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惨变奴工 湖北职校生不堪折磨跳楼亡（图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看中国2021年10月22日讯】以下这篇报道是关于中国15到18岁之间大约40%的少年：他们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没去上高中，上了“中职”。更确切地说，这篇报道是关于“消失”的40%——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近15年的入学人数总计超过1个亿，然而生活中、媒体上，我们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的声音。
我们的世界，我指各位保有阅读习惯、常常浏览媒体的读者们的世界里，是985、211、留学、“鸡娃”、“内卷”充斥讨论空间，似乎上大学甚至上重点大学就是主流的人生轨迹，上普通高中更是应有之义，少有人了解早早脱离这条轨道的40%，他们正经历什么，毕业后去哪儿。今年夏天，“北京将实行5:5普职分流”的消息引发了家长们的焦虑，虽然后来被证实是谣言，但在全国，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在内的多省市已基本达到“大体相当”的水平。
而“中职”，也就是全国共9896所中等职业学校，撑起了近另一半、却近乎失语的世界。它包含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我在北京长大，身边同龄人中只有两个初中同学去了中职，中考后就断了联系。必须承认，我对中职所知甚少，唯一的印象来自那时大人们的训诫：不学习，以后就要去职校，跟“坏孩子”混在一起。于是我在潜意识里一直认为，上高中还是上中职，唯一的因素是成绩，上中职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
但在关注这个选题后，一些新的信息涌了进来，每一条似乎都牵涉到此前我从未想过的问题：
统计显示，中国70%以上的职校生来自农村；
一位上海老师向我列举班上学生家长的职业：工人、保洁、食堂打菜员、无业……不少学生是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
19岁的李先莹是我访谈的第一位中职毕业生，电话里，她这样讲述自己上中职的缘由：
她生在安徽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中考前从没走出过村庄，村里不重视学习也没人向她们解释中考的意义。她们对初中的下一环是什么没概念，每天放学后先干活，闲下来就玩，也不写作业。直到中考那天第一次到县城，看到横幅上的励志标语她才明白“原来高中是要考的”——这个听来是天方夜谭的故事，算不上普遍，但就在5年前真真切切发生在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周集镇的一个村庄。故事的结局是考试结束后，老师对大家说：你们要毕业了，咱们学校应该没有人能上高中。
因为这些，我第一次真正把环境、背景乃至更多成绩外的因素和“上中职”联系在一起，意识到我所熟知的外界评判或许并不公正。那句“原来高中是要考的”也总是突然跳出脑海，提醒我对“40%”处境的理解有多匮乏。
这些上了中职的少年是谁？如果不“学习”，他们在一所学校的三年在做什么？他们怎么“消失”了？为弄清这些，2021年7月，我来到Z校，广东顺德的一所中职。
入学零门槛、这里没有竞争
“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顺德位于广东省南部，是佛山的一个区，也是个低调的富庶之地，连续8年排在全国“百强区”第一。这里夏天热得发闷，老街上混着潮湿的气息和双皮奶的香，路人慢吞吞走过散落的旧房和小商铺，身旁的狗也一脸懒散。但在5公里之外，顺德有作为工业重镇的另一面。“珠宝名镇”伦教镇的一条街上密密麻麻列着一众珠宝厂，天黑后流水线继续，外面却人烟稀少，静谧漆黑，楼顶高立的白色百叶厂牌一道道线条分明，一翻一合，像一张声明着工业秩序的森然的脸。
Z校就在伦教镇，距离珠宝街车程3分钟，顺势主打珠宝专业。我到时是暑假，学校里空空荡荡、正在装修，不过单看外观——红砖白顶的教学楼，门口两列高大的棕榈树——和一所普通高中没什么不同。门口站着带我参观的王老师，他40岁出头，穿着横条polo衫，平头，圆脸上一双大眼睛。他的话不多，常常沉默地走在我前面，自带一种干部式的权威，碰到其他老师，也像干部似的对他们点头打招呼。
