下的人闻之，多泣不成声，训话历时两个钟头始毕。不愿意再往前行的将校，约有六七十人，他们各人领了遣散费，离开队伍，自寻生路去了。是日早饭后，继续行军，一日又一日，行行重行行，似乎有着行不完的路程，究竟走到那里为止呢！宋氏在行军途中或宿营休息时还常常低声念着“芳草天涯无去路”的诗句。
大渡河口 宋氏被俘
到了十二月廿四日，我们行至四川犍为县属的铁炉场，正在荒山野岭之中，忽然后卫部队枪声大作，继之追击炮也密集射击过来，据斥堠报告，已发现轻装追击的共军部队。宋氏即传令前卫部队，加速行军速度，以便能迅速通过长狭山谷，希望在后卫迎拒共军作战的时间内，国军大部人马可以抢渡大渡河，此时我们距离大渡河，仅约十二华里。宋氏当即快马加鞭，超过前锋，亟拟先行渡过彼岸。
笔者当时在宋部任师长，战备行军的任务，是负责本部的警戒，当共军追及时，宋氏因恐殿后部队作战力量单薄，临时命令我率领完整的六个团，在原地散开，以接替正在作战的第一二四军。经过四小时后，第一二四军右翼受敌压力过重，被迫后退，我便接了上去。我所统率的六个团，全部俱系使用美国卡宾枪和汤姆生，火力虽强，但是射程不远，而且消耗弹药太快。共军使用的却是远射程的轻重机枪。所以我们只有挨打，极难作有效的还击。
入夜，共军二野杨勇兵团主力第十二、十八两个军，已经跟踪到达，加入战斗，我方阵地已被迂回包围。天明，共军攻势加紧，包围圈亦逐渐缩小，我军已陷入绝境，所有弹药，也已消耗殆尽。当日正午十二时，我军的抵抗已告中止，全部人马放下武器，我成为了俘虏，被看管在一边。共军一个政治委员立即询问我：“宋希濂在那里？我们一定要将他生擒！”我说：“我是后卫，我一直没有见过我的主任（宋为川湘鄂绥署主任）！”
宋氏在离开我一小时以后，即驰抵大渡河的渡口，不料，对岸又为共军第一野战军贺龙部先行占领，河岸上已插着很多红旗，而这边的追兵又已赶到。宋氏就在此时被俘了。
说起宋氏被俘的大渡口，正是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离开洪秀全渡河西去的地方，也正是中共“二万五千里长征”，北窜陕西时渡过大渡河的所在。
不摘党徽 被打耳光
宋氏被俘后的当夜，共军第二野战军杨勇兵团第十二军的尖兵连，把宋氏押返犍为县孔圣庙，我们已先被看管在这里。晚上十一时，始看见宋氏被簇拥着进来，神色十分沮丧。我们都以悲愤羞耻的目光，默默无言地迎着他。宋氏似乎也很惭愧地低垂着头，跄踉行上石阶，直入大成殿，坐在殿左的地上，双目紧闭，频频摇头叹息！
残冬的寒夜，又值风雨连宵，大成殿上只燃着惨绿如豆的孤灯，景况显得格外凄凉。笔者坐的地方，离宋氏不过六七尺距离，眼见他彻夜辗转未曾入睡！有时共干走去询问宋氏：“要不要饮水？”但宋氏从未予以置答！
被俘第二天一清早，中共一位军级政委走入孔庙，指手划脚，喝令要我们将军帽上的党徽摘下来，偏偏宋氏就不肯如命照行，宋还对这位政委说：“你摘吧，我是宁死也不会自己摘下来的。”在争持之下，政委便以战胜者的姿态，打了宋氏一个清脆的耳光。当时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个个都怒发冲冠，但我们是俘虏了，愤怒只管愤怒，那里能有还手的余地！
被俘的将校尉各级军官，在犍为喘息了三天，即被押解至泸州，随身行李铺盖，概由各人自己背负，每日规定步行八十华里，在泸州停留大约一个月，又复起解到重庆！
我与李文 同编一队
当我们一列被俘军官，浩浩荡荡向重庆进发时，共军委实也极尽其侮辱凌虐的能事，故意将我们的行程，经过每一个墟镇和城市，而在每一个市镇，都要我们停下来坐在街边休息，在休息中，押解的共军，一面趾高气扬的向我们大吹他们的战功；一面派出一部人马，挨家挨户去叫出老百姓出来看我们，并且，还要我们在街头向民众公开大声承认过去“祸国殃民”的罪恶，简直把我们当作动物园的猢狲看待！
