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茂春：六四和摆脱恐惧的自由(图)
与余茂春教授谈六四与美中关系
2009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图片来源：MN Chan/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6月5日讯】受访人简介：余茂春，来自中国重庆，1985年赴美留学，于1994年始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至今，教授东亚和军事史；在川普(特朗普)总统任期内，他担任美国国务院蓬佩奥国务卿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对美国对华政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21年美国政府换届后返校教学，并兼任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以及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CND：余教授，首先我要感谢你同意在六四32周年纪念日前夕接受CND/华夏文摘的访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很多人生命中的转折点。
余茂春：对对对。
CND：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我想请你谈一下，六四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使你的人生选择和事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余茂春：六四是历史上的很多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56年匈牙利的自由运动、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它不仅仅是一个大事件本身，而是影响了一代人生活的基本定向和重新定向的里程碑。六四也标志着一代人的重新觉醒。比如说对我个人来讲，天安门示威游行令我们振奋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是具体的什么内容——当然我对那些内容大都是赞同的——最主要的是他们采取的形式。天安门运动的七个星期是中国老百姓自共产党上台以来最自由、最没有恐惧的七个星期。天安门运动的根基就是自由，不管如何短暂，人民基本上没有什么恐惧。广场上的这种脱离恐惧的自我表现，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震撼，因为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活在一个莫名的有形或无形的恐惧中间。你要担心害怕的东西很多——你的护照、签证、你的学校、单位、户口、你的爸爸妈妈、亲戚……你生存中的方方面面，你所做的很多事情都跟共产党随时可以控制你、惩治你的那么一种无形的压力有关系。而天安门运动就摆脱了这一点。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些学生很年轻、很天真，但我觉得这天真里边有一种人的本性的自由的散发。自由不需要太多的复杂性，中国的政治文化把很多天经地义的简单事情复杂化，把人性扭曲得畏畏缩缩，大打折扣。天安门的勇士们展现了人性的真正复归，是对共产党政治人格的勇敢的挑战。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我和那些学生基本上是同一代，只大几岁，但是我对这些年轻人非常佩服，他们给了我去追求自由的勇气。所以说，看到中国政府对于这七个星期的自由那种残酷而血腥的镇压，我是非常的震怒，而且重新认识到一个做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氧气一样不可缺失，那就是摆脱恐惧的自由。这种短暂而被残酷灭杀的自由对一代人的启示和人生定向的影响，在不少其他共产党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捷克，也都非常的突出。
当时我是在美国，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觉得，在那么自由的环境中还有那么多内心的恐惧是非常不应当和荒唐的。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我摆脱恐惧、自我解放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志。虽然我没有直接参加，但我对于天安门的抗议示威者是非常感激的。我觉得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自我解放，因为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的经历。
CND：是的。
余茂春：只不过是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个人的选择目标不一样而已。我自己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
CND：六四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包括你。我跟你感受特别相同，1989年6月4日那一天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同样的事，所以你说你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但是你现在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就是你作为在美国国务院里面工作过的人，曾经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出谋划策。那你觉得六四对你提出的那些建议有没有什么影响？
余茂春：当然影响非常大。我在担任蓬佩奥国务卿的中国顾问的时候，我跟他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民主自由的现状和前景。我就觉得六四给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个最根本的基点。在我进入美国高层的政府圈子里时，大家对中共有一个政策的重新估价，原因之一是由于习近平最近几年把美中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有一部分人，而且是很大一部分人，觉得美中关系最糟糕的时候就是习近平上台后，美国受到了挑战。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说习近平当政不好，那么习近平当政之前中共当政好像还可以。但我觉得这个就违背了六四的真谛。我就提出，美中关系基本点不应该是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时，而应该是1989年。为什么呢？