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大陆官方提及“三次分配”，当中鼓励高收入人士捐赠的“第三次分配”受关注。台湾学者王信贤对此认为，第三次分配跟政府“第二次分配意思是一样”。图为习近平资料照。(图片来源:Feng Li/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8月25日讯】(看中国记者刘世民综合报导)近期中国大陆官方提及“三次分配”，当中鼓励高收入人士捐赠的“第三次分配”受关注。台湾学者王信贤昨天对此分析，企业与非政府组织（NGO）才是第三次分配要角，但是在官方打压之下，已有丧失了灵活性等问题。
17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第10次会议中提到“共同富裕”时，提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并提及“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详报导：习近平为何要“打土豪”？明居正揭黑幕）
《金融时报》刊发评论认为北京此时再次强调“共同富裕”，与近一年整治科技巨头有关。18日网络科技龙头的腾讯就随即于通过微信公众号说，将投入500亿元人民币，执行“共同富裕专项计划”。
“三次分配”的说法在大陆内部引起议论，《德国之声》指，这概念是出自于1994年经济学家严以宁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分配市场经济收入有三次，第一次是由市场依照效率原则做分配；第二次则是由政府兼顾了效率跟公平，通过税收、社保一收一支所做的再分配；至于第三次则是于道德力量作用之下，通过捐赠个人资源做的分配。
据《中央社》报导，专研大陆社会议题、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王信贤接受采访时指，第三次分配要角为私人企业跟NGO，然而习近平在上任后接连压制的措施，让这一些角色丧失了灵活性。
王信贤举2016年北京政府通过的“慈善法”为例，指出“慈善法”第15条有要求不得从事或资助危害国安跟社会公共利益活动，不过相关定义诠释权却掌握于北京手中，使企业或者NGO从事公益工作“绑手绑脚”。
另外，王信贤还针对NGO来分析，2016年北京政府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办法后，原本在大陆关注妇女、儿童教育等议题的许多境外NGO均纷纷撤离，剩下大多数是官方领导的“官办非政府组织”（GONGO）。
王信贤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由NGO和企业来执行第三次分配，但仍然是在政府跟党的管理下，即属于官僚思维导向，令第三次分配“跟第二次分配意思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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