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美院三个冤魂 党委书记的凶恶嘴脸(图)
1958年，中共开展“反右运动”，将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网络图片）
一九五八年夏天，浙江美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原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
我们这些被划定的右派分子，在等候最后发落时，曾被分成几个小组，每天在校内从事各种劳动。
这天上午，我和倪焕之、赵琦一起正在操场的东墙角下拔草，忽见泥水师傅黄宝根走过来向他们招呼了一声，便把他俩给带走了。我心里想，这很有可能是被叫去宣布处理了。中午时我回家吃饭，那时我和赵琦都住在栖霞岭的教工宿舍。刚一进院子，就看到黄宝根带着赵琦从他家里出来。当时赵身上只背着一个很简单的行李，也不见赵家有人出来送行。我急忙问他是去哪里？他苦着脸说还不知道。我眼巴巴地就那么看着他被黄姓工友急匆匆地带出了大门。谁知就是这样的一次碰面，竟成了我和赵琦最后的一别。
教师倪焕之、赵琦死于劳改
第二天早晨，我刚进校，就看到告示牌上贴出了一张布告，公布右派分子倪焕之、赵琦因有反革命历史，已送交司法部门法办。不久我从他们的家属处得知，两人都被判处劳改，送到奉化某一劳改场所。
那时倪焕之与家人一起住在外西湖朱公祠宿舍里。倪被送去劳改后，我曾多次去看望过他的妻子和孩子。听他妻子说，倪不断给家中写信，说劳改场里对他很好，只是生活条件较差。因此她不得不常常给他寄些吃的东西。有一次她寄东西时被一个邻居看到了，还传出了一些闲话，说倪实在是享受惯了，这样的人虽然住在劳改场里，也很难改造得好。
倪的妻子是位善良的农村妇女，那时他的一个男孩只有七岁。倪被送去劳改后，便已停发工资。他们是在极其艰困的生活条件下，不断设法给丈夫寄些吃的东西，期盼他能早日回家。
赵琦的妻子王适新当时是市立第三中学的数学教师。赵走后便由她独自抚养四名年幼的子女，不久就把家搬到了三中的教员宿舍。那时我们一家也从栖霞岭搬到了洪春桥。我们两家虽然相离很远，但王总是不断到我家来，诉说赵在劳改场地的生活情况，还特地把他的信带来给我看。有时坐得晚了，就住在我家。有一天，她突然跑来高高兴兴地对我说，赵有可能在年底前就回来。说着便把一封刚刚接到的信交给了我。
赵在信上说，场里的管理人员对他都很好，劳动上很照顾他，看来有可能在年底前被放回家来过年。
当时我看赵这封信和倪的信内容基本差不多，都说场里对他们很好，只是赵没有像倪似的提到需要寄东西给他吃。到那时为止，他们去劳改场还不到一年，因此我想是不会这么快就放回来的。每次信中所写的话，不过是些安慰之辞。况且他们所写的信也是必定要经过检查的。因此实际情况如何，家人根本无法得知。然而，王却信以为真。看到她那么高兴，我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
不料万没想到只过了三天，王竟哭哭啼啼地跑到家来找我，手里拿着一封电报，说是赵已经死了。只见那封电报的电文只写了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赵琦于×月×日病死，立即来场处理后事。
王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当时不停地哭，眼睛都哭肿了。从奉化劳改场回来后，她含着泪水对我说，她赶去那里时，赵的尸体已被火化，结果竟连一次面都没能看到。场里说他是属于暴卒，不知患了什么病，是突然间死去的。按照场内规定，凡是病死的劳改犯人，都必须立即火化处理。王觉得丈夫死得太离奇，但又无处评理，最后只好带着一件丈夫生前的遗物，一块瑞士手表回到家里。
倪焕之翻译艺术理论贡献大
就在赵刚刚死去不久，倪被场里送到了杭州市第一医院，当时肚子已胀得很大。没多久，即因患血吸虫病而不治身亡。
王因赵的死因不明，总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让她去找美院的党委书记陈陇，请求学院出面追问。她找过后回来对我说，陈的态度比劳改场的领导还要坏。陈说：赵琦是劳改场的犯人，早已不是学校里的人了。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和我们学校毫不相干。而且一个劳改犯人，死在劳改场里本是死得其所，是理所当然的事。请问你有什么权力去追究他的死因？
倪焕之先生和赵琦先生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呢？如今学校内知道他们的人已经不多了，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大都已经过世，幸而我还活着。而且他们两人生前无论在工作和生活上和我的关系都是甚为密切的。