王老师告诉我，Z校在顺德算一所好学校（13所中职里排第三）。他带我走进实训室，巨大的机器轰鸣声瞬间将我们包围。暗绿色地面上两侧分列着20多台庞然大物，深蓝底座白色的“箱”，好像太空舱，王老师介绍，这是机床，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出门到大厅，墙上贴着十几个学生的照片和简介，他们都在省技能大赛中获了奖。
和全国大部分中职一样，Z校入学零门槛，完全不需要竞争：不限分数和户籍，免学费，只要求有初中毕业证。这里的生源背景也接近全国平均状况：每届1000多个学生里，10%是小工厂主的孩子，接送的豪车停在校外，他们“不需要考大学”，毕业后就帮家里管厂子；而那90%，来自农村或城市底层家庭，很多曾是留守儿童。
你在Z校的三年是怎么过的？我向每一个学生都问了这件事。在我的想象中，中职生活近似于人们口中的“逃课抽烟喝酒打架”，很“社会”，让人有点害怕；但同时，那种生活也有点浪漫——脱离了应试教育的青春可能更自由，比高中生埋头做题的三年要潇洒。
谭俊宝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学生，几天后，我意识到他也是几个学生中唯一和我的固有认知粘点边的——他确实爱逃课。他生在广州番禺的一个村庄，21岁，爸爸开挖掘机，妈妈做保育员，很小时就随父母来到顺德，3年前从Z校数控专业毕业。见面那天他穿着T恤短裤，露出极细的四肢，戴圆框细边眼镜，厚刘海在眉以上，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21）还要小几岁。跟他说话你隔5分钟就要笑一次——说到某某他就要模仿人家的腔调，提到某个重要时刻他就“腾”地站起来要给你演一遍。高兴时他经常蹦着走路，仿佛脚下安了弹簧。
他眉飞色舞给我讲他的逃课技巧——他能在课上溜走再在下课前溜回来。上实训课时他故意站最后一排，躲在机床后，盯着巡视老师的一举一动……抢在老师背过身的一霎那！他从后门冲出去了。回来时他又盯着门缝，等老师转身时再溜进来。
逃课期间，他在学校里“看风景”，去小卖部买辣条和鱼豆腐。有段时间他当副班长，还有个逃课借口是“办公务”——出校门时他亮一下“工作卡”，然后就去附近网吧玩一下午。
不过，谭俊宝说他逃课最远只去过网吧。他没喝过酒不会打架，从没想过去“泡吧”。但他认为，跟班上其他人比，他算“生活丰富”的——绝大多数学生不逃课，按时按点坐在教室，但也不听课，“有人睡觉，有人聊天，大部分人玩手机”。他坐第一排，有天课上醒来回头看，整间教室“一马平川”，全趴下了。
下午，大家慢慢都醒过来了，谭俊宝看他们都像在发呆，“就跟等死一样，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他想了想，又重复：“我X，真的跟等死一样。”
“约架”是Z校学生少有的激动时刻。谭俊宝从没打过架，有天也情不自禁跟着约架的队伍走了，走在一群目标一致要大乾一场的人当中，他说那感觉真难用语言形容，“你就感觉整个人活起来，整个状态是精神抖擞”。
到了小公园，两拨人一见面就迅速“交涉”和解了。不过，这并不影响第二天大家还为此激动。“@#¥%%%***@&！”一直讲普通话的谭俊宝突然声调高亢，说了一连串粤语。说完他解释，这段话大意是“昨晚xx一见我就怂”。第二天两拨人都会这么讲，两边各一圈人围着听，谭俊宝觉得这时候同学们最精神。
课余时间，谭俊宝做过很多兼职。其中一学期，他利用午休两小时去校门口的面馆端盘子，换来老板包午饭并给他一天20块。由于端盘子太累，下午课上他会一直睡过去。
他很自然地解释：因为爸妈一周给100，只够吃食堂，但他还想跟同学去吃炸鸡、买饮料。从小他看着开挖掘机的爸爸不停买特别便宜的东西，买回来就坏了，再自己修好，这让他对钱极为敏感。
上学期间打零工是很多学生的常态：发传单、餐厅服务员、酒店服务生、工厂流水线……谭俊宝的同学刘丽蓉说起这些兼职，像是回忆一场场快乐的游戏。“不用在家里做饭了。”她说，她把赚的钱都用来买零食了，“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份房地产公司的兼职：十几个人穿着印有公司logo的衣服在街上排队走，“像游街那种”，从伦教走到大良，从早9点走到晚6点，一路不准停，只有午饭时能休息1小时。她走了3天，一天80块。
“很锻炼人，锻炼了身体”，她用一种无比怀念的语气说道。
丽蓉今年19岁，是个胖胖的圆脸女孩，梳低马尾，有一份让人舒服的平实。不过，她的表情总有点苦闷，嘴角总是垂着。去年毕业后她一直失业，说到这事她就丧着脸：“找工作好难”、“太难了”、“我已经躺平了”。偶尔她也会憨憨地笑，几秒后就又恢复了下垂的嘴角。
她是谭俊宝口中的绝大多数——从不逃课，老实到连“约架”的事也没听过，顶多在课上睡觉、玩手机。她最常刷抖音，这是她看新闻的主要渠道。我问她看不看微信公众号，她说她一般只看本地号，“我们这个小镇上每天发生什么，都能在号上看到”。
