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之后：饶漱石之死不明不白(图)
高岗和饶漱石。（网络图片）
所谓“高饶反党联盟”中的第二号人物饶漱石生于1903年，1925年加入中共。他上过大学，曾经到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国留学。抗日战争时期饶漱石曾经担任新四军政委，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委。中共建政以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罪名很大 罪证何在
中共说，饶漱石与高岗图谋分裂中国共产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但是中共从来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饶漱石最大的、也是唯一有实质意义的“罪状”就是1953年中共中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借批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的名义打击党的二号领导人刘少奇，配合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反党活动。事实究竟如何呢？
张秀山发言事件
饶漱石从1953年2月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53年9月到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毛泽东指示说，这次会议要对组织工作进行检讨，而且指定刘少奇在会上作自我批评。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相应的安排。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曾经发言，对组织工作提出一些批评。中共说，张秀山的发言是高岗有预谋地打击刘少奇的措施，而饶漱石对张秀山的发言“极为满意”，配合了高岗反刘少奇的反党活动。
毛刘出尔反尔？
据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秀山的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透露，张秀山原来并没有准备参加这次会议，更没有准备在会上发言。但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坚持要他参加会议，并且要在会议上发言。
饶漱石曾经不想让张秀山发言，但是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讲，张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饶漱石只好服从刘少奇的指示，安排张秀山发言。
1953年10月13日，张秀山向毛泽东汇报了准备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内容，包括认为中组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也包括对安子文思想方法的批评。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一些观点的批评，涉及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当时的政策之争。
毛泽东当场表示：“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张秀山发言后，刘少奇对他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
安子文也对张秀山说，他讲的问题基本正确。张秀山在回忆录中写道：“1954年，高饶问题出来后，这个发言成为我‘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的证据和罪行，给我后半生戴上了枷锁。”
张秀山的回忆显示，让他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安子文、刘少奇和毛泽东，而且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和安子文都对他的发言表示赞成。在整个过程中，饶漱石没有任何阴谋动作。
但是高饶案件发生以后，张秀山的发言也成了饶漱石配合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罪证。饶漱石被迫检讨说：“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驳，客观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饶漱石多年追随刘少奇
实际上，饶漱石和刘少奇有很深的渊源。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初期，饶漱石一直是刘少奇的直接下属。1929年，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饶漱石任共青团省委书记。1932年，刘少奇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党团书记；饶漱石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抗战期间，刘少奇任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主席；饶漱石任副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刘少奇对饶漱石一直十分青睐，曾经说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抗战期间，刘少奇曾经对周恩来说：“饶漱石不错啊，很聪明，很能干，是个年轻的政治家。建议中央很好地重用他！”1945年，中共七大，刘少奇亲自为饶漱石说话，确保他当选中央委员。
顶撞老上级 结怨刘少奇
但是在饶漱石担任中组部长之后，他和刘少奇有了一些矛盾。根据饶漱石自己的陈述，他在对彭真、薄一波和安子文的看法上与刘少奇发生了分歧。安子文当时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安子文一直是刘少奇系统的人。饶漱石掌握中组部以后，实际上一直没有掌握实权，实权完全在安子文的手上。他对安子文的不满直接就牵扯到刘少奇，因为他知道刘少奇是安子文的后台。”
饶漱石在1953年2月23日的检讨中这样说：“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在对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的看法上，我与少奇有过不同的意见，由对他不尊重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
饶漱石本来是刘少奇的亲信，却在进京担任中组部长之后顶撞刘少奇，使已经受到毛泽东和高岗压力的刘少奇有腹背受敌的感觉。刘少奇有可能据此认为饶漱石忘恩负义，因此在打倒高岗的过程中，决定把饶漱石一并打掉。
陈毅与饶漱石之争
刘少奇和饶漱石的关系还牵扯到中共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就是陈毅元帅。1942年，刘少奇被调往中共中央。他让自己的亲信饶漱石接替他，代理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让新四军军长陈毅代理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主席，使陈毅这个老资格成了饶漱石的下级。刘少奇后来还专门向陈毅道歉，说自己当年看错了人，让陈毅受委屈了。
当然，这种人事安排一定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正由于这种人事安排，饶漱石和陈毅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争斗。1943年，中共“延安整风”期间，饶漱石和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发生激烈内斗，并且分别向毛泽东告状。
饶漱石为陈毅罗列了“十大罪状”，其中头一条就是“一贯反对毛主席”，指1929年陈毅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让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自己取而代之。陈毅还说过：“谁错了我就反对谁，毛泽东错了我也会反对。”这使陈毅在新四军和华中局受到空前的孤立。
陈饶相争的结果是陈毅败阵。1943年11月，中共中央以参与中共“七大”工作的名义将陈毅调离新四军；饶漱石正式就任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
毛泽东对陈毅表示，陈饶之争是工作关系的问题，不是路线斗争。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毛泽东偏袒了饶漱石。从后来“文革”中毛泽东的言行来看，毛泽东显然对陈毅当年曾经两度反对自己耿耿于怀。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在新四军的时候他就是把饶漱石作为控制新四军的一个棋子。他对陈毅是不放心的，他认为陈毅是周恩来系统的人。他是把饶漱石作为一个亲信来制约陈毅。”
陈毅受毛唆使 向饶发难
