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的幻想从此绝灭 我怎么成了“极右派”？(图)
北京大学文学教研室十名新人，九人被打成“右派”。（网络图片）
1952年毕业留校工作，是幸运还是不幸？北京大学成了最敏感的政治风标，一切冲突都首先在这尖端放电。总之是阶级斗争不断：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镇压反革命，镇压胡风集团，接着又是肃清反革命……这一场运动伤透了中国知识份子的心，使他们的幻想从此绝灭。我们参加办刊物的八个人无一幸免，全部成了右派。
记得1955年夏，我头脑里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实在绷得太紧，眼看就要崩溃了。我不顾一切，在未准假的情况下，私自回到贵阳老家。再见花溪的绿水青山，我好像又重新为人，不再只是一个政治动物。父母非常看重我的“衣锦荣归”，总希望带我到亲戚朋友家里去炫耀一番。可是我身心疲惫，我太厌倦了！只好拂父母一片美意，成天徜徉于山水之间，纵情沉迷于儿时的回忆。
一回校就受到了批判，罪名是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临阵脱逃。从此，领导不再让我去做什么重要的政治工作，我则十分乐于有时间再来念书。恰好1956年是全民振奋，向科学进军的一年。我竭尽全力教好我的第一次高班课，大学四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大学毕业后，我就选定现代文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我喜欢这门风云变幻、富于活力和挑战性的学科。我的老师曾劝告过我，不如去念古典文学，研究那些死人写的东西。至少他对你的分析不会跳起来说：不对，我不是那样想！现代文学可难了，如果你想公平、正直，活着的人就会为维护个人声誉而说东道西。但我没有听他的话。
到了1957年，中文系陆续留下的青年教师已近二十名，我所在的文学教研室也有整十名。当时人文科学杂志很少，许多杂志又只发表学已有成的老先生的文章，年轻人的文章很少有机会发表。我们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在中文系办一个中型学术杂志，专门发表年轻人的文章。我们开了两次会，商定了两期刊物准备用的文章，并拟定了文章标题；大家都非常激动，以为就要有自己的刊物了。后来又在刊物名称上讨论了很久，有的说叫“八仙过海”取其并无指导思想，只重“各显其能”之意；有的说叫“当代英雄”，俄国作家莱蒙托夫创造的那个才气横溢却不被社会所赏识的“当代英雄”别却林在大学年轻人中正是风靡一时。会后，大家分头向教授们募捐，筹集经费。
这时，已是1957年5月。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善观形势的人，他警告我们立即停办。我们还莫名其妙，以为先生不免小题大做，对共产党太不信任。
我不“认罪”
然而，历史自有它的诡计，这一场运动伤透了中国知识份子的心，使他们的幻想从此绝灭。我们参加办刊物的八个人无一幸免，全部成了右派。
因为，图谋办“同仁刊物”本身就是想摆脱党的领导，想摆脱领导，就是反党！况且我们设计的刊物选题中还有两篇大逆不道的东西：一篇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再探讨》，拟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等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按反右的逻辑，这当然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第二篇是一篇小说，标题是《司令员的堕落》，作者是一位十六岁就给一位将军当勤务员的军队来的学生。这位将军因罪判刑，伺候了将军半辈子的勤务员，很想写出这一步步堕落的过程，以资他人借鉴。按反右逻辑，这也是诬蔑我党我军，“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就这样，1949年后文学教研室留下的十名新人，九个成了右派。右派者，敌人也，非人也！一句话，只配享受非人的待遇。尤其是我，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竟成了右派头目，被戴上“极右派”的帽子，开除公职，每月十六元生活费，下乡劳改。
在北京远郊的崇山峻岭中，我们从山里把石头背下来，修水库，垒猪圈，我尽全力工作，竟在劳动中感到一种焕发，除了专注于如何不要滑倒，不要让石头从肩上滚下来，大脑可以什么也不想。累得半死，回住处倒头一睡，千头万绪，化为一梦。我越来越感到和体力劳动亲近，对脑力劳动逐渐产生了一种憎恶和厌倦，尤其是和农民在一起的时候。
这几年，正值全国范围内无边无际的大饥饿，我们每天吃的东西只有杏树叶、榆树叶，加上一点玉米渣和玉米芯磨成的粉。后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我却很健康。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会享受那种劳动中的舒心和单纯，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我是女性。
男右派们有很多，他们只能群居在一间又阴又黑的农民存放工具的冷房里；而女右派只有我一人，既不能男女杂居，就只好恩准我去和老百姓同住。他们替我挑了一家最可靠的老贫农翻身户，老大爷大半辈子给地主赶牲口，五十多岁，分了地主的房地、浮财，才有可能娶一个老大娘过日子。遗憾的是老贫农却划不清界限，老两口竟把我当亲女儿般看待，我也深深爱上了这两个受苦的人。老大爷给生产队放羊，每天在深山里转悠，山上到处都有核桃树，树上常有松鼠成群。老人常在松鼠的巢穴中，掏出几个核桃，有时也捡回几粒漏收的花生、半截白薯、一棵玉米。隔不几天，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享受一次这些难得的珍品。老大娘还养了三只鸡，除了应卖的销售定额，总还有剩余让我们一个月来上一两次鸡蛋宴，一人吃三个鸡蛋！
由于我不“认罪”，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罪，因此我迟迟不能摘掉右派帽子，也不准假回家探亲，虽然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刚满周岁的小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