中职不留作业，5点多就放学了，但丽蓉并没有更多时间刷手机了。放学路上她常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买些菜回来，到家后她要帮妈妈做饭、收拾、拖地、洗衣服……干完活才有自己的时间。她家没电脑，晚上她和上小学的弟弟一起在客厅看电视。她爱看大女主剧，比如赵丽颖演的《花千骨》和《楚乔传》，讲一个女孩如何“一开始很惨，后来很厉害”。
“那时候沉迷这种女主很厉害的，就觉得很羡慕她，很羡慕她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女性”，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也喜欢里面的男性角色，我们霍建华那种”。她承认自己也有喜欢的男同学，但都是暗恋，只要发现对方喜欢别人就会立刻放弃，“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
“我就是个垃圾”
我得承认，我在这些学生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对我相当陌生的东西——或许可以概括为“觉得自己毫不重要”。清华大学博士后梁自存在读时研究职业教育，曾在Z校调研两年，梁告诉我，他常听学生讲一句口头禅：“我就是个垃圾。”意思是上了中职就是被放弃的孩子，索性自己也放弃自己。
一个女孩说，因为太穷，家里没人认为她能走读书这条路，她从小听奶奶说“你以后找个洗碗的工作就行了”。另一个女孩也说，在她们村刷碗最重要，如果哪个女孩上了初中还不刷碗，“我们一个村200多人瞬间就传开了”。
一个男孩说，初三时父母离婚后，他不再学习了，家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妈妈会在他上学时进屋留生活费。他的小臂上有一道纹身，是两行黑色数字。他说，那是爸爸妈妈的生日。
谭俊宝的爸妈是几对父母中唯一期望过孩子上大学的。他爸爸来顺德早且挖掘机技术精湛，赚到了几个家庭中最多的钱。谭俊宝十分坦诚地对我说，他上中职纯粹是因为成绩太差了。
小时候我脑子太活跃了，他说，小学课上他脑子里总有另一个世界。有时是游戏画面，“一个boss冲我开激光枪”；有时他想他爸爸，那时爸爸总去广州开挖掘机，一周回一次，于是每当他在脑中世界陷入绝境，“我爸像水印一样浮现出来，很帅很高大威猛”。他说，那之后，他几次考试都考砸了，再之后，他的情绪极不稳定的妈妈看到他考低分，就会拿衣架打他。
坐在小花园里，谭俊宝把秋千荡得很高。他说衣架总在他抱头蹲在角落时落下。后来他有了保护自己的方法：“我脑子会跟自己说话，我跟自己说，疼一会儿就过去了，我跟自己说按照规律，一般发生了坏事再过10分钟好事就会来。”
他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是这两年刚搬进的新房。那晚妈妈不在家，爸爸拖着一只在工地上受了伤、缠着纱布的手做了饭。饭桌上，谭爸爸反复对我说：“我没有做好一个爸爸。”他讲自己从农村进城，没有文化，只知道为儿子上学拼命挣钱，拼命开挖掘机，没顾上妻子一个人带孩子的压力和儿子的心理。他说他理解妻子暴躁是出于焦虑。谭俊宝没有接话。
饭后，谭俊宝带我到他卧室，看他在电脑上写的日记。上面大段大段，写的是他小学初中都遭遇过校园暴力。一次他被一个同学摁在桌上打，可是平日总拿衣架打他的妈妈却没有为他出头。这个同学有一个特征，走路外八字，日记里他写道：
“我妈知道后，像没事人一样接我上下学，好像那时候的她也和我一样那样认为，脚往外拐的人都不好欺负，他的爸妈一定也不好欺负，就像被欺负的我一样，爸妈也同样好欺负（何况，他对我说，那时他们也没钱为他打抱不平）。”
第二天见丽蓉时，我提出也去她家看看。丽蓉迅速拒绝了。“你昨天去过谭俊宝家了”，她垂下头，想了一会儿才说：“我家和他家差距太大了。”此后我几次提议她都拒绝了。最后，在一个下过雨的晚上，她同意我到她家楼下，但不能上楼。于是我们在楼下小花园碰了面。这里空无一人，只有一棵大树、一个乒乓球台和一些老旧的健身器械，背后的一排房大概已没人住了，大片墙面斑驳发黑。
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丽蓉似乎有点高兴，嘴角也不再下垂，她指着墙上彩色的儿童粉笔画介绍，这就是她从小玩到大的地方。说着她转向我，搬起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像坐在炕上一样，给我讲她小时如何在这儿和其他孩子一起滑轮滑、捉迷藏。
不过，她是6岁从四川来的顺德，那一年，长年在外打工的爸妈回老家接她，那是她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爸妈。说到这儿她又恢复了苦闷的神情：那天她跑着去接他们，一见面却喊了“叔叔阿姨”。
