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和“放开”之间 真的没有中间地带吗？(图)

上海疫情爆发（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4月1日讯】上海本轮疫情，从2022年3月1日官方通报普陀区舞蹈队的疫情开始到今天，其实已经一个月了。

一开始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基于上海过往的精细化防控的成果，疫情除了行程码带星出差需要额外做核酸以外，几乎不会对日常工作和生活产生任何影响。而我的工作性质本来就要隔三差五做核酸，约等于没差。

但很快微信群里涌来了各种各样未经证实但看上去非常可信的消息，华亭宾馆的疫情来源，不断地有场所被临时封闭，人们没有任何准备地被封控在办公楼、法院、学校、商场、服装市场里。每天到办公室都听到新的小区被封控的消息，一切都发生得非常随机，疫情逐渐呈现出失控的前兆。

鉴于去年被隔离管控过48h的经验，我一直抱着对上海行政管理水平的高度信任，我经历过精细化的防控，经历过凌晨四点被敲开门做核酸被告知隔离，同时扫码入群，感受过所有的生活需求都被回应，所有的不便利都有解决方案，所有的信息都第一时间被告知，点的外卖被消过毒送到家门口，工作人员态度良好，居民群众极力配合，群里刷屏夸赞，线下送锦旗的完美防疫。

要实现这样的精准是可能的，甚至也是成本相对较低的——流调确认风险人群——少量人管理少量的人，迅速筛查做出反馈、最大程度减少对工作生活的影响，减少情绪产生，避免次生灾害——通过消耗最少的方式达成目的。

这是一个相当完美的“动态清零”的范本，在三年的新冠大流行中行之有效，但这套方式也很局限，只适用于病毒尚未大规模传播的前提下。一旦这个前提条件不复存在，失控就不可避免了。

基层防疫工作是看似有序，但实质上失序的，运气占了很大比例。

比如说做核酸和抗原筛查的部分。

从3月12日开始到3月29日之间，我在小区做了5次核酸检测，2次领取抗原试剂盒进行自测。

每次下楼做核酸，维持秩序的都是志愿者老阿姨和爷叔。维持秩序的方式一般是：不断告知排队人群要准备好二维码，在队伍的开头数十个人放进去扫码做核酸，在出口处给你一张贴纸。

至于队伍里是不是所有人都正确的佩戴了口罩，是否都能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是没有人管的，可能也没有人认为这需要管或者需要纠正。在漫长的等待核算检测的队伍里，有人抽烟，有人聊天打闹，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大约是3-5步，有时候甚至更近。而且你自己与前面的人保持一米距离也是非常徒劳的，因为站在你后面的人会凑到你身边说“走呀，好走了呀”。

做核酸或者下楼领抗原试剂盒基本上是我几年以来不多的和这么多人长时间聚集在一起的机会。

这是一个把可控风险不断扩大的场所，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无症状感染者或者确诊病例，那很难不一起阳。

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上门逐个做核酸，次一等的方法是每个楼栋单独做核酸，再次一等的方法是不同楼栋按顺序分别下楼做核酸。真正采取的方式是：在单元门上贴通知，限定时间地点，自愿去做，做完以后凭贴纸出入小区。

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做了核酸，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出入小区，没有做过核酸的人也完全可以在小区里行动，和大家一起聚集拿外卖和快递的货架附近。出入小区的贴纸也可以撕下来共用，并不是每一次出入小区都会被严格查验是否有贴纸。

即使在小区封控期间的核酸也是一样，除了所有人都不能出门外，唯一的区别是封控期间的核酸同时记录了门牌号码。但我非常确定，这个门牌号码只在核酸阳性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因为在后续自己领取抗原试剂盒做筛查的时候，我的门牌号对应的居住人数还是我房东一家人的信息。同时也听到工作人员对一口气来领七八个试剂盒的居民抱怨说，你们家到底住了几个人？做核酸的时候你们为什么都不来？！

我有理由相信，在数轮核酸和抗原筛查之后，居委会仍然不知道小区里做过和没做核酸和抗原筛查的有多少人，住在哪里，姓甚名谁。

所有的工作看起来都做过了，而且工作人员都非常辛苦，在寒冷的大雨天气里露天搭棚几个小时去做核酸做登记，每分钟都要用抹布和纸巾擦掉桌面上的水，但我想这些辛苦只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两日复两日，两日何其多。

