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凤霞:血山火海盗匪横行 我的四合院没了(图)


新凤霞:血山火海盗匪横行,我的四合院没了。图为吴祖光、新凤霞全家。(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接上文:新凤霞:他们打着共产党员旗号抢我四合院

和平里这边祖光也受不少累。房子是新盖的,但因文化大革命,分配来的干部还没有搬来就被打倒了。房子被大串联接待红卫兵站接收了,地上铺稻草招待串联的人。房子脏得下不去脚,气味难闻,地上堆满稻草,到处是脏布条,羊屎蛋。墙上画的乱七八糟:“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派”。祖光跟两个儿子一起打扫这间房,先从窗口把稻草扔出去,又用平板车推到垃圾站。这就搞了近一个星期。

从大房子四合院一下搬进这仅有四间的单元房,我觉得入了鸽子窝,心里可憋闷了。

住在这接待红卫兵的房子,看着墙上写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痕迹,我想着当时的情景。那是1966年红卫兵串联闹革命,我是到处打骂批斗被审查对象。每天我都被他们叫出来打骂,有的人根本不知我是干什么的,为了表现他革命,举手就打。那时祖光被关在他的机关牛棚,我留单位审查。单位大部分。人都出去串联,留守。人员在家接待红卫兵。单位大屋子排演场全腾空了,地上铺稻草,草上是麻袋,当中一条留出走路。我们单位接待的是南方来的红卫兵。北京的冬天冷,冻得一群孩子缩着身子挤在一起,好可怜哪!单位动员给红卫兵捐献衣物,我把棉裤、棉袄、毛衣、毛裤、被子、毯子、棉鞋都送出去了。我想谁家都有儿女,他们太可怜了。他们中间还闹了很多事,都是十八九的青年人,男男女女为了争风吃醋大吵大闹打人消气。我给他们生炉子,打扫卫生,他们在墙上写“打倒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和平里这刚刚盖好的新楼,也搞得这般光景。这叫文化大革命串联。

这时我和祖光可以回家,住在这四间小房,不久我又被送进牛棚了,两个儿子上山下乡走了,女儿跟着带她的阿姨走了,公公已在“文革”前去世,家里只有老婆婆一人。这时我闭上眼想谁呢?丈夫他心宽能想得开,我可放心。老婆婆有知识经过大灾大难,能忍耐,我也放心。两个儿子上山下乡,年轻力壮,能吃苦我也放心,小女儿跟着张阿姨去她家,带去了钱和物也不会受苦。想来想去还是自己怎样对待审查我的这些“群众”吧。我被关了一年多回来,已是1971年底,忽然街道上的积极份子冯素英动员给她腾一间房子,而且指出要四间中最大的一间。我前脚进门冯某后脚就逼我腾房。她那黄脸上的薄嘴唇可能说了。她说:“论阶级我们是红五类,无产阶级,论革命我们是造反派,论人口你们家现在只有三个女人,我们三口人占一间,这是合理公平的吗?再说你们是被抄被斗户,要不是为了革命,你们叫我搬进你们这里我还怕受牵连呢?”我气得简直要发疯了,我说:“你不该要我腾房,你们这么革命还要非挤进我们家吗?”冯某板起面孔说:“对,这就是革命需要。”

派出所的户籍警还不错,他对冯某说:“你想搬进新凤霞的房子,等她下个月从干校回来再说。”冯某表面答应了,可是她天天来找婆婆,老人实在受不了。今天她搬来一个炉子,明天拿来一卷破席。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能卖的找到张自忠路委讬店,请他们来我家帮忙,把屋内家具卖掉了。1974年我的二儿子吴欢从黑龙江兵团回来,他是得了肝炎回来养病的,我把他爸爸的大衣、棉裤、棉被给他用上。冯某住进我们单元,老是鬼头鬼脑偷看我们家的情况。一天深夜十二点多,有人砸门,我们一家吓得一动不动相互看着,婆婆指着冯某那屋,我明白了,准是她又在捣蛋。我起身开开门,五六个警察手提着电筒进来问:“吴祖光回来啦?”我心一愣,我还以为真回来了,用力向四周看,跑下两层台阶。警察很凶地说:“你们都出去!”女儿和婆婆被他们推出站到楼道,儿子吴欢躺在床上。警察看见床上躺着人说:“这是谁?”另一个说:“吴祖光。”他们野蛮地进了我的房里一个上去掀起被子,看见是我是儿子,有点心虚了。我看他们这样无理,气得浑身发抖,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相互不开口,看看冯某那屋,我明白了。大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说吴祖光回来了?”没想到他们说:“有人汇报说吴祖光回来了。”我知道是冯某汇报的。气得上前一步对准码某屋大声说:“吴祖光回来了又怎么样?现在受审还没定性呢,住在我们家屋里,水电费一个钱不拿,还偷偷地害我们。”