“我妈妈是一个把我生出来的那种角色”，丽蓉两次这样说。
而在厂里打工的爸爸，总是打她发泄情绪。但她从没报过警，怕会把爸爸“送进去”，“这样我会良心不安，妈妈也会伤心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遭受过家庭暴力，丽蓉的同学陈伟廷说他就没有。他没遭遇过暴力，有个正当职业、开五金店的父亲，“上中职”在他口中顺理成章。可是，就是这种顺理成章让我觉得不大对劲：这男孩像黑洞一样，让你感觉不到他有任何愿望和情绪。跟他说话我总想起鲁迅《故乡》里的闰土——即便受到最不公正的待遇，也感觉不到任何强烈的情绪，愤怒委屈激动都没有。他身上唯一强烈的是种实干苦干的气息。
梁自存博士说他记得两件事：一件是陈伟廷曾对他说，自己小时候经常离家出走；另一件是有一年元宵节当晚，他作为老师陪陈伟廷回家，陈爸爸跟他们打了招呼就没再理，也没问儿子吃没吃饭，他们最后饿到不得不出去吃。这个家庭的“温度”从此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陈伟廷说，从小到大，爸爸几乎只对他说两句话：第一句，“你作业写完没有”；第二句，“写完来帮我干活”。他从小学二年级就要干五金店的活了。经常是他和同学约好出去玩，爸爸让干活，吵架后他就离家出走，晚上睡公园，白天去超市试吃，从小学到初中重复过很多次，最长七天，每次都以爸爸到公园拉他回家而终结。但爸爸从没道过歉，“找到就找到了”。
在他的记忆里，妈妈是世界上对自己最好的人，但他对妈妈的记忆非常稀薄，只剩下留守时妈妈骑摩托车回来发出的声音了。7岁时，奶奶和妈妈相继去世，他从潮汕到了顺德，每天坐床上哭，爸爸在一边看着不说话，每天他哭到困了就睡着了。
“那之后我都没有再哭过了”，他说自己不爱思考也不爱记事，发生过的事他都不想再去想。
“你上一次情绪波动是因为什么呢？”我问。
“因为谭俊宝。”他说。但他没再说下去。
后来，我从谭俊宝和丽蓉那里补全了这个故事：那是他们还在Z校的时候，一天晚上，同学聚会，谭俊宝说到了妈妈拿衣架打他的事，情绪激动，拿起了刀要自杀。
这时陈伟廷突然蹲下了。他哭着说你不要再闹了，我连妈妈都没有。
他们在中职学什么？
挂牌模具专业
老师说承认脱节、必须脱节。
我向每个学生都问了中职三年的学习感受，多数人的回答是：感觉没学到什么，但也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会抱怨“上课无聊”、“老师讲的听不懂”，但同时，他们也怀疑问题是出在自己当时没好好听。
陈伟廷是唯一一个无意中讲出了具体问题的。刚见面时他笑嘻嘻地自我介绍：“我们是挂牌模具专业。”随后他解释：前两年他们一直没见到模具，只见到模具图片，他把这理解为“学校没资源”。第三方考核来了，学校挑他们十个学生去工厂紧急学一个月，他觉得自己挺幸运，“毕竟学了一个月”。
中职的教育资源短缺也得到了社工张密的证实，她是梁自存博士的同事，今年6月访谈了33位广东各校的中职毕业生，发现学校不单缺资源，教学内容也落后市场很多年：会计还在练数钱，模具还在学矬铁……一些学校汽修的车也太旧了，学生毕业后发现如今的车型大家都不会修。
我找到带我参观Z校的王老师。他解释说，学校要百分百与时俱进是不现实的，因为设备太贵了，比普高需要投入的成本高多了。
其次，“我们要承认脱节，必须脱节”，王老师说，因为“我们中职教育的定位本来就不高”，最前沿最先进的东西是要教大学生的。他举例：练数钱的会计专业已经更名为“会计事务专业”了，意思是培养为专业会计服务的辅助性岗位——帮忙记账、跑腿、办税、扫描……因为，真正的会计工作涉及企业管理经营，小公司至少要高职毕业的，大公司至少要本科。
梁自存告诉我，刚来顺德调研时，学校里的种种细节都能让他感到这里对学生没有太高期待：一所中职里贴着标语，“不比智力比努力”；一位老师对他说，“中职学校就是垃圾改造站”；一天刚上课不久，班主任进来发指甲刀——她得知领导要来查指甲，赶紧让学生剪……
而在豆瓣教师小组的专科版面，一类热帖是“如何把学生治住”。一位上海的中职老师在电话里对我大吐苦水：学生竟然在课上离开座位去和同学讲话，还屡禁不止，让她这个985毕业的研究生感到不可理解，“不知道差生是不是从小没养成习惯，也不尊重权威”。最后，她规定再有人离开座位就停止讲课，全班静坐10分钟，三四次后终于成功“纠偏”。
我一度认为她是对的，甚至，面对这些吐槽学生的热帖我似乎更理解老师，我想那大概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潜意识里和“差生”存在思维隔离的“优等生”。但当我初到广东，和梁自存第一次见面，我对他讲了如上这些，我能感到他甚至有点愤怒了，但出于礼貌在克制。