因为1989年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的非常对立的利益冲突。这当然有中共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响在里面，但比较起来，这是最脱离了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场人民运动，而运动的初衷就是老百姓出于一种人性的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国家负责的主人翁感，提出一些诉求，要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起来反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的一种最原始、最真诚的表现。这才是美中关系要有长足的、实质性突破的根本问题。刘晓波有一句话很有前沿性，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追求自由，追求未来的最佳体现。而美国对华政策一定要着眼民间，着眼未来。所以我一直在美国政府圈子里边说，美中关系的基点不应该定在习近平上台之时，也不应该定在什么邓小平内斗成功搞改革开放的1978年，而就是应该定在1989年。
198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是各个共产党政权垮台的年份。大家谈论共产党在苏东崩溃的时候，都非常习惯地把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与1989年在东欧发生的共产党垮台分开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1989年是一个世界性的、全球性的反对共产主义及其统治的标志性年代，这个标志性的运动起始于天安门广场。中国学生对东欧的民主运动、最终推翻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的统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我觉得天安门运动不应该仅仅是美中关系的基点，而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基点。所以我跟蓬佩奥国务卿及美国高层的其他重要官员讲，我们要重新定义天安门事件，把它反映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来。这就是为什么蓬佩奥国务卿2019年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三十周年的时候发表了美国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最重要的、最全面的、而且最长的一个声明。他提到1989天安门学生运动是一个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运动，所以他向天安门大屠杀中丧失生命的人们致敬；而且他提出来，天安门运动与柏林墙的倒塌有必然的联系。我觉得这些都是天安门民主运动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地方,虽然晚了一点，但毕竟回到了正轨。
CND：所以说，这是六四给你的启示，然后你把它运用到了美中外交政策上去了。
余茂春：我只是尽力而为。开始有人对这说法觉得很吃惊，后来通过我们做工作、做解释，大家就都是一致的了。你看看蓬佩奥国务卿发表的声明，当时美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认同了这个调子。
CND：你说的这个“大家”指的是谁？
余茂春：就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都这样看。比如说，国务院里面有不少就事论事的官僚，不愿意从意识形态方面讨论问题，而八九运动就是一个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非常剧烈的冲突。我是教书出身，我就本能地在国务院给主管中国事务的几十个高级官员办学习班，读马列毛习，读中共文件，读乔治坎南，读美中关系经典著作，讨论很热烈。学习班办了好几期，转变了不少人的看法。所以蓬佩奥国务卿在讲话中多次讲到，美中关系上很多问题的症结实际上就是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美中有许多水火不容的东西。在白宫里边，后来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Robert O’brien也说共产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对美国的挑战有多么严重。这些都始于国务院里面基本的政策转变。这与六四有必然的联系。真正正确的东西稍微一点就形成了共识。
CND：昨天我上Clubhouse听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讲六四讲座，在谈到美中外交政策、中国通等等话题的时候，他多次提到了你，对你是倍加赞赏，说你是与前美国政府中的中国通比如基辛格这样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中国通。你觉得是不是这样？还有，如果是的话，你觉得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余茂春：这个过奖了。（笑）
CND：真的是这样，林教授对你是倍加赞赏，是真的。
余茂春：我对林培瑞先生是更加赞赏（笑）。他代表了美国知识精英的良心。
CND：是。
余茂春：而且坚持不懈。他是说真话的一个鲜明的代表。我觉得像林培瑞先生这样的人是最幸福的，因为他是无所畏惧的、非常自由的人。一个人如果总是生活在畏惧中，怕这怕那，他不是幸福的。所以我非常佩服林培瑞先生。
CND：但是，他自己也提到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听他的。他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但没人听他的，可是有人听你的，所以他觉得你的影响力很大。
余茂春：没有，别别，我非常佩服林先生。
CND：哈哈……
余茂春：你刚问到中国通，美国的中国通有两种。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是对中国知道得很多，懂得很少。意思是说，他们对中国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各种数据知道得很多，但真正明白、了解、懂的实际上很少。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是他知道的不多，他懂的也错了。就是这样一大批人在很长时间里主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非常不好的。为什么他们知道的不多呢？因为以前很多在美中关系上起决定性作用的美国高层官员，他所知道的东西大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给他的，他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老百姓。
