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地产的真实情况(十)(图)


北京鼓楼(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12月30日讯】(接上文)十、“毛主席干嘛支援黑人啊,(他们)也没有户口?”

中国共产党1920年成立以来,从头到脚,每个细胞都充满了荒唐荒谬和无耻、邪恶、吃人的本性,他们干的事情无一例外都带着这种烙印,中国现在的房地产也不例外!

中国1958年以前是没有户口的,有了户口,分为城市的农村的,就把中国人先分成了两种,政策不一样,待遇也不一样,人生也就不一样!就是“全过程民主”的人大代表选举也不一样,市民一个人算一张选票;农民是三四个人算一张选票。

从1958年到1985年,我的北京市城市户口基本上都在北京市通县通州镇贡院胡同11号。文革前是住这个院子的门房,20平方米;轰走又回来,住的是耳房,8.3平方米。

对门是6号,几排新砖房,一个很大的院子。三四排房子,最里面那排住着汪家。男主人是民国时期的大地主,解放后很快被抓起来判了重刑,直到70年代才被放出来。我母亲王碧波那时候每天早晨要义务清扫街道,傍晚要站在胡同里对着毛主席画像反思自己的罪行。至少一个小时。老汪出来后和我母亲一个待遇。

他年轻的时候父母包办婚姻,为了得到女方的嫁妆,娶了一个很难看的女人,门牙外露很多,外号“呲牙宝”。老婆的娘家是东关的,京杭大运河的码头,那里最繁华,类似于北京城的王府井,今天纽约商业区。还要繁华。除了商业,还有服务业,包括妓院,她娘家就是开妓院的,当然很有钱。呲牙宝生了7个孩子,6个儿子,1个女儿。除了能上班的孩子交饭钱,就是吃房租。这是解放后,文革前。我母亲干活顾不上我的时候,我跟着这个汪大妈上过街。比如跟她去换公债。那时候人民币非常值钱,有1元钱的国债,10年后,国家给1.40元现钱。好像还领过房租,似乎是私房交给房管局管理,房主去房管局领房租。文革中,索性就没收了,房子也让红五类随便住,再交房租,是给房管局,归国家。

大儿子因为出身不好,城里姑娘都不嫁给他,就在农村找了一个媳妇,这种农民嫁进城里却没有户口的人那时候叫“向阳花”,因为有一首歌的歌词是“(人民公社)社员都是向阳花,齐心合力种庄稼”。农村户口是没有粮票的,一般是在村里拿来一些粮食过日子。北关就是属于农村了,还有电磨房,我经常去那里把原粮加工成面粉。给点加工费。一斤是一二分钱。“向阳花”也不能找工作。所以生活就很苦,闲得要命。那时候,60年代,毛泽东大力支援非洲的几个穷兄弟,主要是刚果,至于是刚果(金)还是刚果(布),我今天就没有印象了。那时候我六七岁,上了一年幼儿园,小学还是“二部制”——教室少,每天只能上半天课,两个班使用一个教室,不固定,所以我们要看黑板,才知道下一次上课在哪里。这个小学叫靳家胡同小学。现在和县城一起拆没了。所以我当时没有世界理知识,就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穷,毛泽东对黑兄弟也特别好(这一点习近平完全继承,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给钱,给物资,搞大游行,开大会,还是在天安门广场,声援。每天新闻都是这方面的消息。还成立了一个专门为非洲人越南人办的特务学校——语言学校。现在叫北京语言大学,除了国际关系学院,这是共产党的第二所特务大学!甚至是恐怖组织学校,因为直接培养第三世界的游击队队员,队长。现在还很火,一万多师生。为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提供了大量师资。我2006年——待岗期间在这个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学了“对外汉语教师专业”。它是习近平搞大外宣、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力军。

毛主席对远在几万里地以外的黑人那么好,大嫂子对这个特别不理解,她应该是小学毕业,文化不高,就整不明白这件事,天天嘴里念叨:“毛主席干嘛支援黑人啊,他们也没有(北京市市民)户口?”她是唐山人,很侉,所以很有喜剧效果,这个段子就是今天的郭德纲也难望其项背。

她婆婆家住两间新房子,他们两口子结婚后搬出去,在大圣庙胡同又找了房子。虽然是黑五类子女,但是老大在房管局修建队干活。近水楼台先得月,怎么着也能混一两间房。文革前,人们生活很困难,每家每户都没有什么家具,和衣物,孩子们都小,对住房的需求不是很大。老人们很少有退休金的,营养不良,一般就是活到60多岁。自古中国人就有一句俗话:“人生七十古来稀”。

