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地产的真实情况（二十三）(图)
2021年11月26日，北京（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1月18日讯】（接上文）二十三，我怎么样在《青年体育报》当奴隶；不是雁毛也能拔！
2000年2月，毕熙东在报社咖啡厅跟我谈去青年体育报当临时性校对的时候，关于报酬是这样说的：你一周来一次，一个月1000块钱。
那时候他的报纸，对开4版，一星期出一期。我一个月去4次，每次就是250元。当然赶上5个星期的时候，就倒点儿霉。总的来说还不算少。
但是后来报纸就改为周二刊，周三刊，2000年8月悉尼奥运会期间，报纸天天出版，2002年韩日世界杯足球赛，也是天天出报纸，2004年雅典奥运会还是天天出版，我的校对费一直没有涨过。如果是周三刊，我的工资就下降了66.6%。如果是天天出报纸，我的工资就下降了87%。由250元下降到33元，是不是下降87%？开始是4万字的工作量，后来报纸增加版面，我每次上班的工作量会达到8万字。这又是下降多少？如果是天天出报纸，每天8万字，几乎就是不挣钱。难道不是奴隶吗？
2010年9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二中民终字第14042号，这样写道：
另查，在郭军待岗期间，中国青年报安排郭军于2000年3月起到其子报《青年体育报》试岗，从事校对工作，每月发给编辑费1000元，并以采写见报稿件的质量和数量发给郭军内部稿酬，直至2005年9月《青年体育报》停刊。
这个判决书承认我在这里试岗5年半，世界上有这么长的试岗吗？
说每月发给编辑费也就是校对的钱1000元，但是不谈这张报纸的出版期数。
还承认我采写并且发表了很多稿件。有会采写稿件的校对吗？这就好比给一个将军发士兵的工资，说还按照他指挥战役的次数，给与报酬。
三个混蛋法官是：审判长王丰伦，代理审判员韩英，代理审判员汤敏志。实际开庭的时候，只有汤敏志一个人。现在中国共产党把绝大部分法院判决书都屏蔽了。前些日子我查百度网，一个叫天眼的网站，有我起诉报社案件的标题，但是内容无法看到。这些判决书我带到美国来了，一家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还把这些判决书都拍照存档，等着将来算总账。
我最初是群工部记者，为老百姓打官司，就是写批评报道。不是法院那种打官司。这是民间的说法。所以我很重视证据！
最近周孝正副教授被中国人民大学开除，没有任何书面证据，他后来对采访者说“我相信以后会有的”。这叫什么话？他还说：“我退休后根本没有看过退休金的存折，也不取，也用不着，不知道有多少钱。”
人家问起他被开除的具体内容和细节，他说就是学校的一个老师给他口头传达了一个开除决定。此外，“就是钱的事儿”。语气还很轻。好像根本无所谓。
中央事业单位的干部是3个退休金来源：单位一份，中央退休基金一份，下放到地方就是北京市社保局的一份——与地方上普通工人一样的一份。他都不知道，脑子里都没有这种概念。中央的事业单位，原来是自己发退休金。2017年才实行“改革”，中央财政给了北京市几十个亿人民币，北京市社保基金才接纳了这些人。这样就把一份退休金分成3种。我那年来美国了，周孝正也是那一年来美国的。第二年我问报社人事处离退休办公室的人员，他们跟我讲的。周孝正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概念！那您到底是哪一份被学校停止发放了啊？这样的社会学副教授，是怎么样的糊涂啊？跟共产党打交道怎么能这样？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对退休金无所谓，就让共产党有了将来停发所有人退休金的理由：反正你们也不看存折，也不花，也不需要，还要捐出去。那我们就不发了，省得给你们添麻烦！
