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农民工女孩：我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北京(组图)
2021年9月9日，北京动物园（图片来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10月3日讯】采访安霖，是因为她5岁的儿子所在的幼儿园关门了，我们想跟她聊聊她经历的北京私立幼儿园运行现状。但即便孩子待学在家，安霖也并无强烈的归责诉求。我们则发现，安霖自己的故事同样值得讲述。
作为一个90后农民工二代，她初中时来到北京，多次更换学校，初中毕业后开始打工。她并没有过人的天分，也不曾遭逢过什么意外或天降好运，因此她提供的并不是跌宕起伏的“逆袭”或绝望故事。
相反，她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本，即一个命运和资质普通的女孩子，在成长中，曾得到更大的世界投入的善与爱，被播下一些观念的种子后，会在心里留下怎样的烙印。以下是安霖的讲述：
文｜李明洁
口述｜安霖
1
我出生于1993年，家在河南濮阳农村。我家一共4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双胞胎弟弟。我家人口众多，但只有我爸一人分得土地，好在我家门口有一所学校，含初中和小学，所以我妈在家开了一个小卖部，一家人由此得以维持生计。
不过，后来随着合村并校，学校的初中部分被撤销，小卖部就难以维持了。于是我父母来到北京打工。他们在北京做过很多工作，一开始是在丰台卖菜，后来在工厂里打轻型楼板，自己还开过一个作坊式小厂，但没多久就关闭了。之后我爸我妈在厂里上过班，也开过三轮。
我爸妈刚来北京时，只带了两个弟弟，我则留在老家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上小学时基本是班里前五，但2006年我升学到了乡里读初中，需要住宿，加上学习难度增加，我的学习开始下降。
有一次，我妈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学习如何，我一下子答不上来，突然就哭了，哭得非常凶猛。挂了电话，我妈第二天就让我爸把我接到了北京。我后来回想，也许是因为当时太想念父母了，那个电话成了一个爆发点。
到北京后，我读的是农民工子弟小学，结果初一上完，那个学校就停办了。因为我基础不好，换学校时，我妈让我还是继续读初一。重读时，一开始我学习挺好，在班里能排到前几名，但到了初二下半学期，学校换老师，加上课程变难，我的成绩又下滑了。
不光如此，初二读完，我所在的学校又停办了。我听说大兴区有一所名叫蒲公英中学的民办学校，专门针对打工子弟办的，也是北京唯一一所专门服务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公益性、非营利性学校。2009年夏天，这所学校刚办3年，当时我是和一个同学专门坐公交自己找过去的，见了那里的老师，知道可以读完初三，回家跟父母说起。于是我爸扛着我的被褥，把我送到了这所学校。
但在蒲公英中学，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在河南学的教材是人教版，到了北京头两年学的教材是北教版，当时蒲公英中学使用的却是苏教版（现在部分科目使用教育部统编教材，部分科目使用人教版教材），所以我的学习很难跟上。即使后来有老师帮我专门补课，在初三ABCD四个等级的成绩划分里，我也只能排在C等。
不过，我在蒲公英中学的就读体验很好。老师们的书，我们都可以看。我喜欢语文，喜欢把身边的人和事写成小文章，经常得到鼓励，还在一次作文评比中得了三等奖。有一次，我用以前学过的方法，在课堂上把苏轼的《水调歌头》唱了一遍，后来从同学那知道，老师私下里夸我唱得好。
学校还会争取一些学校以外的人，包括外教来给我们上课，还有形式多样的培养兴趣的课程，让我们增长见识。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是2005年由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郑洪和一群女性朋友共同创立的。在那里，我知道了一个词，叫博雅教育，也就是通才素质教育，跟我以前感受的学校教育很不一样，这让我很喜欢北京。