比如说我看基辛格的东西。基辛格书写中常常笼统地用“中国人”这个词、中国人这样，中国人那样，实际上他眼睛里边的“中国人”就局限在中国高层的官员，总书记呀、什么主席呀，就是这些人。在他的眼里，刘晓波啊、余杰啊、王丹啊、天安门的抗议人士啊、异议人士啊，根本就没包括在他所说的“中国人”里边。大家常说认知，他就有认知局限。“知”呢，就是他的局限；那“认”呢，由于在非常有限的“知”的层面，他的这个“认”也是非常错误的。比如他就觉得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老是摆脱不了几千年历史意识的困扰，所以要搞什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啊，他们对共产党很佩服啊，他就讲这个。这些都是非常落后的、19世纪的传教士的心态。这些人觉得中国人总是沉醉在历史上过去的辉煌之中，他们永远做不了现代化的人。而实际上中国人民自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以来，基本上的追求不是传统的重现和昔日王道霸权的回归，而是德先生、赛先生、个性自由，特别是宪政民主。用传教士的文化偏斜的眼光看中国人，曲解中国现代历史基本主题的美国高知和高官，其实是很不道德的。
这样的人垄断了美国对华政策几十年，一直到川普总统上台之后，我们把它基本上推翻了。我们觉得要把中国人当成一回事，要把中国人和其他所有民族的人等同对待，同样有对现代的、普世的价值观的追求和奋斗，要把镇压、管控这些追求与奋斗的中国人的专制政府作为一个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要像我们当年对待苏联一样也把他们当成一回事，当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不要把中国人当成软弱、猥琐、永远不能做现代化人的过去的中国人。这些就是我们的重新评估。而且由于这样的原因，在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圈子里边，我们尽量地排除以前对中共有严重认知缺陷的人。所以那些人对我和其它我们一起的人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CND：你原来做了几十年的大学教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加盟国务院呢？你从大学教授身份转换到政治幕僚，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有人爱有人恨吧（笑……）。那你的人生观从八九年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余茂春：做大学教授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让你思考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没有一个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就要交稿的压力，这样就可以写出东西来，在比较轻松的环境里做学术研究和思考。所以我在加入国务院之前已经有一大堆过去写的东西和讲话，他们都看过。当然他们对我的政治诉求啊、看法啊都已经很了解了。川普总统当选之后，他们决定要对美中关系重新评估，像我这样的人就进去了。外面的人不是特别了解这一点，就是在美国政府里边制订中国政策的人很多，内部实际上采取的是一个比较民主的程序，关键就是你的论点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是不是能够让大家信服，不是一言堂的。大家在外面看觉得川普总统很独断，蓬佩奥国务卿很果断，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下属的意见真是听取的。我的意见他们也听取，我的意见有时他们也不同意，大家都是竞争，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最后会定在某一个大家比较认同的点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在大学教学的经验、我的学术性对我很有帮助，因为这会给与我某种深度和权威性。还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那就是我是在美国高层对华政策的圈子里唯一一个在中国长期生活过、能够娴熟地运用中英文、比较了解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而且能够看出共产党的文件字里行间的意思的人，这一点非常有帮助。
CND：对对，这一点特别重要。
余茂春：共产党在外交政策上有一个很大的具有迷惑性的东西，就是搞内外有别。它把内和外分得非常清楚，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少有人能够从内外的因素来加以综合评判。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由于我的生活背景，我在里面是如鱼得水，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就能够把天安门的真谛讲得比较连贯一些，而且我也比较能够知道中国老百姓的一些具体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和共产党的想法是怎么的不一样，还有，中共的一些维稳措施的意思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美国政府强调一个重要的理论，要重新认识，一定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这就是内和外。光从“外“来制定对华政策是盲人摸象，不着边际，只有“中国”一个笼统的概念。一定要内外结合来制定政策，这样才能靠谱。
在中国的内部，共产党和人民是对立的。你看，共产党维稳的军队警察呀、维稳措施的巨大开支和血本啊，对老百姓全方位的监控和管制啊、对他们的生活、经济运作的方式，他们怎么过马路、上网讲的每一句话，银行存款有多少，等等，都要管的严严实实的。所以说它对老百姓的恐惧是非常深刻的。另外，在如此深刻的恐惧之外，它也知道老百姓的力量，共产党非常知道群众的力量，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它要骗，它要说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尽管老百姓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韭菜，“人民”这个词却被严重地滥用。它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它用来镇压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叫“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警察”，它垄断性的金融机构叫“人民银行”，它宣传共产党的方针、说假话的工具叫“人民日报”……这整个系统都知道人民是多么重要，所以它要给政府贴金。这就是内。它的内和外是不一样的。