法官们回避了我的工作量大大增长这个事实。马克思说按劳取酬，但是共产党的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二中院、高级法院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青年报避开了“劳”——工作量。所以共产党只是土匪和黑社会，他们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北京市高法的程序，就是走过场，不开庭，只是有一个60岁以上的官员在给我“民事裁定书”的时候见了我一下。他们这里专门安排离退休干部返聘，弄钱花，好买更多的房子。他倒是说了实话：“这种事也不能弄到法院来，法院怎么管啊？应该去上访。”等于都是否定依法治国的理念和号召。当然这也是现在习近平玩儿老百姓的一个骗局——什么事情都让你去法院起诉，耗的时间很长，花的钱很多，最后你被他们耗垮了，甚至死了。他们就没事儿了。
报社不给我的记者证更新，就作废了，我就进不去团中央。只能是在后门跟信访办的人说说。这个人叫刘雁均，电话号码85212115，团中央值班室是85212302，总机是85212288。当时主管中国青年报的团中央书记叫尔肯江（那时候还是胡锦涛执政，还没有大规模收拾维吾尔族人民，还要打着维护维吾尔族人民利益的旗号，提拔任用维吾尔族干部），电话85212309。刘雁均特别胆小，劝我忍：“可别让报社知道你联系我们，要是知道了，对你更不好了。”说话都哆哆嗦嗦。吓死他。你说中国人还有什么活路？所以我就觉得上访的人都是特别傻，飞蛾扑火啊。
从工作内容上说，我也不是校对，是按照编辑、主任的标准改稿子。开始毕熙东还不让我改大标题。他曾在走廊里，当着众人的面，指着我的鼻子大喊：“你不许改动大标题”。结果就出了刘华平把台湾男排当成国家队的事件。以后，毕熙东也不坚持这一条了。
因为工作量太大了，有时候我也顾不上，改不过来。特别是毕熙东的干儿子辛明，从小就进了北京军区的篮球队，文化水平特别低，他的差错都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因为工作量太大改不过来；再者，改稿子的人总是要根据一般人容易出差错的习惯去改。不能每个字，每个句子都改。一个晚上，就是四五个小时的时间，怎么可能都改呢？电脑工人也改不过来啊。辛明那次给中国男篮出征雅典奥运会做大标题：“中国男篮的目标：保八争十“。保住第八名，争取获得第十名。这不是很可笑吗？也不会做到啊。只能是保住低的名次，努力争取高一点的名次。所以应该是“保十争八”。要不然他就写“青春不在”。应该是“青春不再”。再，就是第二次的意思。这两个差错都见了报。都是大标题。
只恒文都是以我的改动为准，有时候也会改出了我没看出来的毛病。赵维君是电工，毕熙东的专车司机，但是喜欢摄影，毕熙东就让他兼职摄影记者。这种工作有钱啊。（这就属于“一线”了。按照报社内部的说法。所以，2007年我上班之后，报社编委会开会决定：郭军只能去检查组，“二线”。所谓二线，就是不对外，收入就少。）那一年中秋节，患了骨癌，截掉一半大腿的中国男篮名宿钱澄海与几个篮球名宿一起过中秋，赵维君拍了片子，写了说明：“钱澄海与钱澄海共度中秋”。这种差错谁能想得到？是毕熙东让电工当摄影记者不对，还是我一晚上挣几十块钱改8万字稿子，没看出来不对？只恒文不管那一套，也是说了我半天。
我也给辛明使坏，那年打过WNBA的隋菲菲回到中国，有人采访她母亲，她母亲说：“我们生孩子也不是为了挣钱。”辛明打成了“我们生孩子也不是为了争抢”。他是运动员出身，知道“争抢”篮板球啊。我不改，故意只画了一个问号。辛明觉得我全改了差错，根本不看我的改样，就给了车间电脑工人。他也看不过来，一个晚上编辑6个小版面，每个版面5000字。但是钱多啊，仅仅编辑费就是600元。所以他大学毕业一年就买了大房子。我挣33块钱，一晚上。全给他改过来？我心理也不平衡，我毕竟不是雷锋啊。只恒文看出来了，就给我上课：不能较劲，要以大局为重。
他是歪理邪说的鼻祖，至少是特级大师！他要是去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比华大妈华春莹、战狼赵立坚，强100倍，能把全世界人民的鼻子都气歪了！你还没办法跟他讲理。要是讲理，你的鼻子就更歪！
所以我也不能说“我是以待岗职工的身份上班，工作，别对我要求特别严。”我这样说过，每次他就会说：“看看，你又来了！就你这种态度，我要是毕熙东，也不给你解决。不改变你的态度，你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口号，但是只恒文和毕熙东一直让我学习、落实到2005年9月。毛泽东死后30年。所以共产党和毛泽东就是伟大，不服不行！我就是战犯，一定要好好改造思想。其实毛泽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比我接受的改造轻多了，浅多了。我就按照只恒文的要求，改啊改啊，一直到6年后报纸垮台，关张，我还是待岗职工。北京市三级法院对这6年我的工作状态的描述是：“试岗”。我这么长的时间试岗，算不算吉尼斯记录？我1990年就获得了新闻专业的中级职称，为什么还要试岗？
