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接受中纪委调查，或与当局进行经济整顿有关。（图片来源：浙江卫视新闻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1年8月26日讯】（看中国记者邢亚男综合报导）几个月来，北京对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调整被视为“治理风暴”。《华尔街日报》称：“中国政府之所以实施这一系列最新举措，背后有着更大的目的和更强的紧迫感。”日前，习近平在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更加引发瞩目。
中方监管上市公司影响全球投资者
对于中国监管框架突然转向，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Robin Xing）表示，这并非第一次发生，但此次的不同之处在于，监管的针对目标是掌握海量数据的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所以这次政策调整，对全球投资者的影响更加明显。
荷宝基金管理公司（Robeco）新兴市场股票团队的负责人Wim-Hein Pals表示，一直以来，在中国赚钱都太容易了，而过去几天的风云变幻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事实上也到了改变的时候，人们意识到有一个实体在中国拥有绝对权力。
北京亟待解决问题多
习近平于8月17日在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以及“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等事项。
北京智库网际网络实验室（China Labs）创始人方兴东指出，中国最大的一些企业多年来野蛮生长，存在太多不合规的方面，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华尔街日报》在〈中国行业整顿初露锋芒，市场面临更多风雨〉的评论文章中称，中国还有很多待办事项，其中包括政府希望解决教育、医疗和住房成本过高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可能加大政府遏制人口增长放缓趋势的难度。
周江勇落马或与经济整顿有关
8月21日，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接受中纪委调查。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杭州市是浙江省省会，也是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的大本营，刚刚落马的周江勇与阿里巴巴关系密切，曾力挺阿里的创办人马云。
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青认为，周江勇被查可能与当局进行经济整顿有关。他分析，在阿里巴巴这个问题上，周江勇跟这些企业家捆绑起来，抓周江勇可能是北京“敲山震虎”的一个警告。
8月23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为进一步优化“亲清政商关系”，杭州市纪委已展开“从严管好自己、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始终保持亲清政商关系的专项治理。”治理行动覆盖杭州所有在职及近三年退休、离职的官员，特别提到即便官员本人没有参与违规经商办企，也不能置身事外。此项行动涉及约2.5万名各级官员。
谢田：中国贫富差距惊人
至于“促进共同富裕”，这并非一个新口号，但目前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海外披露的资料显示，中共高层的500权贵家族占有中国40%的财富。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告诉《看中国》读者：“我想很多朋友对500个家族占有40%，好像没什么概念，还有60%，所以他都觉得不太多。但是你要仔细想想，咱们假设中国是14亿人，咱们就算15亿人，一家三口人的话，这就是5亿个家庭。你想想这边是5亿个家庭，那边是500个家族，500和5亿差了六个零，六个零就是10万倍。所以整个五亿家庭才占了60%，而这500个家族就占40%，这实际上是非常惊人的。”
别样政企关系
评论认为，几乎所有富豪的第一桶金，都涉及政府与党的特权，所以国家要享有特别的权益，索取财富被认为理所当然。《金融时报》报导，未来滴滴出行可能要转让给政府具特殊权利的黄金股。
而这也并非首例。贵州省政府是全中国最穷、负债比最高的省分之一，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00%。前年与去年年底，贵州茅台先后捐赠巨额股份给贵州省政府，利用价值2兆人民币的贵州茅台，协助负债1兆人民币的贵州政府，被视为成功的试点。
何为“三次分配”？
共同富裕的规划中，“三次分配”方案被认为最令人胆战心惊。《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指个人或企业出于自愿，把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用于慈善，从而使收入比较高的人的资金流向收入比较低的人，来减缓贫富差距。
“按说通过捐款的方式缓和贫富差距，在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常见的事情。比如美国就有长期民间慈善捐款的传统。在美国也有政策法律鼓励民间捐款，比如捐款可以抵税等等。但是中国提出来就把它当成一个制度，这就变得很有些不一样了。因为捐款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自愿而不是强制的。捐不捐在你，捐多少也在你，这跟税不一样。税是你必须要交的，交多少是有规定的。捐款最大特点就是自愿性。可是现在按照中国的搞法，我们可以想像到一定会把它变成一个强制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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