我说着出门对着婆婆、小女儿说:“进来!为什么让我们家的人站在外面!我也是苦大仇深的人,咱们铇铇底,还不一定谁是资产阶级呢?”我理直气壮,冯某躲在屋里不出来,警察一声不响。我又说:“你们看看,我儿子是从东北建设兵团回来探亲。他有病啊!你们闯进来好像是抓特务!”警察一个个灰溜溜的,我又大着胆子说:“我是受审查,可是你们来我家可有单位的信,我有组织。吴祖光在干校,现在多少人在干校,难道你们都去人家在夜里搜查吗?汇报的人你出来,当面说说见见阳光!”我问得他们无话可说。冯某一直没有出屋子,警察们一声不出,亏心的下楼走了。我对准冯某屋子说:“以后你放明白了。我们受审没有定性,再要像老鼠胡串,我就让你搬走!这房子是我用四合院换来的。房权是我的。”老婆婆害怕地向我摆摆手,我也摆摆手说:“别怕,我明天去干校,这房子是每月我交房费水电费。住在这里一文不交,还想捞点什么政治资本!说好了,政治运动过去了,一切都要算清楚,我相信国家不会剥削老百姓的,可是老百姓也不能欺负老百姓。咱们是朋友,是邻居,就知点趣。革命暴风雨、打倒、油炸、炮轰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审查会有结果,是什么问题自己知道,以后大家互相照应。”我这一大串话是对着冯某的门说的。她一声不响,也不出屋,从此冯某也不那么凶了。我心想她是家庭妇女,丈夫是党员,有时借用东西,跟我老婆婆还说谢谢。只求他们老老实实住在我们这,我在干校也放心。想想马家庙那家姓姜的还算好些了。只是冯某她嘴里不断说:“我们是红五类,无产阶级……”好讨厌!

我从大兴县天堂河五七干校回来,调到西城区挖防空洞,比在干校不能回家强多了。每天早晨顶着星星出门,晚上披着星星回家。跟冯某很少见面,也就井水不犯河水。她仍是白住房白用水电一文不给,我也不为这事跟她纠缠。

1976年唐山地震,北京受了影响,我躲地震去了河南。就在这时,给祖光分配了房子在东大桥。这次搬家祖光没有通知我,他一人搬好了家,从河南把我接到北京。

1978年政策落实,我和祖光几十年错划右派的冤案平了反,我们全家高兴极了。祖光最可贵的是,记者、编辑都一个个来约他写有关1957年错划右派的回忆录和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事情。祖光说:“我不写,这事过去了,没有再写的价值了。”祖光一个字也没有写。

我从河南回来,房管局办公室的同志来谈关于私房落实政策的事。当时因赵树理去世,他的夫人和孩子去了山西,另有安排;艾青一直住在北方饭店,要求把房子修缮成原来的样子才搬回去;老舍先生虽早去世,夫人儿子也都在北京,要求回原来的房子。我们这些人都是挨整对象,房子都被人抢占了,改建得乱七八糟了,再恢复需要大工程。

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多次来找祖光说:“马家庙这所房已经住进七、八家,房子拆改得乱七八糟了。如腾空再修缮,国家得拿出几十套楼房钱。你如果放弃这所房子,就给国家解决很大困难。”祖光厚道,他从来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什么,为了国家他可以付出一切。同那些想尽办法从国家手中要这要那,争出国要待遇的人一比,祖光的为人多可贵呀!他动员我放弃四合院,住楼房。我说:“国家困难这是自己造成的!闹革命,好好一个国家,左一运动,右一革命。国家整得穷了,也把老百姓整得家家不安。咱们一起买房的人,不是都决定要回空房,房归原主吗?咱们更有理由,我被整成残疾,住平房四合院方便。国家自己整的自己承受,我们是受害的。”

最后,祖光还是同意写一个捐献给国家的信,收回很少象征性的钱。

至今我仍说祖光太傻,把四合院让出了,住房还自己拿房钱!祖光从没有一句怨言,他说“全北京不都是这样吗?只有个别人有办法要回原来的房,咱们哪儿有这个功夫?”

“四人帮”被粉碎了,各方面“落实”政策,私人房产落实政策负责人李某,亲自找我和祖光合计如何落实。并举出了几家房主,诗人艾青、作家老舍先生及赵树理、京剧演员张君秋、赵燕侠、马连良、谭富英等等,房产归还是十分困难的事。国家十分困难,每个院子都住了很多家,有的一户三代人,两代大男大女同住,如果把房户搬走会给国家增添非常大的困难,如我们的房已住进八九家人,要把这些人家迁走,国家要拿出大批房来。国家实在难办,因为不是一家的问题,祖光是个忠厚人,他看见房管局落实政策干部说的实在难,也想到全北京市房产落实要国家付出多大代价。祖光跟我商量,如果咱们放弃四合院,有几点好处:(一)是给国家减轻负担;(二)落实政策的干部也好说服别人,工作好开展;(三)咱们如回四合院,两个儿子都成家了,两个儿子,两房儿媳,孙子、孙女两个家庭住在一起,要你当这个大院的院长啊?你身体又受了伤,行动不方便,更不能操心受累。现在就要按照现在的新式家庭住。两个儿子他们单住,要求咱们住的离儿子不远,住单元房省事,问题也都解决了。