所以那时候,中国人像我这个年纪,哪天就死了,很随便。不死也受罪。我们胡同一位老人,卧病在床,大小便把床弄脏了,儿媳妇给褥子上垫的是炉灰,就是煤烧过之后的渣子。比沙子粗多了,多难受!几天后死了,她儿子穿着孝服,和人家说起此事,还是笑嘻嘻的。但是那时候死人会出殡,抬着棺材出城,孝子要走在前面,摔尿盆。1997年我搬到望京地区的花家地之后,这里的住户还经常搞出殡的仪式。还有一个民间的哀乐队,中国人叫“响器班子”。他们经常在四环路望和桥的底下练习。上面是隆隆的汽车开过。但是一晃20多年过去了,这些人也死得差不多了。他们是本地的村民,政府占了他们的地,盖了居民楼,他们就成了市民。但是还保留着许多农民的习俗。其实这也是房地产的一个内容,所以顺便说说。

那时候,我也是骑车上班。甚至文革前林业部副部长的儿子李大同,我们报的处级干部,后来以“民主派”的身份在海外招摇撞骗的,也是骑自行车上班,那时候中国的私车很少,所以房地产就先从城市周围拆起。一次我下班,在四环路上看见一只野兔在拼命奔跑。那时候还有一些残存的麦田,但是人类的活动越来越多,庄稼地越来越少,野兔就藏不住了。我当时想它也是死路一条了,很为它难过。来到美国后,天天都能在居民区商业区看见各种小动物,火鸡松鼠野兔,甚至晚上开车看见过狼。这说明一个道理:中国的城市已经过度开发了,开发强度应该是美国的10倍以上,北京更是达到了几十倍。所以就会出现郑州水灾淹死人的事情,今年北京的地下通道也淹死了一对老夫妻,还是铁道部的退休干部,是政委一类的官职。铁道部过去是半军事化组织。一位在美国的华人说:“美国就是一个大农村。”笑话美国的城市太简陋,房地产不如中国。其实这恰恰是美国比中国好的地方。

大圣庙胡同附近是一个监狱。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武警,是解放军的“公安部队”,区别是穿绿上衣,军裤是深蓝色的。我看见过他们的反越狱演练,班长仰面躺在地上,等着抓他的战士上来,脚一踹,踢倒对方,站起来反击。

老二是15岁参加解放军,但是没去了朝鲜,回来后进了邮局。好工作。但是1958年打成右派,劳动教养。在唐山。那时候通县还属于河北省,所以我父亲、老二都是去河北省的地方劳动改造。大约是1963年,通县才划给北京市。老二再回来成为临时工,就是今天的灵活就业。那时候,街道办事处(贡院胡同9号,隔着大水胡同,挨着我们院子)每天早上这些人都去等活,来了活就上班,壮工一天一块五,瓦工一天一块八毛钱。老三被打成反革命,进了监狱,老四是小学老师。还是农村小学。出身不好,就只能上师范学校。教师的待遇一直都不好,所以现在习近平受不了培训学校成了上市公司,腰缠万贯。老五是在镇里的木器厂当木工,主要的产品是马车车架子。那时候农村包括北京地区,马车是主要的运输工具。70年代,我插队的时候,有了手扶拖拉机。可以上公路,速度很慢。类似于摩托车,没有驾驶室,司机冬天很冷。老六是女孩,汪小惠,在农村的供销社当售货员。出身不好,就不能在城里的商店卖东西。共产党特别能耍人,“治不了你们?小样儿!”老七初中生。

1966年8月毛泽东搞红色城市,把黑五类都轰到农村去。他的判断和设想是黑五类原来都是农村的老家。但是,汪家男人一直是城里人,女方也是城里人,东关运河边上的。所以就轰不走,只能是打一顿,继续留在城里。也不敢经常打,毕竟他们家还有5个大小伙子。

黑五类和临时工轰走了,空下来很多的房子,归房管局管着。机灵的送点礼,就能得到。后来,住房改革就等于白得了几千万元。我小学同学王双起的父亲就是这样的机灵人。他家住三间平房,租的私房。后来又弄了房子,所以80年代以后,加上分的房子,房子就很多,1997年房改,他们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有了很多的住房。所以,住房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不合理的。荒谬的。他母亲60岁就脑梗了,长期住院。王大爷解放前是在前门附近的商业区开眼镜店,手艺很好。所以后来公私合营就进了北京光学仪器厂。据说这个厂子的望远镜比苏联的还好,与德国的不相上下。这个厂子在新华大街西部的路北,左右和后面都是麦子地。1986年王大爷退休了,自己办了一个眼镜厂,也有销路。肯定就挣到了钱。没退休的时候他把二儿子王双印也弄进了北京光学仪器厂。这个厂子后来也拆迁了,位置很好,大家都会得到住房。

王大爷想得开,自己也单有房子,不跟儿女一起过。他有钱,找了一个40岁的女人同居,比他小20多岁,30岁。女人还有个孩子。王大爷一起养着。那么年轻的女人,王大爷夜里不寂寞,白天有人疼,有人做饭。前些年他死了,80多岁,王大妈先去世的。王大爷的房子也许给了女方。王双起跟我说起过此事,他不反对他爸爸的做法。