这两位先生原都是我院副教授。当时倪焕之在理论教研组里做翻译工作，赵琦在基础课教研组教水彩画。这两个组，在“解放”初期都曾由我负责。他们都是江丰（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来杭州接管这个学校时，特地从上海聘请来的专才。
一九五六年应中央美术学院之邀，我和倪、钱同去北京，帮助他们建立美术史系。在筹备建系的过程中，首要任务便是把苏联刚刚出版的阿尔巴托夫所著《世界美术史》的欧洲部分译成中文。而主持这项翻译工作的人就是倪焕之先生。
说来实在可怜，像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从来也不曾有过一本像样的欧洲美术史，而所有美术学院也从来没有正式开过欧洲美术史的课程。自从美术出版社把这些译文出版发行后，我国读者才得以系统地了解欧洲美术史。应该说以倪为首，凡是在当时参与过这项翻译工作的人都是功不可没的。
赵琦不知划右派等于判死刑
赵琦学会俄文后虽然翻译的资料并不多，但当时他把精力都主要集中在教学和绘画上了。他非常关心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常说我不能误人子弟。并总是不断画出新的示范作品来给学生观摩。他自己不停地画，除水彩外，他的油画基础也很扎实。我每次到家去看他，都见他坐在窗前画画。有一次，我们一起带学生去兰溪实习，他几乎每天都在外面画水彩。他画了许多幅动态各异，非常生动的牛群。这些画回校后曾举行过展览，并给全院师生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一九五六年，我住在北京中央美院时，有一天，赵突然来找我，说他从来没到过北京，这次是特地到这里来画画的。我给他安排了住处，以后就很少再看到他。因他每天清早起来，买了两个烧饼揣在怀里后就跑出去画画了，就凭着这两个烧饼，在外面一画就是一整天。可以说在当时我院所有教师中，我还不知道有哪个画起画来能比他更为勤奋。
反右开始时他不在学校，到西北去写生了，还不知校内已经开展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不知学院早已把他定为右派，是学校特地打电报要他赶回来戴上那顶右派帽子的。
他回来的那天，恰巧我们在校门口相遇，记得他还笑着说：这是怎么搞的，怎么你也成了右派？看来把我叫回来也是在劫难逃。不过，我倒很想尝尝当右派到底是什么滋味。
那时我们何尝知道这顶右派帽子的份量！他回来的第二天，学校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大会，把他划成了右派分子。谁知对他来说，一经划成右派也就等于判处了死刑。
江丰非常怀念他的老友倪焕之。江的右派问题一经改正，重新恢复名誉又来杭州时，很想和我一同去看望倪的妻子与孩子。可是他哪里知道，倪当年被送去劳改不久，他的家人就被撵出了学校宿舍，弄得他们一家挤居在茅廊巷一个弄堂的过道里，只能十分勉强地在别人家的房檐下搭了个床铺住下来。那时我们全家曾去看望过他们，后来我被送到诸暨农村劳动改造就再也不知道他们一家的下落了。江丰听说这些事后沉默了很久，始终没有讲出一句话来。
极左党委书记陈陇的凶恶嘴脸
吴明永是五十年代毕业的学生，学习期间因生活艰苦患上了肺病，有一段时期曾在孤山“一片云”的宿舍里养病。他喜欢读书，写文章，并常把所写的文章拿给我看，在当时的学生中是一个非常突出，值得好好培养的理论人材。毕业后留校的他，曾被介绍去北京《美术》杂志实习，当过助理编辑。一年后返校在理论教研室教文艺理论课，做我的助教，并帮我创办我院和中央美院合办的学报《美术研究》。他对太平天国颇有研究，针对当时研究太平天国的学术权威罗尔纲的论点，提出过许多不同看法，并写成了论文。这篇文章曾发表在《美术研究》的创刊号上。
吴是在新到任的党委书记陈陇来校不久后被划成右派的。在陈的眼里，不管他有没有什么言论，及表现如何，既然是我的助教，与我的关系密切，便理所当然是小右派。
回想起当年陈被调来学校时，那种威势不能不令人发指。在他刚刚到校的第一次讲话时，竟然在大会上这样喊叫着：我今天来到你们这个美术学院，是奉旨而来，也就是奉旨而来的“钦差大臣”，要是在封建王朝时代，你们见到我都得下跪。早就听说你们学校里有什么“三金”（意指金浪、金冶、朱金楼），说他们权力很大，很厉害。如今“三金”全都成了右派，看他们还有什么可厉害，现在真正厉害的是我……
这个奉旨而来的“钦差大臣”果然厉害，没想他进来后感到这个学校所划的右派还远远不够。为了显示他的威风，即刻便把反右斗争重新推向了高潮，经他的手又划出了一大批右派。比如像邓野、张怀江等，在陈陇来校前，本是领导反右的人，但在他的手里竟都成了右派。尽管如此他还意犹未了，准备在那些老教授中再圈划出一些右派来，要把学校里的教授一网打尽。当他把整理好的材料送到浙江省委后，没想因为学校里所划的右派实在太多，早已大大超过了预定的百分比，以致未被批准，使得许多老教授都十分侥幸地逃过了这场劫难。
