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进民退”铁拳出击 中国私企风雨沉浮(图)
“党进民退”铁拳出击，中国民营企业风险增大。（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1年8月3日讯】中国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到了“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意见》中提到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一些人认为这似乎是政府对于部分私营教育行业的控制。自2020年以来，当局对一部分民营企业的管控令一些公司面临着巨大困难，而这些监管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党进民退”趋势的讨论。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关于确保私营企业不会过于强大，并能够真正符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治议程。
当局的监管和打击行动
人们对近期一系列监管的关注始于蚂蚁金服。蚂蚁科技集团的上市计划在2020年11月3日被中国监管当局叫停。上交所给蚂蚁科技集团发出的通知说，公司高层被有关部门联合进行监管约谈，蚂蚁金服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导致你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上交所决定暂缓蚂蚁科技集团的上市计划。
一个月后，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12月24日宣布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21年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其处以182.28亿元罚款。
2021年3月3日，市场监管总局因存在“不正当价格行为”对美团旗下的社区团购业务美团优选处以150万元罚款。2021年4月26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已依法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2021年7月2日，中国国家网信办宣布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2021年7月16日，网信办又宣布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监管部门进驻滴滴出行，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这些不过是中国近期接二连三的执法行动的一部分，从科技巨头到外卖平台，再到出行应用，监管部门的铁拳似乎伸向了不同领域的民营企业。而自2020年以来，监管层似乎也在不断通过多种方式释放出加强民企管控、政治化商业环境的信号。
外部措施与内部渗透?
北京当局称2020年是反垄断工作“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而作为 “十四五”开局之年的2021年，更被定义为反垄断工作“大年”。
2020年1月2日，市场监管总局为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律制度体系，根据工作部署，起草了《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自中国《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近11年后，首次“大修”升级，除纳入互联网领域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依据外，还大幅提高了违法处罚标准。
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了2021年要“抓好”的八大重点任务之，其中之一便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此外，《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于2021年2月7日正式落地，中国市场监管总局称，《指南》强调了《反垄断法》及配套法规规章适用于所有行业，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公平公正对待，旨在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促进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
2020年4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12个部门联合发布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并于2020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一个月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便着手就《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除多次完善措施、执法工具，释放反垄断信号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20年9月16日，他表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团结好、引导好民营经济人士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更好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成为民营经济人士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
管控背后的原因
蚂蚁、美团、滴滴.....受到北京当局监管的公司似乎都在做着不同的事情，而他们受到管控的原因似乎也截然不同。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经济学家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对美国之音说：“所以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故事。它可能是关于零工工人拥有社会权利，也可能是关于教育成本对生孩子的腐蚀性影响。随着有关数据隐私和安全的新法律的通过，它可能是关于数据隐私的。”
但他也表示，如果你从单个行业退一步看，你会看到这些举措的连续性，可以追溯到蚂蚁金服突然取消IPO计划，甚至在那之前也有发生一些，那就是对私人公司和私人企业家的打击，特别是那些有外国利益、外国投资或外国股东的公司。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政治议程，是关于控制的。关于确保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不会变得过于庞大，不会变得过于强大，并真正符合社会议程，习近平声称这对中国人民非常重要。”马格努斯说。
他说，马云等企业家“肯定会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企业家一样，思考如何经营他们的企业，以及这些企业在金钱和权力方面能够产生什么。因此，这可能并不总是与政治目标和更以党为中心的哲学的意识形态目标相一致，而这正是习近平非常公开和明确拥护的哲学。”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对美国之音表示：“历史上，共产党重视控制而不是生产力或效率。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种逻辑的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经贸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认为，不能把把中国针对各个领域的措施混为一谈，因为其背后原因各有不同。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中共在提醒认为钱是最重要的私营企业，党对他们存在的容忍是他们赚钱的必要条件。
芝加哥大学金融学讲席教授何治国认为北京当局近日出台的教育行业“双减”意见并不是在针对教育私营部门，这与此前中国对阿里、滴滴等公司进行的调查和审查是不同的。教育背后涉及的是市场失灵导致的过度竞争，这对社会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个时候就是政府出手的时候。他认为，教育背后更底层的问题还涉及高考、教育资源、学区房等一些列问题。
他还表示，像阿里、滴滴等公司在过去几年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很大，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就是大而不能倒且产生垄断，所以需要政府出手，至于政府何时出手，这背后涉及的因素之一便是当前紧张的美中关系。他说，中国希望这些公司在香港上市，这样能够避免与海外市场监管者沟通中的政治化因素。
彭博社援引《中国资本主义的神话:工人、工厂和世界的未来》(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罗伯茨（Dexter Tiff Roberts）称:“中国领导层已经走上了一条新的、充满风险的经济政策制定之路。”罗伯茨还写道，北京“决心加强对民营企业和外国投资的控制，为半导体芯片和电动汽车电池等国产技术保留一定的市场份额，并提升国有企业的作用。”
谁是下一个目标？
新东方教育集团的股价自“双减”意见突然出台后已大幅下跌，其它一些行业也在担心自身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目标，这进而有可能会导致一大波的股票抛售。
《路透社》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网络游戏行业或会成为打击目标，因为北京当局一直担忧年轻人沉迷游戏。总部位于北京的应用发行商AppInChina的首席执行官毕晓普（Rich Bishop）说，政府很可能会打击许多仍在没有适当授权的情况下发行的游戏，甚至是那些滥用用户数据的特定游戏。
报道还说，中国国务院敦促2021年降低药品价格，并呼吁改革复杂、多层次的医疗体系，此后投资者也在密切关注医疗保健企业。
据英国《金融时报》7月29日报道说，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已与贝莱德(BlackRock)、富达(Fidelity)和摩根大通(JPMorgan)等顶级金融机构会面，试图平息人们对北京当局打击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担忧。
在马格努斯看来，中国的打压不会消失，或者说不会很快消失。
他说：“我确信共产党相信中国的科技公司、数据平台、金融公司和数字公司，它们处于技术的前沿，这些技术将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面貌，就像政府希望它在未来10年、20年或30年所改变的那样。但另一方面，矛盾在于允许这些公司有太多的自由，它们与政府的政治议程相抵触，因此政府觉得有必要控制它们，用一种非常强硬的政治手段控制它们，但这实际上又会阻碍它们的创新能力。这就是矛盾之处。”
史剑道表示，中国监管的运作方式是波浪式的（comes in waves），他们打击过后，就会有一段时间不去管理，“我们将会看到监管机构退一步说，好吧，你知道我们是主管，现在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我猜测，我们不会看到进一步打击私营企业。但即使这是真的，明年对私营部门来说也不会很容易。”他说。
史宗瀚则表示，一些私营公司，特别是科技行业的私营公司或将受到多个机构更为严格的监管审查。但他不认为中国有能力根除整个科技行业，“因为许多高官子女现在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利益相关者”。
他还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已经怀疑中国科技公司为北京当局窃取数据。现在，就连北京当局也不信任这些科技公司，并要求进行额外的监控。这当然会加剧外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不信任。”
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在允许中国公司通过美国股票市场筹集资金之前，它将要求中国公司披露“北京当局未来行动可能对运营公司财务业绩造成严重影响的不确定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要求中国的上市公司必须披露他们是否被中国当局拒绝在美国证交所上市，以及此类批准被拒绝或撤销可能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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