我们终于到达了重庆，在千厮门集中，有一天，晚上两点钟，上校以上的俘虏，被驱上军车，疾驶李子坝半山的嘉陵宾馆附近停下来，押解的共军，个个枪尖装上雪亮的刺刀，并且虎狼般吆喝不准出声或者交谈，如违立即枪毙。那时夜已深沉，田野死寂，露冷风寒，砭人骨肌。山雾也颇浓重，路灯昏暗，我们瑟缩在车上，不知共军搞的什么鬼？暗忖：像这幕神秘紧张的情形看来，此次必遭集体屠杀！一直到天色将亮，军车又开行了，我们被送到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旧址。宋希濂则在化龙桥先被押下车，被解送到一座山头上的旧碉堡里去，在那座旧碉堡里，已先有彭水被俘的川湘鄂边区绥署副主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在，此外，还有些四川方面的高级将领。
我们却在歌乐山编队，开始学习、改造。笔者和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兵团司令李文系同一中队。在俘虏营过着度日如年的悲愤岁月，在愤懑恐怖中苟延残喘，每天大清早起床，听训话、担水、上大课、到磁器口去担菜背煤，更要坦白、斗争、直弄得你精疲力竭，头昏脑胀！
钟彬临死 犹在高呼
笔者最后一次见到宋希濂和钟彬，是在一个早晨，那天共干率领我们去“瞻仰”杨虎城的遗体（杨在重庆撤退时，被军统局处决），路经宋、钟两氏拘留的地方，遥见宋氏蹲在田陌上就田中取水洗面，钟彬则戴着眼镜在碉堡门口阅报。我们骤然远远见到宋钟两人如此下场，大家似乎都有无限伤感！
民三十九年二月间，钟彬在拘押中患了恶性疟疾，连续一星期之久，就不幸死去了。据守卫的共军说（很多皆是国军士兵补充的）：“钟彬死时，还在高呼：国民党万岁！校长万岁！”
歌乐山位于重庆以西约六十里，对日抗战时期，是一个高尚住宅区；风景幽美，林木青葱，政府的高级主管人员，不少卜居山上，国府主席林森便是其中之一，想不到事隔几个寒暑，竟是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当年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所在，今天变作了人间地狱的伤心地了！我们整整在这里待了八个月，直到中共参加了韩战，才把我们大部分的俘虏充军到韩战场，一部分则分别解返原籍公审斗争。例如宋部第十五军副军长廖剑父、经理处长田植、政工处长蒋支本、高参李应南、杜之镜、陈六吉、陈绍恒等，皆属如此。
间关逃出 重获自由
笔者正在被迫要去东北一个共军炮兵部队，而这支炮兵部队，也正准备渡过鸭绿江到北韩去的，我当时绝对不作任何反对表示，到了启程的前一天，我悄悄地去见大队部政治委员（忘记姓名），佯言我正在患肺病，时时吐痰见血，如其要我投入韩战场，不如叫我返回原籍生产。但因笔者是炮兵出身的，共军要加以利用，故终未邀准。因此，乃决计作逃出“鬼门关”的打算，结果获得成功，千山万水，终抵海隅，再次呼吸到自由空气，同时逃出来的，还有上面说过的李文中将。
笔者抵港之后，惊悉台湾当局，以宋希濂向敌投降，已下令对宋氏及所有部属，永不录用，乍听之余，不胜惶讶！何以当局对宋氏在宜沙狙击共军以后，迄至被俘一段时间的作为，竟完全不了解，而遽下如此不合情理与事实的通令！回溯当宋氏向川南转进之日，尚不断作战，被俘之时，已是处于弹尽援绝，无可挽救的绝境，而右翼友军胡宗南部尚拥有几个完整兵团（如裴昌会李振等），集结于成都至嘉定之线，却未闻发一炮一弹，即告冰消瓦解，而其遭际，则相去云泥！这等是非功过，惟有等待历史去批判了。
（本文原名为《我与宋希濂同时被俘记详》，是以中华民国五十一年《春秋》杂志总第116期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络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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