老师们在生活上也很照顾我们，我记得我第一天去学校，什么都没准备，语文老师就给我买了饭盒。后来到秋天了，他还送给我校服。另外，蒲公英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语文老师知道我家里负担较重，就主动向学校汇报，找了一位慈善人士，资助我的学费。
资助我的是一位阿姨，也是学校的一位理事，非常和蔼可亲。理事阿姨当时一看到我就流露出非常喜欢我的感觉，我听到她和其他学校理事说我大眼睛白皮肤，长得灵气，是个特别好的小姑娘。我第一次有种自己来到这座城市，终于得到了关注的感觉。那时觉得自己真幸福，想对全世界说，我也是一个被爱的孩子，而不只是城市里一颗无人关注的小小野草。阿姨一直没有给我施舍的感觉，后来我们再次见到，她也很开心我阳光开朗、热情向上。
遗憾的是，我后来没有继续上高中。我记得，到了初三，我对自己的学习没底气，本就觉得自己考不上高中，加上那年冬天，我生病发烧在家好几天，更加想放弃了。后来我的语文老师还坐公交车来我家，给我送课本和作业，就是想告诉我，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不过到中考前夕，我还是退缩了，毕竟也没经历过中考，不知道会有多难，如果真要试试，没准能考上一所普通高中。但当时我真的很害怕。记得那时跟同学们在宿舍里聊天，聊到不想中考，大家一起打退堂鼓，还被宿管老师逮住过，第二天早上罚我们做蹲起、俯卧撑。最后老师跟我们说：“你们都是好学生，你们都能上高中。”
老师们真的特别希望我们能升学。但我当时跟一个女生结伴，都打定了主意要弃学。我的另外一个女同学，在北京的一所私立高中上了一学期就弃学了。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要上学，她的学费一个学期几千元，爸爸当时又被确诊为糖尿病，家里负担不起。
知道了老师的期望，我当时决定以后，其实不敢回学校面对老师，取被褥都只敢支使我爸去。但我爸去了三次，老师都不放。后来，我们的同学们都毕业了，老师又带了新的学生，我自己去取被褥，老师仍想劝说我去上职校，学一门技术。不过这个建议也被我忽略了，我想的是，反正要工作，为什么不直接去上班呢？
当时，如果有学生参加中考达到了普通高中的分数线，蒲公英中学会想办法联系一些学校让他们继续升学，比如私立高中或职业高中里的普高班。我也有同学在职高的普高班上了三年高中，后来回老家复读一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
如今回想，我们当地虽有重男轻女的风气，我父母也喜欢儿子，但他们还是很支持我读书。我记得，每次换学校都是夏天，正是我爸回家收割麦子的季节，即便如此，他也总是陪着我一起找学校。从我的角度，我的父母并没有因为我是女孩而亏待过我。
所以我现在也不太好解释，自己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有一个想法，我记得比较清楚，就是觉得如果真的考不上，就无法跟老师和捐助人交代了，好难为情，好难面对。
2021年9月8日，北京某商场外的青苹果雕塑（图片来源：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2
初中毕业后，我去了流水线工厂，在两家工厂一共做了三个月，第一家是汽配厂，车间里温度很高，第二家厂是做某知名品牌巧克力盒子的。在工厂里都很累，但我离开不是因为这个，我当时想的是，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不过我妈妈认为，女孩子不应该一直窝在工厂里，而是应该去商场卖货，说不定能攒点经验，未来自己开店。所以2010年，经过一个老乡介绍，我去了一家商场卖品牌女包。那里的世界果然跟工厂不一样，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包竟然卖到两三千块钱，妈呀，真是天价。