他说，就因为我们的中职老师大多是这样的老师，中职里才那么多不听课的学生。这些孩子大多不适合灌输式教育，但完全能通过增强参与和互动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这是这几年他和社工团队一直在尝试的事，也看到了效果。可是，大多数中职老师并不这么想，当有学生站起来要讲话，他们不会关心学生需要什么、想说的会不会和课堂有关联，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压制”。
“很多老师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用适合这些学生的方式去教他们。”梁自存说。没有能力，指我们的教育中素来缺少另一套方法和标准，老师们对灌输之外的教学很陌生；而没有意愿，或许是因为这些考上普高又考上好大学的老师们不可避免会觉得，上了中职的孩子是“差”的。
“我们职业学校的学生，本身他的智商、情商、各种能力，他确实会低。”Z校办公室里，王老师对我说。
我问他是否因为自己上的是普通高中，因此不容易理解学生的处境和想法。
“我自己就上的职高啊。”王老师有点激动地反驳道。他说，他就在农村长大，因为信息闭塞上了职高，但他“与众不同，比别人爱学习也学得快”，最后成了全班唯二考上本科的人，正因如此他才更加坚信“成败靠自己”。
从211师范大学毕业后，王老师进入中职做了一名专业课教师。他钻研专业有热情，是编教材的主力军；他对教学也有热情，渴望把自己的教研成果都讲给学生听，然而听者寥寥，这让他长期痛苦不已。直到有一天，他说，他接触到王阳明的心学，大彻大悟了：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过去痛苦就是因为讲得太深，对学生期待太高了。
这两年，王老师在参与课程督导。发现有老师明显备课不认真，他会劝他们改进教学，当老师们反驳“是这些学生太差了”，他板着脸评价他们“是在推卸责任”。他也在帮忙推进学校的教学改革，把大班拆成小班，把更多的课堂从普通教室转移到能上手操作机器的实训室。他仍然希望把学生教好，不过，他对学生的期待已经和早年不同了。
“我们中职学生就是一个熟练工人，几个简单操作，如何拧螺丝，你教他三年，反复拧反复拧，肯定都会了。”王老师说。
我随谭俊宝回家那一晚，饭桌上父子俩有过一次争执。当时，谭爸爸想表达自己关心儿子，说私下请中职班主任吃过几次饭。谭俊宝急了：为什么要请她吃饭？她只会批评我罚我，她根本不理解我的心理也不关心我！
“你还要求人家关心你心理”，谭爸爸瞥了儿子一眼：“自己没考上高中，还这么多要求。”
梁自存推荐我认识了Z校的韩老师，并称她是这些年他见到的最关心学生的中职老师。韩老师40多岁，声音温柔，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像妈妈一样的老师。并且，近几年她一直在学习梁自存的参与式教学方法改进课堂。
我和韩老师、王老师一起吃了饭。席间又聊到课堂，王老师再次指出：为了让学生听课，要提高讲课质量。韩老师打断了他。她几次重复了同一个观点：学生听不听不都是老师能决定的。她反问：学生受家庭影响情绪不好，课上走神，这是老师讲好课就能解决的吗？
“你会发现课堂的问题很多是在课堂之外，是家庭和社会的，课堂能做的很有限。”韩老师说，她不会放弃改进课堂，但这就是她在中职认真工作十多年得出的真实感想。
他们毕业了去哪儿？
进厂不如送快递和卖奶茶
HR说中职生只能服从规则
Z校毕业后，谭俊宝升入一所成人大专，学幼教专业；陈伟廷也升了大专，今年毕业后进入一家模具厂做质检工作，月薪约5000元；刘丽蓉做过电话销售、进过电子厂，目前待业中。
职业教育理论上应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但现实是，在珠三角，多数中职生毕业后不愿进厂。工厂管太严、环境差，还不如送快递、在奶茶店打工更能自由支配时间，学生们说。更重要的是，即便他们选择进厂，多数专业只凭中职学历很难找到对口的技术岗，只能去流水线做普工。这种就业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
过去几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主要靠大量廉价劳动力，靠的是无数双手，无数双并不需要掌握技术的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业升级迫在眉睫，据统计目前存在2000多万高级技工的缺口。但那架要爬十多年的，从中职到产业的梯子还没有搭好。
要在学校打好基础，毕业后还要在岗位上继续提升技能，才能成长为一个高技能人才，既而胜任一份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资料显示，一个初级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最快需要12年，而一个焊工的技术提高与经验成熟期平均在18年以上。
