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控制人的八种阴损招数(上)(图)


毛泽东时代,批斗整人迫害,图为学生批斗老师。(网络图片)

中共采用信息封锁、行政控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阴损招数控制百姓。如封锁信息,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一般读者无从对新闻进行比对选择。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

一、信息封锁

国际交流压到最低限度。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选择新闻解释(按国内政治需要来任意取舍国际新闻)。再由各报一律转发,统一口径,统一舆论,形成“三人成虎”效应。

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

媒体一律公费办,发行基本公费订阅,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每晚二小时政治学习包括读报)。

封锁信息,一般读者无从对新闻进行比对选择,不怕你不信。所以多数老百姓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欧美百姓生活比我们苦的多”,于是产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层可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资料了解真情。

作用:统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上知下,下不知上;内知外,外不知内。

二、行政控制

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文革中,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和每个人头上。

工农商学兵,全国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农民归公社管)。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资,外加户粮关系),在行政上也控制了个人(个人的自由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上学培训……等等,要经单位批准)。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个人(如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尤其个人秘密档案)。

甚至,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作出政治处理(轻则发动其他员工开批斗会,进行殴打。中则关进“学习班”“牛棚”——单位设的变相牢房,剥夺你人身自由。重则戴上“帽子”,使人具有“阶级敌人身份”,让人沦入贱民阶层,从而不具有生存保障权)。

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有单位管着你,无论你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

三、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后来全国“镇反”杀了上百万,也算阶级斗争的延伸应用。

此时,“阶级敌人”比较单纯,仅仅指地主富农资本家,新政权的原政敌(历届旧政权的骨干——警长、排长、保长、支部书记长以上——称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后来,罪名越来越随意,“阶级敌人”范围越来越宽:

从批判“清宫秘史”、“胡风反动集团”开始,意识形态跟不上“伟大领袖”思路的人员开始成为“反动分子”。

从“高饶事件”开始,党内政斗失败者成为“反党分子”。

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知识份子中有各种异议甚或无心说错话者,成为“右派”。

从五八年“反右倾”开始,党内对政策有不同见解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提出后,是凡对党对毛对各级官员不满的人,是凡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民百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风等被认为不检点(如通奸,不遵守纪律)的平民百姓,则成为“坏分子”。

文革中更为混乱,打派仗时各派均称对方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当过地下党或曾被俘的干部战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务”。

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派”而被冲击打倒。

红卫兵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压垮时,其中抓了百万人,罪名是“516分子”。

同时有效转移了民众对贫困生活现实的视线(民众以为,生活贫困是因为“阶级敌人”造成的)。

四、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是采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通常分四阶段:

1、动员阶段

先由掌权者(单位领导或上级派下工作组),进行大会宣讲,发放学习文件,群众学习讨论表态拥护,统一思想,形成氛围(把可能的反对意见先行压制处理)。

2、检查阶段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3、斗争阶段

掌权者根据群众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群众分类(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再组织前者批斗后者。这样,本质上是领导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众在当斗争主力了。因为会上发言批判、出手殴打、执枪关押、破门抄家的,都是群众中的积极份子。甚至,这支积极份子队伍就叫“群众专政队”(专业公安机关不出面,只作威慑力量)。

4、处理阶段

运动最后结果是提拔一批人(斗争积极份子们入党提干评先),处理一批人(被打击对象被戴帽、开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术为“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群众制群众”。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驭下有术。从延安整风发明此术以来,屡用屡灵。

“群众运动”的作用

“群众运动”对中共的妙处一:形成群众人人自危的氛围,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窥视,抢先告密,讨好领导。织成了一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天罗地网。使大家“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群众运动”妙处二:每场运动在产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发泄了内心施虐欲,利益是公报私仇,利益是火线立功入党提干(古称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况且有专门政策规定:即便事后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脱受害者,但要“保护斗争积极份子的积极性”,也不会追究诬告、打人乃至于杀人者的责任。(这样,“群众运动”始终有群众基础)。

“群众运动”妙处三:积极份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满足内心施虐欲,并使自已这类走运者物以稀为贵。妙在已倒霉份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来——争取立功减刑,并使自已这类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轻压力。(这样,巧妙发掘并利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补充:反右运动时,群众互咬尚未形成习惯,上级便往各单位硬压指标,规定被打击名额,达不到则拿单位领导人充数。由于毛时代“运动”每几年来一次,到文革时,中国百姓己习惯成自然,运动号令一下,群众便习惯性地互相撕咬起来。

所以,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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