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卖得不错，当时我真是攒足了劲，碰到各种店的店长，不管是做美容的，还是买衣服的，就跟她们加微信聊天，请教如何做一个好的导购和销售。我发现做好销售最关键的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同时用自己的热情和真诚打动客人。
后来在商场，我发现化妆品区的小姑娘个个都精神好看，所以有新品牌入驻招聘时，我就去面试了，并在100：5的招聘比例中应聘成功。在新入职的化妆品店，我接受了七天基础培训，学了些基础的化妆技术。
正是因为有了这点基础，我后来又在业余时间花半年多，学习了盘头、新娘跟妆这些比较复杂的技术。有了这门技术，我就在放假时给人化妆，从1次100元的小助理，一步一步，成为接一个活可以挣800元的婚礼跟妆师，算是有了自己的一技之长。
我遇到的同事和领导都很好，愿意和我换班，让我能排开时间去挣外快。跟妆这件事，只要态度好，细心，干的时间长了，客源少不了。其实当时去学化新娘妆跟我在蒲公英学校的捐赠人有关。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她时，她告诉过我，“女孩子一定要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要有一门自己赚钱的本事”。
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听完心情特别激动，哭得很厉害。这句话就这么清晰地烙刻在了我心里。
我后来一直跟这位捐助人保持联系，每次过节都会给她发短信，有时发完朋友圈，她也会问问我的近况。我现在在大兴机场一家专卖店工作，有一次她在大兴机场坐飞机，我还专门跑到登机口去见了她。当时心情真是又高兴，又激动，特别复杂，一方面很后悔，当年怎么就没再努努力，哪怕上个职高也好，阿姨明明愿意帮助我继续读书；另一方面又特别感恩，感恩自己能在北京遇到这样好的人关心我。
其实当时在蒲公英学校，也有学习特别好的同学。我们那一届，从后来的同学聚会中我知道还有两个同学出国深造，其中一个女孩跟我同班。到蒲公英学校之前，她在其他的打工子弟学校念书，后来学校倒闭了，她在北京帮父母种菜，结果我们有老师发现了她，就上门把她招过来了。
这个女孩学习特别刻苦，她的床跟我挨着，那时候我们已经熄灯睡觉了，她还在打着手电学习。我没有人家那股刻苦劲儿。另外一个出国的同学，则听说是天资特别聪颖的那种。
正是这些经历，让我特别感谢父母把我带到北京来。我虽然遗憾没能上大学，但在成长阶段遇到的这些人，教给我的品格，其实够我用一生的了。而且我后来发现，和我一样从蒲公英学校走出来的同学们，绝大多数人都很上进，工作勤奋，对家庭富有责任感。我能感觉到，虽然生活很难，但大家都有种越挫越勇的精神。我们如今还常常聚会。
3
我现在的丈夫，是我17岁在生产巧克力盒子的车间干活认识的。他来自河北农村，我们处了几年，大多数时候是异地，但感情一直很好，结婚前从没吵过架。
一开始，我妈妈强烈反对，她觉得“我都把你带到大城市了，你又回农村了，那我不愿意”。她当时特别想让我找个北京本地人，也的确有人给我介绍了这样的人，他个子不高，工作一般，虽然是北京本地人，但也是农村家庭。对方有意于我，对我不错，但我就是想跟喜欢的人结婚，谁说也不好使。
那时完全没有考虑到，以后孩子怎么办，生活怎么办，如今想来当然有一些遗憾，但并不后悔。如果再有遇到和我经历类似的女生，感情之外，我会建议她选择和一个可以共同发展的人在一起，能够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而且起码在同一个地方，不会异地。
后来，2015年结婚的时候，我跟丈夫没房没车，一无所有。刚结婚时，我丈夫已经在青岛工作，那边的待遇更好，我也去了一段时间，在一家影楼里边上班，工资不高，也没有保障，理智告诉我，还是应该多赚钱，所以我就回北京了。
结婚第二年，我们的儿子就出生了。但迄今为止，我们一家三口团聚也不多。孩子出生后，我丈夫想让我带着孩子再去青岛，或者我带孩子回他老家上学，再或者让我把孩子留在他的老家，请他父母照看。但这几个方案，我都接受不了。