但对基层工作人员和居民来说都非常好运的是，直到现在附近的4个小区都还是全阴，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压力可以小一些，也意味着我可以出门，在即将到来的半城封控之前，有机会再囤一些物资。

同理可得，如果某小区内存在无症状感染者，那么病毒会以怎样的速度和方式在多个聚集场景下指数级传播？如果政策是指向动态清零的，那么可以出纰漏的地方太多了。

客观来说，疫情大面积爆发后，每个区都面临着医疗资源和人手严重不足的窘境，我知道来做核酸的医务人员非常辛苦，一天要去好几个不同的小区，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上门核酸或者逐栋核酸都很不现实。维持秩序的志愿者不是专业人员，他们可以尽责地完成某一项特定的工作任务，但无法把控其中的细节。这是执行层面的问题。

上海对于全城疫情爆发的情况，很可能是没有做过预案的，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同时兼顾防疫和民生问题，因此不同的区偶尔会作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决策，比如说某些封控多日的小区，暂时解封几小时让居民出门集中买菜。据说因此导致了疫情的进一步传播（这是一个未经官方确认的情况）。情急之下制定的方案，顾此失彼，这是决策层面的问题。

从华亭宾馆的事情曝光之后，我隐约感觉到这次本土疫情会非常失控，因为在精准防控的层面上，流调已经几乎失去了意义。而官方通报的口径和大方向上的决策，一直给人一种“可控”的错觉。

于是在政府明确建议居家办公之前，绝大部分企业员工每天都背着电脑硬着头皮上班，在办公室和小区封控的边缘两点一线地跑。并不是资本家有多么吸血，而是停下来的成本太高。居家办公并不适用于所有工种，工作效率和响应速度也会大幅度下降，对企业来说，房租成本和人力资源的成本都是持续性高昂的支出，但是项目停摆生产力上不去，资金链转不动，相当于每天睁开眼就在亏损。20年疫情复工后，我们的一个企业客户就因此破产解散了。没有一个公司愿意面临这样的局面，对员工来说，不上班就意味着收入的减少，如果企业不幸倒闭，那就意味着收入的消失。旱涝保收，没有生活压力的毕竟是少数人，不到万不得已，企业不可能主动要求员工居家或停工。

学校和培训机构更不可能在没有市教委明确指令的前提下自主停课，教育焦虑的家长们也不会主动停止孩子诸多的课外培训课程。

医疗机构就更加不可能停下，疾病不会选择时机造访。城市要运行，几千万人的正常生活需要运转。

因此，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愿意停下。

人们的敌人不是病毒，而是不能正常生活，防疫的目标不是竭尽全力消灭病毒（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而是保障绝大多数人在病毒存在的同时仍然可以正常地生活。

但这次，是意外导致的蝴蝶效应吗？看上去或许是。

但是人类社会不存在万无一失没有任何失误的流程和程序，这也是客观规律。如果不是华亭宾馆，有没有其他的外溢可能？我认为是有的。

奥密克戎病毒的特性，这样高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在严密的防控措施中逃逸出去是一种必然。坚持社会面清零，除非全面封城，所有人不流动，严防死守地清。作为短暂的应对措施当然可以，但是下一次奥密克戎或者传播性更强的变种再出现的时候，要怎么办？

一次又一次地按下暂停键吗？那必然会有一批又一批死掉的中小企业，每个企业对应多少员工，每个员工对应多少家庭，每个家庭对应多少消费能力，这些消费能力又对应着多少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

一旦大面积封控或者封城，医疗资源挤兑、病人因为隔离而死于其他疾病，人们因为买不到菜而挨饿，因为经济问题而崩溃，因为压抑而患上心理疾病，这些事情有可能因为高超的行政管理技术而不发生吗？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冠已经三年了，病毒不断地在变化，传染性越来越高，致死率越来越低，但是我们的应对措施却没有太多的变化。还是一样地封，不惜一切代价地控。

而代价多么沉重。

这次上海做得不好，但是有几个城市可以做得更好？又有多少财政可以这样无止境地往下消耗？从传播力来说，奥密克戎一定是更强的，想要做到社会面清零，代价恐怕比最初的新冠病毒和德尔塔都要大。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保护高危人群（例如老人、有基础疾病的人）的同时，调整防疫政策，逐步与之共存？把被用来一轮又一轮做核酸占据了的医疗资源精准地投放给高危人群，逐步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清零”和“放开”之间，真的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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