我一切事一向是听丈夫的,因为他忠厚,总是先替别人想,我也就无理可说了。

看好了东大桥一套四间房子,另两套居室,两个儿子各住一套。他们各自住离我们近,十分钟就来了,随时通电话。两个儿媳妇也都有好工作。大儿子生个孙女,二儿子生个孙子。孙子、孙女也都听话,上学用功不叫我们操心。

我们家有现代化的传统,我的老公公是最早教英文的教授,因此一切新式,他有11个子女,都是青年自立,自己成家立业,都是国家重要干部,我们的两儿一女也是青年时就自立。

他们从小上学因受父母株连,被看成出身不好,处处受歧视,不许上大学,不许入团带红领巾,但我的孩子用功上进,四人帮被粉碎都上了大学。大儿子吴钢在鲁艺美术学院毕业,现是艺术家,在巴黎。二儿子吴欢在电影学院毕业,现在中央电视台当编导。女儿吴霜不许上中学,她自学了大学课程,第一次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又去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深造。

儿女们都各自刻苦独立。我和祖光也都落实政策平反,祖光体谅国家困难不搬回四合院了。

在落实政策干部的“动员”下,祖光写了一个“自愿”把王府井马家庙九号四合院捐献给国家的信。然后,在儿子们都不在家,我又在河南的情况下,他一个人搬了这个家,多么难呀!在没有一个人帮忙和支持下,祖光又雇了十几辆三轮板车。他一人骑着自行车跟着平板车大队搬家。儿子、女儿说:“爸爸是个老英雄,我们就是在家也插不上手。他也看不上我们干的活。”这么大一个家,东西这么多,一件件,一样样都要经过祖光安排摆放。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劳动改造深挖防空洞长达7年,身心都受了伤,手腕膝盖都有伤,气候一变化,关节疼痛。怕冷,喜欢暖和,祖光看了房子先把我的桌摆放在向阳的窗子暖气旁。为了开门关灯方便,都为我换了顺手开关。要说我们夫妻是国家干部,说实在的,任何事我们都没麻烦过组织,也从来没有沾过组织的光,自1949年直到现在没有住过组织上分配的一间房子,也没有用一件组织的家具。

我们的家搬定后祖光亲自去河南洛阳市六一三军医院把我接回北京。祖光处处都设计得为我方便。我不能坐低的沙发椅子。书桌上台灯、电风扇、时钟等样样顺手。笔纸、画画写字都准备得方便、好用。书架上我爱看的书都是他亲自摆放一伸手就能拿到。

自我做了吴家的媳妇,四十多年,祖光从来没有跟我发过脾气,也没有为什么大小事争吵过,总是谁对就依谁。但为了这所四合院,我经常留恋说:“你就是不听我的话,王府井好,是金子地带,你替房管干部着想可我的身体谁管?”

祖光气火了:“我管!咱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让人家佩报,不沾一点国家的光。”

现在我们住的楼是五层楼,我住四楼,对我这个腿受伤的人,上下楼是十分困难。但我这个人从小就习惯以苦为乐,我认为这也好,要逼我下楼锻练,克服困难,也是生活中的动力,正是因为四层楼,我必须慢慢上下,每上下一次也是一次很好的活动治疗。看来这个四楼是我终生的住处了。可是身在四楼却永远留恋着我的四合院,四合院曾经给我最大的幸福欢乐,可是永远忘不了那时的中国自己伤害自己,成了血山火海、盗匪横行的世界,我和我的全家都经历过来了。

新凤霞小传

新凤霞约生于1927年(1927~1998),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黄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

新凤霞6岁学京戏,13岁改评剧,14岁任主演,20岁以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演唱方法,发展为50年代至今的最大评剧流派——新派。文革期间,残酷迫害致病致残谢绝舞台,虽自幼失学,却努力自学从事创作,写作、绘画均有成就,并不断培养出青年一代的新派评剧演员。

代表剧目有:《花为媒》、《杨三姐告状》、《三看御妹》、《乾坤带》、《艺海深仇》、《刘巧儿》、《祥林嫂》等,其中《刘巧儿》、《花为媒》摄制成电影。

著作有《新凤霞回忆录》、《以苦为乐》、《我当小演员的时候》、《恩犬》、《我与溥仪皇帝》、《新凤霞说戏》、《我和吴祖光》、《新风霞评剧谱》、《(吴祖光、新凤霞诗书画集)及四卷集的《新风霞回忆文丛》等二十余种。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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