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黄花岗72烈士中有多少富二代？（下）(图)
辛亥革命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网络图片）
方声洞：如花生命 终为革命绽放
黄花岗烈士方声洞为了寻求救国之道，17岁就赴日留学，投身革命，是中国同盟会的首批会员，广州起义牺牲时年仅25岁。
方声洞，字子明，福建闽侯人，1886年出生于一个福州富商家庭。父亲方芷亭，曾任桐乡县令，后经营转运公司，经常辗转各地，思想开明，对晚清政府的腐败专制十分不满。方声洞的伯公当时虽为朝廷官员，也思想开明，清正廉明。方声洞的兄弟姐妹中共有7人赴日留学、1人赴法留学，其中6人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方家是真正的革命家庭。其兄方声涛后来一直追随孙中山坚持革命，历经护国运动、护法运动。1918年，方声涛募捐继建黄花岗烈士墓园，使其初具规模。园中所立“七十二烈士之墓”墓碑，其上隶体碑文即为方声涛所书。
方声洞自幼聪明机警，胆略过人，志向高远，长于演说。听其演讲，声情并茂，慷慨激昂，闻之莫不感慨涕泣。虽出身富商家庭，却自小鄙视浮华，生活简朴，行不坐轿，食不嗜精。他在十几岁时就对他人说：“劳则习苦，俭则不匮，吾辈志吞逆胡，来日艰难，正未有艾，今不勖励，他日何能与士卒忍饥劳涉险阻乎？”寥寥数语，尽显少年英雄的鸿鹄之志。
1902年，17岁的方声洞随兄姊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成城陆军学校读书。次年，沙俄侵犯中国东北边境，激起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抗俄运动，方声洞与其兄方声涛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后更名“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恶邻日俄为争夺他们在东北地区的利益在中国的黑土地上燃起战火，腐败无能的清廷选择了保持中立。方声洞异常悲愤，“逢人便痛论国事”，认为不彻底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实行民主共和，中华便无崛起之日，必将永为刀俎之下的鱼肉，任人宰割。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20岁的方声洞随其兄方声涛、姊方君瑛加入同盟会，成为首批会员。
加入同盟会不久，因母亲去世，方声洞返回福建老家守孝。清廷专制下的压抑与闭塞，与海外同志的山海隔绝，让他陷入难以名状的苦闷与焦虑。他出尽家中所藏书籍，在家乡办起了书报阅览所，传播科学、自由、民主、平等的先进思想。1906年，方声洞返回日本，拟再入成城陆军学校学习军事。但摇摇欲坠的清廷担心这些留日的青年人起来造反，便与日本政府协商，规定中国的自费生不得在日本学习军事。这令他大失所望，但他革命的志向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为了推翻清廷的专制暴政，他又考入日本千叶医学校，志在掌握化学知识以制造炸弹，效力革命。
1911年，孙中山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在日本的方声洞被福建同志推选为同盟会第十四支部支部长的职务，以接替即将回国参加广州起义的林文。方声洞对准备回国参加广州起义的在日同志说：“诸君不许吾同死耶？是焉置我也。我虽不才，习医数载，颇自信有得。义师起，军医必不可缺，则吾于此，亦有微长，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今有死所，奈何阻我去？况事败诸君尽死，我能独生耶？留我奚意？”壮士为革命抛洒热血、慷慨赴死的凌云壮志，跃然于言语中。
1911年3月中旬，方声洞接到吴永珊（即吴玉章）电报，起义即将发动，但军火不足。方声洞在日本筹备到军火后，准备密运广州。临行前夕，他预写书信数封，嘱咐其妻子分期寄给父亲，以安其心。与朋友道别时，他笑言：“昔密开会追悼诸烈士时，君曾为文以祭，中有句云，‘呜呼！壮志未酬，公等卸哀于泉下，国仇必报’，我辈继起于方来，今所谓方来者，成为现在矣，宁不快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凛然慷慨之情怎能不令今人无限感叹？
从日本密运军火入广州后，他不顾劝阻，毅然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前夕，方声洞留言给父亲和妻子，“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然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
4月27日起义爆发，方声洞在黄兴的率领下，攻入总督署，在战斗中身中数弹而死，年仅25岁。事后，黄兴向党内报告起义经过时，说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
喻培伦：谋刺摄政王 血溅黄花岗
喻培伦，字云纪，四川内江人，1886年出生于内江县文英街一个富裕的糖商家庭。喻培伦少时聪慧好学，喜好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常窃启钟表及机械器具，察其究竟”。在西方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喻培伦对清廷专制统治的黑暗腐朽和东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辱深为愤懑。他给自己刻了一方印章，署名“世界恶少年”，表明向腐朽制度挑战的决心。
1905年喻培伦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东京警监学校、经纬学校、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他在赴日留学的初期深念非科学不能救国，起早贪黑，对学业孜孜以求，还实地考察了日本的洋瓷、火柴、制糖等工业。在考察学习的过程中，他还研制出一种安全无毒的火柴，为以后研制炸药和炸弹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随着国内时局的动荡，国运日益衰败，他实业救国的热情渐渐消逝，最终放弃实业救国的理念，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1908年，经吴玉章介绍，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喻培伦加入同盟会后，“舍豪华而尚质朴”，全身心地投身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之中。为了掌握研制炸药的技术，他考入日本千叶医学校药科，专攻化学。经过多次实验，他终于成功制造出一种威力强大而又安全可靠的烈性炸药和多种引爆方式。1909年初，喻培伦与汪精卫等在北京安置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沣，因事败时正在赴日购买化学药剂途中，才得免被捕，遭到清廷通缉。喻培伦被迫逃往香港，化名王光明、尤国楠（分别是“望光明”、“忧国难”的谐音），一面行医为业，一面继续研制革命之需的炸弹，并著有《安全炸药制造法》，由其弟喻培棣在日本秘印，广送中国的革命党人。这种制作炸药的方法被称为“喻氏法”。从此，喻培伦被革命党人们誉为“炸弹大王”。
广州起义爆发后，喻培伦前胸挂一大筐炸弹，一马当先，率四川和广东籍的同盟会会员直奔总督衙门，用炸弹将围墙炸裂后，攻占了总督大堂。而后准备继攻督练公署，途经莲塘街口时与清廷援兵遭遇。鏖战三个多小时后，喻培伦终因弹尽力竭被捕，英勇就义，时年25岁。殉难后数月，与同难同志共葬于广州黄花岗。
辛亥百年，风云变幻，白云苍狗，潮起潮落。回望来路，我们在寻求民族复兴、中华崛起的道路上是何等的曲折艰辛。那个沧海横流、英雄辈出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民族复兴的伟业还远未完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80后”富二代海归，忧国忧民，救亡图存，内争自由，外求独立，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一代青年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舍生取义成为他们自愿选择的人生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