我的初恋,叫杜晓江,是同班同学。她爸爸是我们通县三中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她家住在司空分署街,4间新砖房。两间西房,两间东房。一开始红卫兵给我们家一间新房子,也是在贡院胡同6号。那时候,共产党根本不大规模建造住宅。就是房管局的修建队零星地盖一点儿。所以很稀少,我的印象就特别深。杜晓江的家地方大,学习小组在那里,所以我很熟,老去学习。我们几个班干部成立这个小组是帮助一个蹲班生,回民,叫杜见民,能打架,其实个子很小。多年后在监狱打死了好几个白天老欺负他的狱霸,是夜里拆了一把椅子,用带钉子的椅子腿打太阳穴。被枪毙。

杜晓江家的新房肯定是特殊待遇,她爸爸是革委会副主任,就会有势力,房管局就会优待。1980年前后,她爸爸杜长河已经是县教育局副局长。我母亲去教育局要房子,教育局政工科的干部说“教育局房子紧张,杜局长家也是只住两间平房。”我母亲说:“他家是4间房子。他儿子和我儿子是同学。”教育局的说:那两间给他儿子了。

局长儿子结婚就可以有房子,就不算局长的了,我们家就不行。我爸爸1948年就开始在通州女子师范学校教书。北京是1949年解放,我爸爸是解放前就参加了工作。工龄比这个国家长,但是就是不给房子。这就是共产党的道理。

局长后来分了楼房。她家三个孩子,杜晓江是老二,老大是杜潞意,我们学校芭蕾舞团,扮演白毛女的主角。比我们高一届,她弟弟小学五年级毕业上初中,和我们一届。姐三个后来肯定都是靠拆迁得到一套甚至两套房子。因为弟弟住了两间房。

杜晓江没插队,姐姐插队了,她就不用去了。有政策。她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印刷厂,国企。厂子里也分了房子,在新华大街,也是长安街的延长线。主干。她女儿是护士学校毕业。1985年出生的,但是前两年她告诉我她女儿在美国旧金山上大学,博士研究生,专业是细胞学。现在想这事,肯定是瞎话。护士学校毕业,当了好几年护士,后来怎么会学习那么好?当然来美国学习是真的。2017年她来过旧金山探望女儿。她和老公都是工人,哪里的钱供养女儿来美国上大学?经费可能就是房租,或者是卖房子的钱。她老公是城里人,那时候通县算远郊区。她老公的家在北京动物园附近,西直门外,也拆迁了,也会分到房子。她是党员,党支部书记,这些事情都守口如瓶。

这些证明,今天的房地产是从毛泽东、共产党过去的统治发展而来,户口,现有的住房,成分,就是爹妈的职业,都决定了房地产、商品房从一开始就很荒唐,就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我们住的大院子,方圆几十里都有名,叫程家大院。院子也是四合院,很高级的四合院。四合院是北京的特色,但是级别差距很大,紫禁城其实也是四合院,中南海也是四合院。中国人特别讲究方向,这是源于皇权。天子坐北朝南,北房为上。所以毛泽东习近平都喜欢天安门这间大北房!

其他的东西房,南房是女眷住,还是佣人住,都有讲究。我都搞不清楚。程家大院是三进三出的大院子。门房和南房是一排,大门是门道。前院只有南房和东西耳房。北部是二门。二门里面是中院儿,东西房各三间,北房5间,中间的房子有后门。最后是后院。七八间北房,东面一溜是东房,自成一个小院子。等于是有4个小院子。程家是哥俩,老二是国民党特务,没有及时撤到台湾,就在家里藏了几年。共产党知道后,包围了院子,老二就自杀了。老大和老二媳妇都因为包庇罪,抓进监狱,十几年徒刑。老二的孩子4个,最小的几个月。就没有抓走大嫂,让她管着这几个孩子的生活。最小的孩子和比他大一两岁的姐姐是我小学同学,一个班。他们家里就像猪圈,夏天也只能穿棉衣,太热,就把棉花掏出去。完全是乞丐。

这个故事想说明,中国人本来不缺房子,这个院子原来是一家人住,后来住进来20多户,又把程家的人都打跑了,这些住着房子的不少就得到了拆迁的补偿。老大死在狱中。大嫂也是城里人,而且身边只有一个癫痫病的儿子,完全不能劳动,生活不能自理。1966年轰到农村,活不下去,又回来,1969年,又搞“人人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运动,还是把娘俩弄到了农村,可能是死在了那里,后来就难以享受退还私房了。不过,老二的媳妇最后是刑满释放,回到了通县。总之,这样一来,不应该拆迁补偿的得到了补偿,应该得到的却被整死了不少。

中国的老百姓很多其实也是共产党的帮凶,他们不少人是靠这种方式得到了住房,住上了商品房。所以著名学者易中天也说:“我们都是土匪的后代!”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本文留言

作者郭军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