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坚所谓“严重关切”——没有半句真话(图)

2021-12-21 09:13 作者:宋国诚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1年12月20日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月15日主持例行记者会，就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实施制裁一事，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

化妆师？还是毁容师？

赵立坚是中国资深的战狼外交官，巧言善辩、反应机灵。在中外记者齐聚的公开场合，在中国这种“举国听一人”的体制下，赵立坚也只能抛出一些官定语言，以避免违逆上意。如果学者(如Lee McLntyre)把今日媒体氾滥、假消息充斥的年代被称为“后真相”(post-truth)，那么在“习近平体制”下则是“无真相”(no-truth)年代。发言人是政府的化妆师，以装饰国家颜面为己任，但如果把口红当眉笔，把项链当耳环，那就不是化妆师，而是“毁容师”。

对美国的三点指控：没有半句是真话！

显然，美国对中国的一连串制裁，已让中国感到愤怒。关于美国考虑对“中芯国际”实施制裁一事，赵立坚以几近“愤怒性关切”的语调，对美国提出了三点指控：一是指责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二是指责美国违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希望美国能够维护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和国际营商环境；三是要求美国停止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特定领域和企业的做法。然而，这三点指控，没有半句是真话，反而完全可以倒转过来掌掴中共自己的嘴巴！

首先，我们不懂什么叫“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亦不知“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概念是否存在宽化、窄化、激化或淡化等等变化，但如果以赵立坚所称的“泛化”是指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那么最擅于“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者，全世界非中共莫属！

从过去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客制化”的“反革命罪”，到最近的“香港国安法”第22条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哪一个不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泛化”？试问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名，哪一个是法律意义上的罪名？哪一个不是“政治斗争的泛化”？堂堂一个国家主席一夕之间沦为阶下囚，请问这是什么“化”？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仅仅“在会场外现身”维多利亚公园悼念六四事件31周年晚会，并点燃一根蜡烛，就遭到判刑13个月，试问这是不是“国家安全的泛化”？中国公民记者张展，仅仅因为独立报导武汉疫情就被逮捕入狱，目前处于生命垂危之中，试问这是不是“国家安全的泛化”？以上种种，罄竹难书、族繁不及备载。至于被集中关押的新疆维吾尔族人，包括那些老人、妇女、学生、儿童、农夫、街头小贩、小学教师、……，试问这些老幼妇孺有什么能力和体力去分裂国家或颠覆国家政权？将上百万维吾尔族人关进四面高墙、警备森严的所谓“再教育营”，是不是正是赵立坚所指控的“泛化国家安全”！

至于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云云，实际上，中国不仅利用科技和经贸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甚至把中国企业情报化、偷窃化。依据中国《国家情报法》，中国情报工作机构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支持、协助和配合中共的情报工作，不管是在境内还是境外；姑且不论中共在中外企业内设置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党组织”以进行监管和控制，也许就在某一天，只要党国需要，所有境内外的企业都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中共的情报机关；企业不是“在商言商”，而是“在商言政”，在《情报法》的大帽之下，企业既不能说“不”，也不能违法抗命！

中国军方收集基因资料，目的何在？

依据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的调查，中国正是利用所谓“军民一体化政策”(Military-Civil Fusion Policy)，通过电脑骇客或对美国企业的收购案，收集或窃取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隐私性数据，特别是生物科技、量子电脑和人工智能等等领域。依据“路透社”报导，中国企业“华大基因”(BGI)与中国军方密切合作，研发了一种新生儿基因测试，让军方能够从全世界无数人身上收集信息。“华大基因”透过与中共军方合作研发的“非侵入性胎儿染色体基因检测”(NIFTY)，搜集全球超过数百万孕妇的DNA、国籍、身高、体重、病史等资料，这些作为除了医学研究的目的之外，试问军方介入的角色是什么？军方收集基因的目的何在？

2013年起，“华大基因”就进入台湾从事NIFTY业务，与超过300家的医院、诊所、健康管理中心进行所谓“合作”，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高度风险。2013年“华大基因”收购了美国一家研究“基因序列组合学”的公司，在麻萨诸塞州建立一处生产基地，并在2015年投资了一家消费者基因检测公司23andMe，目的就是在收集和建立基因子据库。试问，中国的这些做法，是否正是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乃至逾越道德界线的非人化！

美国政府依据严肃和可靠的研究报告于12月16日宣布，决定将数十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受限实体名单，因为些企业和机构涉及滥用生物技术，并将之运用在军事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以“全民体检”为由，利用生物脸部识别(biometric facial recognition)和基因检测(genetic testing)，对包括维吾尔人在内所有境内的异议份子进行监控，甚至还利用这些技术对海外华人进行“跨境监控”，试问，这些作为是否也是科技的泛国家安全化？

中国可曾有一天遵守了WTO的规范？

其次，中国指责美国违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希望美国能够维护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和国际营商环境。中国什么时候祭起了“公平贸易”的大旗了？什么时候高呼“非歧视的国际营商环境”的口号了？一个采行“国家管制经济”－党管资本、党管企业、党管市场－的国家，究竟有什么立场要求别的国家遵守市场经济和公平贸易的规则？

中国“入世”已届满20年，西方国家开始思考和检讨，当年“带领”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当年认为协助中国经济发展将给中国带来自由化的想法，是否过于天真？即使经历漫长的20年之后，在10月20日的“WTO贸易政策审议”会议上，世界多国还是齐声指责中国长期破坏多边贸易体系，出于政治动机采取种种贸易干扰措施，包括运用加征关税、冗长官僚程序、蓄意阻挠等等贸易手段，阻挠他国商品的公平进口；姑且不论中国采取“政府补贴出口”造成世界性竞争扭曲，对外国企业进行强迫性技术转让，以及操纵汇率和偷窃科技等等恶行劣迹，20年来，中国改变了什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究竟改善了还是恶化了国际营商环境？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可曾有一天遵守了WTO的规范？

再其次，中国要求美国停止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特定领域和企业，实际上，打击特定领域和企业，特别是中国自己扶植的顶尖企业，中国堪称世界首屈一指，是中国“国家经济暴力”的鲜明例证，因为在中国，所有企业都必须“听党话、跟党走”，只有“党”才是老板；在所谓“爱国主义”的大棒之下，企业与企业家又何足轻重？

是谁在打压中国企业？

2021年2月，中共推出所谓《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所谓“反垄断”、“共同富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等名义，对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美团、拼多多等科技巨头以及支付宝、We Chat等平台，进行监管和打击，乃至于以“清除无良艺人”为由整顿娱乐事业，以所谓“双减”政策限制校外培训行业，导致数百万从业人员顿时断送生计。2021年6月，“滴滴出行”在美国低调上市，但上市后不到48小时，中共就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强迫“滴滴出行”下市。内行人都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基于《外国公司问责法》(HFCAA)，要求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中国政府干预其业务的风险”，并接受美国的财政稽核，然而中国一再拒绝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查帐，理由很简单，中国承受得住“家丑外扬”吗？中国顶得住政府监管和控制企业的内幕在美国被彻底掀开吗？中国扛得住利用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智财偷窃的丑闻曝光吗？又试问，以上种种，是否正是中共以国家力量对特定企业进行的无理打压？这其中几百万人的生计又何足挂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