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看透中共的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演讲,倡导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网络图片)
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的钱穆,是另一位对共产党有着清醒认识的民国大师。
1949年春,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中共的蛊惑下,选择了留在大陆,但钱穆却决然前往香港。这又是为什么呢?
大陆《财经》杂志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一则往事:
19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迳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钱穆的洞察力令人叹服。
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即公开在校刊撰文,直指“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经过艰苦努力,新亚书院越办越大,钱穆又创办了新亚研究所。新亚书院及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
对于钱穆这样的大师,中共自然没有忘记统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他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1965年,钱穆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去马来西亚讲学。两年后,73岁的钱穆定居台北,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六、七十年代,他在给台湾各军官学校做巡回演讲时,毫不客气的抨击中共对文化的摧残。
1986年,钱穆在文章《新春看时局》中,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他更直言,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两岸不能谈统一。
1990年,钱穆去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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