在这架“漫长”的梯子上，除了令人堪忧的中职教育本身，现状是中国制造业90%以上是中小企业，面对低端环节的市场竞争，一般企业并没有资源提供高技能岗位，没有动力培养高技能人才。
今年6月，社工张密访谈了10家珠三角企业的HR，发现企业对中职生的最高期待就是成为一个熟练工，或一个最基层的管理者。一位汽车配件厂的HR直白地说，“大学生会制定规则，中职学生只能服从规则”。
还有一条路是升学。2020年，广东省中职升学率是36.83%。这个数字在Z校要更高，大概是70%。近年来，国家鼓励中职升学，2019年高职扩招100万人，2020、2021两年扩招200万。那之后，王老师说他再没见过一个学生考不上了——总分450，考80分也上了民办大专。
（不过，上本科很难。中职生也能参加普通高考，但要和普通高中生竞争显然机会渺茫。如果是对口升学，按照规定，中职生只能考本省一小部分本科的个别专业。广东省400多所中职，本科名额不足1000，平均每个中职不到两个人。）
但丽蓉并没有选择升高职或大专。她说，“我学了三年（中职），没有提起任何的兴趣，感觉非常无聊和枯燥。”这让她觉得再上大学是“浪费时间”，不如尽快找个工作积累社会经验。同专业的学姐上了大专，告诉她大专教材和中职是同一本，让她更坚定了没必要升学。
社工张密认为，提倡升学究竟能解决就业还是带来学历贬值（比如，从中职生去流水线变成了高职生去流水线），这是一个转型期暂时没法判断的问题，还有待观察。而她访谈的33个中职生，极少有人能坚持一份工作达到一年，哪怕是已经毕业了10年的学生，还在不停流动。大家对自己想做什么始终不清晰，只想着“钱更多，还相对自由”。
现在，丽蓉还在找工作。她拒绝白天再见我，“因为我还要找工作”。最近，她的中职同学、好朋友文丽找到工作了，她的妈妈对她说：“以后你的婚礼文丽都不会去”、“文丽就是为了拿快递才愿意理你”（文丽的快递寄到她家）。
晚上，当我们并排坐在那个空荡荡的、半废弃的小花园，蝉声时远时近，这个放弃了升学想尽快积累社会经验的女孩向我讲述了这一年她积累的坎坷：做电话推销绩效垫底，进电子厂被领导上手掐，两份工作都没超过一个月。结算时电子厂不按合同给钱，她感到被骗，“终身不想再进厂了”。
她用一种饱经沧桑的语气为自己总结：“我现在经过这么久的游荡，还有这么迷茫的一段时间，今天我想明白很多事，我已经想好了先赚钱，以后开一个小店，跟我的朋友一起创业。”
临别时在窄巷，她从电动车前袋掏出一个苹果、一个梨、一个桃子，说是妈妈摊上的，叫我一定要收下。最近她在考虑邻居的建议——去卖冰沙，因为水果是现成的。
不过，她还是更想和文丽开麻辣烫店。说着她的眼睛亮了一下。接着她有点兴奋地说起她和文丽都爱吃麻辣烫、她们开了麻辣烫店就能赚到第二笔钱、麻辣烫店会成功的，因为“比较快捷方便，大家也都喜欢”。
我问她开店要准备多少钱。她眼里的光又熄灭了。她低下头，声音也低下去：“我们还没有查到，非常遥远的梦想。”
珠宝大师工作室是Z校资源最好的地方——伦教是珠宝名镇、Z校是当地珠宝专业的王牌校、工作室请了从业50余年的香港名师带学徒。大师工作室每届只收十几人，听上去，这十几个学生就像是学校里的“特权阶层”，但也让人感到有希望，至少，还有10/1000的学生真正从中职收获了本该收获的，或许能抵达他们本该抵达的地方。
王老师带我参观工作室陈列的学生作品，玻璃柜里，一个个珠宝摆件分别装进小方盒，隔着一层透明薄膜闪闪发亮。其中一个做成了蝴蝶的样子，翅膀上有繁复的镂空花纹；另一个是菱形的框，中间嵌着一高一低两个小亭子，像是顺德风景；下一个是鹦鹉，羽翼上缀着一串圆环；再下一个是埃菲尔铁塔……我不禁赞叹：这个专业有前途。
王老师转过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指向一个摆件：这个东西在外面，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而是很多人一起在流水线上做的。
也就是说，“特权阶层”、10/1000毕业后还是要去流水线。
面对这样的现实，王老师说，首先，学生来中职时应该已经做好心理定位了，“甚至在读初中的时候，他心里就明白了”。其次，这不是学校的力量，甚至不是教育的力量能改变的，而是整个社会需要这个层次的人才。
他指向窗外：“你看外面那个大街，总要有人扫。你说要改变什么，终归不还是要有人扫？那我们当然是说，我们自己不扫，我们的孩子不能扫，要让别人来扫。”
我找到了老师口中最成功的毕业生
每当我和Z校的王老师讨论到学生的前途，每当我向他讲述丽蓉、陈伟廷们的处境，他就会举一个优秀毕业生的例子来论证“发展主要看个人”。韩老师介绍我认识了陈子川，称他是老师们眼中近几年发展最好的毕业生。