青年右派吴明永的惨死
被划成右派的吴明永，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被开除公职，留校察看，每月只发给十五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并曾被送往东阳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经过一年劳改又回到学校时，本来就十分羸弱的他已经重新患上了肺病，被分派在一间非常潮湿，永远照不到阳光的阴暗小屋里。那段时期，每逢去食堂午膳，他都会和我坐在一起，那时我们吃得都非常差。
当时他急需营养，并必须改善居住条件。为着这事我曾跑到人事科替他交涉过。可想而知，我这个老右派替小右派讲话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不久，他的病情加剧，虽被送到医院也并未得到妥善治疗。
我去看他时，见他住在一间挤满了二十多个床位的大病房里，十分嘈杂。他告诉我说自从住进医院后，很少能够入眠，病房里整天整夜吵闹不堪，使他难于合眼。外加大便干燥，吃不下东西。要是能够调换个病房，能够睡觉，病情便自然会得到好转。
我看到他干裂的嘴角上凝结着血块，心里非常难过，便急忙跑到医院的院长室要求给他调换病房。没想院长却对我说：目前病床十分紧张，要知道能够住进来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还想调换病房？我说病人睡不着觉，你们有责任使他每天都能休息。他说这不关我的事，你应该去找大夫。要是连这样的事都来找我，我这个院长的工作还怎么做。于是我便又去找了大夫。他说病人刚来时全都睡不好觉，多住几天就会好的。我说能不能给他配点安眠药之类的，让他每天都能休息得好些？但这位医生却说至于怎么医治，我们会考虑的。临别时我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吴，心想既然不能调换病房，若能给他服点安眠药片总是件容易做到的事。谁知我再去探望时，他的病情已经恶化。他说仍一直无法睡眠，每天仅能喝一点水。我又去找大夫，他说他的病本来就很难治了，因为是你们学校送来的，所以才住进来。我们还实在设法给他医治的。就这样，谁知没过几天，他就眼睁睁地死在医院了。
三十多年来，每当我想到吴明永的死，就非常痛心。要是他不因为我的缘故被划成右派，何至死得这般凄惨，何至于过早地离开人世。他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吴逝世后，他的弟弟从闽南家乡赶来，为他处理后事。他的遗体被送到凤山门外的火葬场时，除我和我的妻子董林外，在场的有他生前要好的老同学周昌谷、徐永祥等。沈润棠虽然和他一起在理论教研室工作，但自从反右后，便早已与吴划清了界线。谁料这天竟也赶来参加了葬礼。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张延芬。
张原是美院附中一个年龄最小的女学生，打那时起就认识了吴。她因家境不好而常常得到吴的照顾，一直称他为吴大哥。吴也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小妹妹一般看待，始终保持着那么种纯洁而又无比亲切的师生关系。那天，她哭得十分伤心。吴的遗体被推进火葬场时，全身覆盖着一张白布单，只有两只没穿鞋袜的脚露在外面。张不忍心让她的吴大哥在临近火化时还赤着双脚，便立即跑到外面为他买来了一双鞋袜穿在脚上。
当大家围立在吴的遗体前时，我忍不住满腔的悲愤，用力掀开蒙在他身上的白被单说：大家一起来看看吴明永的遗容吧！只见他身穿一套新的蓝布干部服，紧握着双拳。他那张枯瘦的脸已经完全变成了黑色，嘴角周围堆满了黑黑的血块，紧闭着双眼。看那表情显然是在极端痛苦中死去的。
在文革中我被批斗时，沈润棠竟然还站到台上声色俱厉地说：吴明永这个小右派，真是反动透顶，至死也没说过一句感谢党的话。他的反动完全是金冶这个死不悔改的老右派一手培养的。在火葬场上，吴临近火化时，老右派金冶还亲自揭开那块盖在他身上的遮尸布向我们示威，是在告诉我们吴是被迫害致死的。你们看老右派金冶对他所培养的这个小右派的死，该有多么痛心！
倪焕之、赵琦和吴明永这三位极富艺术才华的年轻教员的右派冤案，虽在一九七八年已得到改正，但反右运动迄今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他们的生平事迹和蒙冤而死的往事却早已随着岁月湮没无闻。我对他们的所知虽亦有限，但凡是亲历其境之事，却仍记忆犹新，永远无法忘怀。我是在深切的怀念中，本着无可旁贷的责任来写这篇悼念文章的。
二〇〇四年八月一日于巴黎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