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搞掉饶漱石，特别找到陈毅，把当年饶漱石告状的情况告诉陈，并且向陈了解饶漱石的情况。陈毅开始时不明真相，没敢多说。后来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得知毛泽东要打倒饶漱石，陈毅便向毛把多年的苦水倒出来，还特别汇报说，饶漱石对他讲了许多刘少奇的坏话。
毛泽东后来便指定饶漱石的老对头陈毅、谭震林和邓小平一起主持批判饶漱石的座谈会。陈毅做了长达7个小时的发言，历数饶漱石十几年的“罪状”。他还揭发说：
“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
“另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
谭震林在座谈会一开始便鼓动说：“老账新账一起算。”于是，原来曾经与饶漱石共事的二十几个人对饶漱石“墙倒众人推”，七嘴八舌批判饶漱石。
寒竹：毛疑新四军想用饶控制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饶漱石在党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山头，也没有什么背景，党内没有人出来为饶漱石说话。而且他在新四军里的角色是很尴尬的。毛泽东对新四军一直不放心，因为它不是自己亲自带出来的部队。”
“‘皖南事变’以后，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有一个决策，决定把饶漱石扶起来。刘少奇走之后，中共中央就一直希望用饶漱石来控制新四军，后来的‘华野’。所以说华野的干部对饶漱石很反感的，什么谭震林啊，邓子恢啊，这些人都非常反感饶漱石。”
如此“反党篡权”
但是这些人说来说去基本上都是说饶漱石个人人品有问题，根本谈不上“反党”。例如陈毅后来在上海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说，饶漱石说过：“历史上，我最佩服的伟人就是林肯和罗斯福。”“饶漱石不止一次说：他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美国的生活方式’。”陈毅讥讽地说：“不如干脆去作美国人吧！”这种东西与“反党”实在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饶漱石当时连中共政治局委员都不是，要说他想篡夺“党政最高权力”，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所以座谈会的结论只是说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毛泽东对反饶斗争失控
当时，就像毛泽东还想保护高岗一样，毛泽东也想保留饶漱石的党籍，撤销职务就算了。但是后来发生的三件事使毛泽东也难以控制局面了。
第一件事发生在1954年11月，中国公安部逮捕了上海公安局长扬帆，罪名是扬帆在维持治安和镇压敌特工作中实行“以特反特”的策略，重用和包庇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3300余人。而批准扬帆实行“以特反特”的就是当年担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
第二件事发生在1955年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饶漱石在家中向秘书陈麒章和妻子陆璀发牢骚，说他没有反党，是陈毅要报复他，还责怪陈麒章“充当了陈毅的打手”。陈麒章和陆璀分别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报告了这个情况。中共中央将他们的报告散发给党代会代表。代表们纷纷指责饶漱石企图翻案，并且同“扬帆案”联系起来，认为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属于敌我矛盾。
饶漱石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毛泽东，也一直拒绝承认反对刘少奇。高岗的遗孀李力群也说：
“高岗根本跟饶漱石没有什么来往。就是他在1952年去过大连。是毛主席让他去东北，经济建设搞得好，要他向高岗学习。和他没有什么来往。只是组织会议上和饶漱石对于刘少奇有意见。是张秀山在那儿发言。高岗根本没有参加组织会议。在中央，跟饶漱石，就是工作上有意见，也不能说是反党联盟啊。”
尽管如此，在党代会代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会上重提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坚持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于是，会议确定存在“高饶反党联盟”及“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饶漱石被开除党籍。
潘汉年坦白从严 交待招祸
第三件事发生在1955年4月。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在参加全国党代会时听毛泽东说“与高岗、饶漱石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请楚”，他4月2日找到上海市长陈毅，说自己1943年夏天在进行统战工作期间曾经见过大汉奸汪精卫，当时请示过饶漱石和陈毅，并且得到饶的批准。
陈毅说他记不清这件事了，并且当天将这件事写成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材料后当场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潘汉年和饶漱石都于4月3日被逮捕。4月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我感觉到，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这次会议确定饶漱石是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首犯。
刘周陈联手反击毛泽东 败后弃将？
政治评论人士寒竹说：“实际上，‘高饶事件’，毛泽东是一个失败者，而不是一个成功者。他实际上是败在了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手里面。他想动用高岗和饶漱石去扳倒这两个人，但是后来不成功。不成功以后他就不认账了，就撒手了。那么对饶漱石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说要把他弄死、弄得很严重的。”
“饶漱石，他（毛泽东）也说留在党内。要对饶漱石下死手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内的官僚集团。毛泽东是顺水推舟。这群人就是要报复他，就是因为，第一个，陈毅跟他有历史恩怨；第二个，在高饶53年这件事情上，他们觉得饶漱石很猖狂。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联手起来要置饶漱石于死地。”
欲加之罪
后来中国公安部专案组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认为在“以特反特”问题上饶漱石没有直接责任，也无法找到饶漱石是内奸的证据。但是由于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已经给这个案子定性，公安部上层便对专案组施加压力。
一次专案组在汇报时指出，“以特反特”的方针是陈毅也同意过的方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当场打断汇报人的话说：“你怎么能这么看问题呢？”后来公安部上层不顾专案组的意见，在饶、潘、扬三个专案组的联合侦讯报告中加上一句话说，饶、潘、扬“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但是直到饶漱石在监狱中度过了10年以后，中国最高法院才于1965年8月30日宣布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并且随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准已经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饶漱石于9月23日假释出狱，将他送到一个劳改农场养起来，配上一个服务员和一个厨师，每个月发给200元生活费。
“文革”开始以后，饶漱石又于1967年重新被投入监狱。1975年3月2日，饶漱石病死在狱中。
“反革命集团”中别人已平反
“文革”以后，扬帆和潘汉年都得到平反，所谓的“饶、潘、扬反革命集团”不存在了。“饶漱石反党集团”中的扬帆和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向明都平反了，这个“反党集团”也不存在了。
当年饶漱石是由于“包庇”了潘汉年和扬帆而被定罪的，有心人在1986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第436条注释中发现这样一段话：
“饶漱石上海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在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
有心人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共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饶漱石的“内奸”罪平反。
不过，由于“高饶反党联盟”尚未翻案，饶漱石至今还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