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已故香港文学家查良镛。（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1年11月3日讯】对于文学批评，我只是个门外汉，所以，当近日很多人，包括一些本地文学家，都说金庸应该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公论。不过，我还是会相信，金庸及其作品已经成为了香港在殖民地时代的一个很独特的文化象征，他的作品如此受欢迎，也肯定会在一段很长时间之内流传下去。查良镛先生在香港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我一向都不会在公众人物或其家人出现不幸事故或身故的时候作出评论，就算我对那个人有几大的意见，我也不会用这样的机会去抽水。死者已矣，就当是对逝者的一份尊重，就让历史去盖棺定论吧。
查良镛先生肯定是香港文学发展上的重要人物，得享高寿，在此伤痛时刻，也应该让他的家人得到安慰。
但这一次真的有一些感想要抒发一下。
中学的时候便开始阅读明报，读过了不少查良镛先生写的评论。查良镛先生的文笔流畅简洁，评论文章很有逻辑性。不能否认，他也可以说是一个在成长阶段的启蒙人物。
但公允一点说，他的成就也不能脱离“香港”这个环境，这一个当时在英国殖民地行政管理下的华人社会，让他有空间把历史、文学，与说武侠、论江湖、讲故事融合在一起。试思想一下，如果他当时写的武侠小说不是在香港发表，又会面对什么可能的下场。不要忘记，文革之外，之后还有什么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右倾翻案风运动等等，对文学领域的打压冲洗一波又一波，基本上多年来架在作家头上都有一把刀。
查良镛先生有一位族兄查良铮，笔名叫做穆旦，既是诗人，也是翻译家，民国时期已经是有名的九叶诗派成员。他的学历背景也一点都不失礼，早年已经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对俄国文学及英国文学都是专家。
同样都是从事文学创作，而且没有作什么社会及政治评论或参与，但他这位族兄的遭遇便凄惨得多了。文革开始不多久，查良铮全家被批斗，后来发配往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关进了“牛棚”，成为了“牛鬼蛇神”。其太太也成为“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
查良镛当年在香港也曾经受过炸弹及暗杀威胁，但不正是香港这个社会把他保护住吗？还是那个问题，如果他当时写的武侠小说不是在香港发表，又会面对什么可能的下场？又或者根本连写出这些作品的机会都没有。
查良镛先生这位族兄在文革后期的1976年时死于心脏病，死时只有59岁。据说他死前在医院做了一首题为《冥想》的诗：
“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后来有一位历史学家评论查良铮的人生，他说自从查良铮由美国回到中国之后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
与查良镛先生的不平凡与成就相对，这种平凡与不平凡、悲剧与喜剧、成就与颓唐之间的分别，其实有着明顕的政治及社会元素。
有人说，作为香港人，不去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一种损失。我年少的时候，曾经在报章的连载中读过一些，也曾经在租赁图书的店铺租看过一些。武侠世界的浪漫，自然有其吸引之处。当年曾经有一个心愿，要把金庸的小说从头到尾细心再阅读一次。
后来在香港前途的过渡安排中，查良镛先生成为了主要的统战对象，成为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小组的港方召集人。1988年时，他提出了一个当时被批评为十分保守的“双查方案”。后来他写了几篇文章，说“没有一个国家的领袖由直选产生”。
今天，李柱铭先生说，认为查良镛先生当年有智慧，又说可能当时他看穿了中共的底牌。不过，真的如果当年接受了“双查方案”，香港的民主发展进程就会比现在好吗？这是一个很乐观的看法，我真的很难有共鸣。
在每一个时刻，我们都是以今天的眼光和判断看今天的事。“后之视今”或“今之视昔”，往往与当时能够作出的判断不一样。我不知道“双查方案”有几大的智慧，但当时确是一个倒退的方案，刻意拖慢民主发展的意图也十分明显。查良镛先生是否看穿了中共的底牌，对那个方案性质的判断都是一样。就算没有“双查方案”，就依据基本法所定下的程序，今天的民主进程，显然都不乎合中共当年白纸黑字承诺过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中共是不是遵守诺言，什么方案都是一样。在威权体制之下，任何一个有智慧的方案，都敌不过当权者的背信弃诺。况且任何以看穿威权的底牌来作逢迎的方案，都不能说是有智慧的方案，今天的处境有多困难都不能改变这种事实。
有人说，文人往往以其作品反映他的人生态度，以著作活出了自己的人生。所以，自从读完了查良镛先生后来那一辑为自己的方案作诡辩的“没有国家的领袖由直选产生”评论文章之后，我便把从头到尾阅读金庸所有小说的想法放下，到今天都再没有这个打算了。作为香港人，这真的是一种损失吗？
生也有涯，有很多作家的作品都值得读，不阅读确实是损失。但我情愿选择以著作活出了自己人生的那些作家。巴金太粗糙直露，但我就是喜欢他的怒。他承认过在胡风事件、在文革的时候，都说过一些假话，伤害过一些人。但他敢于怒，也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因此我觉得不读〈家．春．秋〉、〈雾．雨．电〉、〈寒夜〉、〈憇园〉、〈第四病室〉、〈随想录〉才是损失。我也喜欢郁达夫的真，也喜欢沈从文的柔，也喜欢鲁迅的冷峻。始终要作选择，也要取舍。
我知道查良镛先生有很多拥趸，金庸的小说在香港也真的有很多fans，在自己的朋友中也有不少。金庸在香港那一个独特的时刻所作出的文学努力也值得肯定，成就更是毋庸置疑。他在六四事件以悲剧告终前，便决定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作沉默的抗议，这一点也值得尊重。六七暴动的时候，他敢于与那些搞武斗放炸弹的左仔笔战；2003年时，董建华要制定23条，他也曾作出批评。
但他也再没有高调就香港的回归安排、基本法的落实、及香港的民主发展作过论说，这一点也可能有点可惜。可能这一条路正是由他加入草委会、成为政制小组港方召集人、提出“双查方案”、高调为这个方案辩解、到最终选择退出这一连串决定而铺出来的路。
也可能真的是大侠不再，大侠老矣。更根本的原因，是在威权的眼皮底下，根本容不下任何侠客。因此，他虽然写大侠，但他的志业不在成就大侠。在这一点，查良镛先生无疑是很有智慧的。可能正是这种智慧，如果他真的说过新闻工作者要听党指挥，也是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的。
“侠客之行”可以被描绘得很浪漫，但就连武侠小说也不能把这说成是容易之事，更何况是现实人生，更何况是比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凶险何止千百万倍的现实政治？可能要求作家活出武侠小说人物中的侠气是个太高的期望，这一点我还是能够理解的。但我仍然是没有打算重拾把金庸的小说从头到尾阅读一次的想法。
（编注：原文标题为“我读大侠 我看大侠”，文章转载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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