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表现力最丰富的语言，但是用它来描述只恒文的坏水儿，都不够用。比如成语雁过拔毛，最多也就是把大雁的毛拔了。但是只恒文能把我的肉和血变成毛，再给我拔掉。
我最发愁世界杯、奥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了。时间很长，青年体育报要出一个月的日报，没开赛就造势。我是校对，来了稿子改稿子，一般是晚上6点来稿子，但是只恒文要求我下午两点就到。那就不能睡午觉了，吃完饭就要骑车从望京附近的花家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阳区武装部的宿舍楼出发了，到建达大厦9公里。后来搬回到海运仓的报社，10公里，最后，2004年雅典奥运会我们是在东四六条街道办事处出报纸，离我家12公里。大中午，顶着烈日要骑车40分钟。夜里2点才能下班。连续工作12个小时。这是不是奴隶？法院不管这个。
2点到6点，4个小时没有稿子，闲得要命。那也必须来，因为只恒文另外给我两个任务，一个是陪他聊天。毕熙东用很多人轮流当老二，架空只恒文，他就痛苦，就要找人发泄。我就是那个耳朵。还要出主意，还要开导他。第二个活就是给他改稿子。他都是从网站上下载几句体育新闻，加上一两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打印出来，让我“带着灵感校对”。200字的东西，给校对成1000字。他就发表一篇体育评论。每篇至少100元。我这么穷，但是他能让我给他发钱。每天！你服不服？这样的情况基本上持续了5年。
他有歌唱家的艺术，不是都唱低调，也不是都拔高音儿，高低都有。骂完我也会夸我。比如他写了一个关于袁伟民的评论，他是中国排球协会新闻委员会委员啊。他让我校对，我以前当记者的时候，买过袁伟民写的自传《我的执教之道》一书，就把其中的一些内容加了上去。只恒文看了，还说不好，但是过了些日子，他特意告诉我，那篇文章在《中国排球》杂志还是网站上发表了，反应很不错。他表示“自己原来觉得没必要引述袁伟民自传上的资料，现在看，你是对的。”你看，已经都是副处级副县级的干部了，还这么谦虚，这么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不贪功。
他在这方面确实比毕熙东强一些。2001年中国男足靠着足协副主席张吉龙的抽签，进了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好像那届世界杯是32个队进决赛，一般都是24个队。中国那一次估计就是空前绝后的进决赛了。毕熙东作为足球新闻大腕，也要展示一番，写长篇评论。他已经完全拒绝采访了。偶尔跟足球教练见面，喝酒，之后写稿子，叫《毕熙东VS某某》，比如VS国家队教练沈祥福。里面净是这样的话：“你赛前对队员的训练，量大了，所以一开赛，你的队员放不开，手脚发紧。是不是？”沈祥福赶紧说：“您说得对，我赛前的运动量是大了。”“你知道你现在最需要干什么吗？”“干什么？”“好好陪陪家人。”沈祥福：“对，您说得对，这些年对家人欠得太多了，应该多陪陪他们。特别是我夫人。”等等。
2001年毕熙东写庆祝中国男足进决赛圈的评论，不写足球，写秦朝的三个将军前赴后继开凿灵渠。为了打仗，运输粮草，就要开挖灵渠。因为困难大，前两个将军没有按期交工，被杀头。第三个完成了，竣工之日自杀了，表示对前任的尊敬。这就是三将军墓的故事。毕熙东认为秦军没有汽车和轮船，不能打到广西，只能打到湖南，就把灵渠从广西搬到了湖南。事后，广西的一个大学教授给毕熙东写信，指出了他的错误。毕熙东让我写个更正。我拿捏不好措辞啊，没有提笔立就。他就很快把稿纸抢走了，说我废物，不会写更正。他倒是没赖我没有纠正这个差错。
关于怎么样改毕熙东的稿子，只恒文给我定过严格的纪律：只许改错别字，不许改标点符号，不许改逻辑、语法和知识性差错。政治性差错也不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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