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份子的生死抉择 学识见识哪个更重要？(组图)
1948年9月23日，在南京参加“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暨第一次院士会议”的部分院士合影。
第六排左起：1.邓叔群2.吴定良3.钱崇澍
第五排左起：1.谢家荣2.俞大绂3.陈省身4.殷宏章5.柳诒征6.冯德培7.傅斯年8.贝时璋9.姜立夫
第四排左起：1.杨树达2.李宗恩3.伍献文4.陈垣5.胡先骕6.李济7.戴芳澜8.苏步青
第三排左起：1.余嘉锡2.梁思成3.秉志4.周仁5.萧公权6.严济慈7.叶企荪8.李先闻
第二排左起：1.周鲠生2.冯友兰3.杨钟健4.汤佩松5.陶孟和6.凌鸿勋7.袁贻瑾8.吴学周9.汤用彤
第一排左起：1.萨本栋2.陈达3.茅以升4.竺可桢5.张元济6.朱家骅7.王宠惠8.胡适9.李书华10.饶毓泰11.庄长恭
关于知识份子拒绝国外的优厚生活，拚命要回来鞠躬尽瘁的故事，我们已经可以背出很多了。钱学森吃马粪装疯卖傻，一个人能顶五个师的光辉事迹，成为佐证知识份子应该如何报效祖国的标配。说实话，我一直没有查出这种桥段到底出自于那个小说家之手。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学成归来没能为祖国报效，却被祖国报销的事倒是很多。比如钱学森的同学，同样是海归的徐璋本，因为不认同马克思主义，自己号称参选国家领导，结果坐了22年的牢。
徐先生还算好的，毕竟有钱学森这种红色标兵当同学，保住了性命。还有大把要报效祖国的海归，命都丢了。
董铁宝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计算机之父，作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参与了第一代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制程序和使用。1956年，国内号召大规模向科学进军，在周恩来的“邀请”下，董铁宝和夫人植物学专家梅镇安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回到国内，在北大任教。1968年10月，北大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的海归背景成为“特务”指控的重点，被隔离审查，不准与家人见面。董铁宝不堪受辱，上吊自杀，刚上中学的子女被下放农村。
被周恩来三番五次盛情“邀请”回来的，还有数学泰斗、云南大学奠基人熊庆来。1957从法国回到大陆，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行研究，培养了诸多后来的数学大师。文革开始后，长时间被批斗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后，在家中突然身亡，死因至今讳莫如深。
另外一个1955年被周恩来亲自从机场迎接回来的留美教育学博士董时光，连自杀都没有赶上，直接被当做“大右派”毒打致死。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大骂美国人出兵朝鲜，不可谓不爱国。但是回来后因为在运动中给学校党委提了点意见，被作为极右份子处理，送去劳改。由于常年饥饿，一个堂堂博士，饿到去捡马粪中的没有被消化的胡豆充饥，就这样居然被诬为偷吃马粮，被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吐血而亡。
如果要细数，这种例子多得让人无法呼吸。比如在董铁宝自杀后没几天，同在北大的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饶毓泰也上吊自杀。在几天前自杀的还有后来被追授“两弹一星元勋”的赵九章，都是资深海归。当然，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极个别，因为单单在1968一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个。
我在此不想再说这些悲剧的客观原因。我们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中国顶级的菁英，在经历了中外社会环境的对比之后，还是会被简单的“爱国”主义情绪所煽动，轻而易举的交出自己宝贵的人生？学识为什么没有转换为见识？
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知识菁英既然拥有非凡的学识，理应具有非凡的见识。特别是在一生也许只有一次选择机会的重大历史关口，他们理应得比常人更有远见卓识，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
但很遗憾，显然答案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一张图表，标明的是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
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网络图片）
从表中就可以看出，这些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代表性人物，全中国最聪明的大脑们，高达74％的人，对社会发展方向产生了严重的误判。这些误判不仅是对他们的学术生涯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影响，甚至其中很多位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不幸自杀或者批斗致死的就多达14个，其中既包括饶毓泰、叶企荪、陈寅恪这种泰斗级的人物，也不乏谢家荣这样全家集体自杀的。而即便侥幸苟活的，也少有没有挨整、挨批的，不要说再做学术研究，保命保平安就已经不错。至于郭沫若、冯友兰这种在严酷的环境下扭曲如蛆虫，尔曹身与名俱灭，可恨又可怜，就更不必提。
相反，有些学识不咋样的知识份子，比如徐志摩，见识却是一流的。
苏俄革命成功后，在中国吸粉无数。甚至连胡适这样的人，刚开始也是极为欣赏的，认为苏维埃是“伟大的试验”。但徐志摩则不然，1925年3月，他去欧洲游历，专程取道苏俄考察。他从社会观察的角度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甚至专门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整个苏俄社会的麻木和野蛮，让他大为震惊，在他的《欧游漫录》中，他这样描述：“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他对于列宁的评价是：“他不承认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毫不夸张的说，即使到了真相揭开的今天，还有大把的知识份子没有达到徐志摩的见识。
很显然，诸如董铁宝这类的悲剧不仅仅在于错误的理解了爱国主义，更要命的在于没有真正理解知识份子的终极使命，那就是：对于知识份子而言，一生所学到底为何？爱国主义是不是必须考虑的最高目标？
我们自私一点说，董铁宝们如果选择了别的道路，即便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也至少可以为学界做点贡献，最差都可以保留一些知识的种子，为后来的人们留下希望。奋力淹没于黑暗，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不仅不为黑暗所同情，反而为其所嘲笑。这不仅是对自己、对家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整个民族、整个世界的不负责任。其实像爱迪生这样的人，从来没有过任何高尚的目标，驱动他发明创造的更多是商业的利益，但就是这样，也无法抹杀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因他在为自己创造价值的同时，推动了世界的进步。
人类的知识，本身是不分民族，没有国界的。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家的知识份子，你为知识的添砖加瓦，都是在不同的侧面推动文明的进步。这个世界大部分的现代科学技术都产生于西方，但是最终都是泽被四海。来自于文明世界的知识，理应反哺于文明世界，这是知识传播的终极意义。知识份子的才智，狭义的来说，属于个人，哪怕仅仅是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广义的来说，属于全人类，哪怕它不是光芒四射。如果把自己的才智仅仅限定于服务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民族，那这种观念是一种狭隘的愚蠢，拙劣的短视。
为希特勒研究导弹，为金三胖研究核武器的科学家，算不算爱国？理论上说，也算是报效国家。但残酷点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对人类文明产生了严重威胁。既没有真正帮助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实现真正知识份子的责任和担当。如果是没有选择尚情有可原，有选择的情况下你还要以“爱国”的名义跳入火坑，这就是不可饶恕。
如果爱因斯坦一定要报效德国，那他也许早就死在了犹太人的集中营；如果特斯拉一定要报效克罗地亚，那他也许早就湮灭在世界大战的某个角落。玻尔、薛定谔、希拉德、汉斯贝特、霍尔宁……他们没有为祖国服务，却在更合适的环境和舞台上，实现了自己的才智与抱负，即推动了全人类的进步，反过来也让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一样的受益，谁敢说他们不爱国？！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份子应有的见识，它在大部分时候，比我们的学识更为重要。
（本文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