陈子川1997年生，5年前毕业，学的是Z校的王牌珠宝专业，而且出自集中了全校最好资源的大师工作室。工作室每年从高二的300多名珠宝专业学生中招收十几人，这道筛选实际上筛的是上进的愿望和肯吃苦的决心：进了工作室就不再上课，早7点半到晚9点都在里面跟着师傅做学徒，一周只休息半天。由于太苦太累，多数学生并不想去，报名的大多是家境更困难、独自来顺德上学的外地生。
我和陈子川在顺德的一条街上碰了面。他看上去明显和其他学生很不同，更成熟、更“社会化”，举手投足间每个动作都透着沉稳。我们走进一家奶茶店，他伸一下手以示“请”。点完单，他立刻抢着付了钱。
随后我得知，他是“世界技能大赛”银牌得主，如今在周大福做高端首饰。
陈子川常被各职校请去做“励志演讲”，不过，他并不把自己的经历简单理解为“励志”。他是广东肇庆人，父母身体不好没工作，他一个人来顺德上的中职。“成功”的第一步或许是运气——他恰好选了Z校的王牌专业。
然后，带着“一个人跑这么远一定要学到本事”的心情，他又选择进了工作室。他做首饰有天分，甚至是工作室里极少见的真正热爱做首饰的学生：他说小首饰是能传达情感的。他给妈妈做了很多戒指，其中一个是两个弯的，戴在手上就像个笑脸。
三年后，他毕业了，和工作室的6个同学进周大福做学徒，每月工资到手只有1000元出头（这个数字比中职毕业能找到的多数工作都要低），要付房租和早晚饭，活下去都很困难，也不知何时能转正。5个同学陆续走了，他也想过换工作，去考察了做珠宝的小公司，发现那里工资高得多，但代价是学习资源差。这时他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中选了后者，反复告诉自己熬下去一定能等到好转的那一天。为了真能熬下去，他再一次比别人更能吃苦还更有头脑，白天做学徒，晚上在家做小首饰，一件卖出几十块，每月能多挣1000元。
两年后，他转去做能送到拍卖行的高端首饰了——拿到倒模后，三四个人一起做调试，“类似拿到零部件后组装成一部手机”。陈子川说，这份工作虽然也是流水线性质的，但“有想法、有思考”。
一年后，他又参赛拿了奖，伦教镇给了他10万元奖金、一套免20年租金的“人才公寓”。现在他月薪一万多。
这是个集齐了天赋、勤奋、运气、眼光和信念才终于登上一座小山峰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我能理解陈子川为什么说这一切不只是“励志”。不过，他看起来的确走出了一条对中职生来说可行的路：选对专业、努力做最好的学生、毕业后再有耐心坚持到晋升，就能打开一个新世界。
几天后，我认识了陈子川的师妹，同样出自珠宝大师工作室的徐晓梅，她对我讲了故事的另一面：“他（陈子川）是我们那儿唯一逆袭的，只有他一个。”她说，原因是陈赶上了周大福招学徒多的那一年。后面几年，工作室的学生9/10都和外面一样，只能去流水线。
她至今记得中职时有一天，学生们去参观珠宝厂，回来后纷纷感叹，“这就是我们以后的下场”——厂里有股奇怪的气味，机器发出巨大噪音，里面工人都穿拖鞋。她尤其在意鞋这件事：流水线工人都要穿统一的蓝拖鞋，只有进了大师组才能穿自己的鞋。提到陈子川时，她感慨：“他毕竟是可以穿鞋的人。”
徐晓梅毕业后升入深圳一所大专继续学珠宝，今年大专毕业后到一家珠宝公司做批发商导购，月薪3000元，最近又跳去一个“46天零基础打造珠宝工艺师”（她坦言“这不太可能”）的项目做培训师，加入了“割韭菜”致富路。
她正准备参加技能大赛，盼着像陈子川一样拿名次。要是能当选“全国技术能手”，就能在深圳申请认定为地方级领军人才，申领200万元的认定奖励。她说，这是她能想到的职校生唯一的上升途径。
现在，陈子川也有自己的焦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规划才有效。他想考专升本，因为不懂3D技术迟早会被淘汰；听说有人做翡翠直播赚了大钱，读本科好像又不太值了；他计算着年龄：本科毕业就26岁了；他希望自己未来能做个设计师，但现在的工作本质上还是集体劳动，且9点才下班，没时间做自己的作品……
“我做这个职业可以说是很卑微。怎么说呢，说得高尚一点，叫工匠。”陈子川说。
他开始反复强调，自己现在的工作是有思维含量的，和流水线工人不一样。他又说不喜欢“工人”这个词，希望别人称呼他“工匠”。
我问他这两个词分别是什么意思。
“工匠”是有思想的，他想了想，接着说：“工人就是没有灵魂的机器”。
唯一被改变的男孩
“他们都努力了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在顺德的最后几天都是和谭俊宝一起度过的，他非常热情地带我去喝早茶、逛公园、爬山、逛音箱店，也带我去看了他的小学、初中，还有他家住过的老房子。一路上，他常向我谈起陈伟廷、丽蓉，他们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会精心给我分析每个人的个性，以及如何同他们相处，譬如陈伟廷，谭俊宝说陈是个很闷但不会拒绝别人要求的人，因此中职时他反复叫陈伟廷帮他搬书，有时又故意戳他一下、跳到他身上，他就靠这两招和陈成了朋友。