我既不能离开孩子，也不想离开北京。前者是因为，我太舍不得孩子了，我尝试过把孩子放在丈夫的乡下老家，结果特别痛苦，我每天回到家，一看到孩子的玩具衣服，就会想，我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呢，真的一点动力也没有，所以只过了16天，我就把孩子接回了北京；后者是因为，在北京我母亲可以帮我照顾孩子（孩子的爷爷奶奶后来身患疾病），我能继续工作，一旦离开，我就得全职在家照顾孩子，这也有一些好处，但毕竟会与社会脱节，而我一直觉得，无论多么爱孩子，他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定不能放弃自己。
其实我真的很想让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不过这也困难重重。2019年，儿子3岁，该上幼儿园了，公立幼儿园进不去，去什么样的私立幼儿园，我和丈夫又产生了分歧，还为此吵过几架。
我为孩子找的第一家幼儿园是一位邻居介绍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还有外教，就是价格特别贵，每个月费用3000多元，而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00多元。所以我就去跟园长谈，让我妈妈去园里兼职做饭，这样就能因为员工家属，每月减免1000元费用了。
即便如此，孩子每个月的学费还是超过了2000元。我老公跟我一样是农村人，孩子上学这么贵，他一开始接受不了，我告诉他时，就少说了1000元。但后来因为压力太大，我还是告诉了他，他也发现，孩子在幼儿园挺快乐的，很有礼貌，还学英语，就理解并认可了我的选择。其实我也不知道，为孩子选择这么贵的幼儿园，是对还是错，不过丈夫认可了，起码心里悬着的石头之一，算是落地了。
不过，儿子在这个幼儿园只上了大半年，去年1月份放寒假后，因为疫情，上半年一直没开学。到了下半年，因为外教没法来中国，很多家长不愿意再付高额学费，但幼儿园开在商场附近，房租又贵，一圈折腾下来，园方就选择了关门。
新的幼儿园是我妈、我丈夫和我一起去选的，一个月1000多元，从师资和硬件条件看，不如上一家幼儿园，但总的来说还不错。我本来以为孩子在这里可以待得比较久，结果今年5月，因为疫情和设施检查等事情，这家幼儿园也关了。
我小时候在农村，对北京只有一种大城市的幻想，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人人都说普通话，穿着洋气好看的衣服，是一种和我们全然不同的生活。所以我也努力希望儿子在北京接受教育，单说教学质量，北京肯定比老家好，老家的学校，只教语文数学，但在北京，孩子们可以学习唱歌跳舞画画。甚至，我见到的孩子，大多都比老家的孩子开朗。
我住这个地方，今年夏天有个武术馆在举办夏令营，虽然需要两千多元，但我特别想让孩子去参加。我很希望，他在未来，无论什么样的领域都敢于尝试，不会像我们这一代的农民工子弟，去触碰更大的世界时，总有一种发怯的感觉。
不过，目前来说，这些都是空想。直到如今，孩子依然待学在家，我现在对孩子的上学条件已经不再有苛求，能正常上学就特别知足了。
其实我和丈夫去年付了20多万首付，贷款75万，在河北廊坊永清分期买了一套商品房，离我上班的大兴机场不远。搬到新家后，孩子也许可以在廊坊上学，不过我还没有详细去了解过，因为房子还没交付，而且时间还早，社会变化很快，了解太早没有意义。
我父母现在都还在北京打工，一个在餐厅里帮人做饭，一个在某单位开巡逻车，他们这个年纪，在老家没什么能干的，在北京最起码能赚钱能糊口。但我丈夫还在外地，因为他如果在北京找工作，必须从零开始，工资肯定有所降低。
如今有时候睡不着觉，偶尔也会想到，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北京。我没有啥文采，也说不出来，但刷短视频时看到过一个文案，大意是“北京很多人，来了又想走，留下的，大多数都是为了梦想”，我觉得挺符合我的心境。我的理想就是，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生活在一起，但眼下这种情况，想在城市里站稳脚跟，我们肯定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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