他是几个学生中唯一还没真正进入社会的，他上的成人大专下学期开始实习。大把业余时间里，他爱听流行音乐也爱自己唱歌录下来（他唱得相当不错）。他曾经有个明确的梦想，当歌手，后来在梁自存的引导下，他从中职学的数控转向了未来教小孩子唱歌跳舞的幼教。
梁自存是2016年带着博士研究课题来到Z校的，后来他又创办了服务中职生的公益组织HOPE学堂。他希望带来改变，但很快发现无论专业教育还是学生毕业后的现实处境，仅凭一己之力他都无从改变，他想他能改变的只有学生的思想——让他们意识到，成为中职生不都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在家庭、在学校、在未来的工作中，他们遇到的种种歧视和糟糕对待都并不公正，背后都有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即便无法改变现实，至少不为此自责自卑。为此，他在中职里带社团、普及劳动法、对学生做长期一对一的成长陪伴和心理干预。
但迄今为止，梁自存说，能达到这层意识的中职生极少，在他接触到的学生中，谭俊宝是唯一一个。
谭俊宝的卧室床边有个大书架，里面塞满50多本社会学、文学的书。桌上还立着三个大部头：《存在与虚无》、《鲁迅全集》、《罗密欧或朱丽叶》。他说，他是受梁自存影响才开始读书。当时，梁自存让他去读《被压迫者教育学》，一本270多页的理论著作，他“一句话读好几遍都不懂，看一页要花半小时”，一年才读完。
那之后，他开始自己找书看了。他从梁那里顺来一本贾樟柯导演手记《贾想》，画出了书中讲到“工人”的部分。他的桌上放着一个大沙漏，看书时他把它倒过来，强迫自己连续阅读半小时。
一天下午，谭俊宝带我到一个图书馆，他说，那是他小学、初中时常去的地方。我们走到少儿区，他指着架子上的童书、漫画和鬼故事介绍，这些都是他从前爱看的。“但我认为那不叫读书”，他说，他认为认识梁自存后看的书才能算“阅读”。现在，他喜欢的作家是余华，《活着》里的一个情节让他印象最为深刻，他坐在阅读区拍着桌子给我讲：主人公的孩子，在学校抽血抽死了，最后还发现血是要献给一个领导的儿子，“真他妈气死了！”
我们走在大街上，聊到中职生就业，他一脸义愤填膺，随口引用了读《被压迫者教育学》时记住的观点：一些人反对不公并不是真的追求平等，而是为了自己取得更高的位置。这让他联想到工厂里升了一点就欺负普工的人。
他也自豪地向我讲述自己的“反抗经验”：一天，爸爸让他看成功学的书，将来好成为“人上人”。他立刻反驳：我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他的本科毕业的哥哥坚信“努力就能成功，不成功都是因为不努力”，他们为此吵了架。他想到身边那些中职生，他们在工厂、餐厅的劳动强度“我哥估计都受不了”——“他们都努力了，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
爬山时他主动谈起罗翔，他看了这位法学老师所有的视频，记住了罗翔的一句话：“人只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
“用我的话就可能想不出来（怎么表达）”，他想了许久，然后表情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做事情是为了每一个人都有健康的人格，并过上人的幸福生活，而不是为了用人去实现某个经济的（目标）。”
他是几个学生中唯一专升本的。他上的成人大专和师大合作，从大一开始白天上大专、晚上读本科。少有人报名，都嫌累，但他意识到文凭很重要。他一年考9科，大专毕业时就能拿本科。
丽蓉也决定要提升下学历。我离开之前，她还没找到工作，但“想好了赚到钱就报一个上网课的那种大专”。
梁自存告诉我，最近谭俊宝爸爸给他打电话，叫他劝孩子放弃那些“新思想”：要毕业了，天天讲什么平等是没法适应社会的。可是，他知道那些想法多么来之不易，背后隐含了多少条件：谭俊宝家境在同学中算好的、他爸爸也是家长中最关心孩子的、他原本思维就比其他人活跃……
而谭俊宝内心变化的起点——突然主动要梁自存推荐书来读，其实缘于一次意外：高二那年，梁自存摔伤住院，谭俊宝来看他，没事可做，梁拿起手边一本杂志让他读。那一刻，梁自存随手翻开的一页上有四篇文章，其中一篇给谭俊宝带来了巨大震动——后来他对我说，当时，他感到害怕又困惑，脑海里一下子产生了很多问题并急于得到答案，从此开始思考世界也思考自己的人生。那篇文章的主题是“人工智能”。从前，他隐隐听说过这个词，一直以为是“人操作机器”，看了文章才明白，人工智能就是机器本身，可以替代人。
原题目：40%：“毫不重要”的中职世界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