它对外面呢，中国与美国打交道、与所有其它国家打交道，它就说是代表了整个中国，代表了中国人民。外国政府稍微对中共镇压自己人民的恶行抗议，就一定会引发中共的陈词滥调，毫不脸红地说这种抗议是伤害了十四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十四亿中国人民如何坚决不答应，云云。我们现在制订对华政策时把这个事实看得非常清楚。对中共来讲，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我们刚一提出要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的观点时中共就暴跳如雷，觉得这个戳中了它的痛处。这样就更加肯定了我们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另外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分清中共和中国人民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它怕人民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觉得经济发展了它的政权就更加稳固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经济发展了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中共现行体制下它的贫富严重不均。它虽然有一个非常富有的阶层，但这个富有阶层是少数人，绝大部分中国人实际上是很贫困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一个人发一个帖子说我们要“躺平”，就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追随。为什么呢？躺平就是对中国现实中贫富不均还有经济社会高压、高度膨胀的一种无形的反抗。这是很无奈的反抗。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发展之后它的政权并没有稳定。中国目前的贫富不均指数在世界上是位于前列的，有人说是令人发指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人民声音的国家，经济越发展，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就越危险。另外一点呢，经济虽然发展了，即使一些有钱人活得很好，他对这个政权还有更加不满的因素，因为他们的财产权没有得到完全的保护。他富有了之后，买了房子，有了资产，共产党什么时候都可以把它拿回去。在中国，当了亿万富翁的人往往更害怕，怕被抓。所以说中共最怕的就是任何有独立于党的绝对控制的人和事件，对此它都要完全打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政权有危机感，害怕。所以说经济富起来了，政权也不一定就会随之稳定。
除了上面那些因素，美中关系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共对美国非常嫉妒、非常仇恨。它仇恨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非常害怕中国人民去认同美国民主自由制度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理念。所以它对美国的制度千方百计地歪曲、攻击，然后它把全国14亿人民都像动物一样在它的防火墙之内关起来，不让他们看到自由多元的信息。这就是中共怕人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实际上就是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美中的交往不是人民与人民的交往，中共非常害怕老百姓去认同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得到的是全世界的认同，是普世价值。这种美国标志性的影响力非常强大。
CND：我们讲到中国人民和中共不一样，可是当你的名字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团队的名单上以后，你被中国的很多人骂成是“卖国贼”，听说家族也把你除名了、学校也把你的名字从高考状元碑上铲除了。这些把你当成“卖国贼”的人不也是“人民”吗？
余茂春：中国的舆论监控是非常彻底的。我能够听到的能够骂我的人都是在中共控制下发出来的，是吧？实际上对我赞扬的人、鼓励我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往往是公开看不到的。所以我不在乎这些东西，而且我对讲这些话的人也感到很同情。因为他们除了讲这些之外没有什么言论的自由。如果某个人认识余茂春、跟我有什么关系，血缘关系或者是同事关系，有的人如果不出来骂骂我的话他好像觉悟不高，没有划清界限，甚至还有危险。所以在政治的高压之下看到这种现象，我并不觉得奇怪。
CND：我再追问一句。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80后小朋友，在中国大陆工作。我问他，如果我跟余茂春聊天，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他没有。他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很多年轻人真诚地爱党爱国，而且这绝不是因为大家迫于淫威不敢说真话，为什么会这样？你是怎么看的？
余茂春：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在一种政治高压的情况下，在一种信息完全被控制和摆弄的情况下，大众心理，即所谓的mass psychology，是非常容易蛊惑的。你知道，人性是脆弱的。德国有一个电影叫《浪潮》，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浪潮》就讲，很多年轻的德国人觉得为什么还要对我们这一代德国人讲德国三四十年代的法西斯罪行，我们又没有参与这个，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温这段历史。一个中学老师就跟大家做了个实验，展示要失去理智，重归疯狂是多么容易。结果一个星期之内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新型的法西斯分子。蛊惑是很容易的。中国人其实应该更加感同身受，比如说六七十年代中国搞文化大革命，我相信当年的红卫兵都是真心诚意的信仰那些说法，他们没有作假。现在的人也给你搞洗脑。如果我天天看中国的报刊宣传机器，在防火墙之内没有其它信息的参照，有参照也无法正确吸收，有80后的这些想法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信息的多元化是对真相、对真理的发掘和认知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你要是到北朝鲜去那就更厉害了。所以说洗脑是专制独裁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我并不是贬低80后同学们的智商。因为生活在专制独裁的信息环境里边的任何一个人都会产生这样的偏差。
CND：对这个问题我再追问一下。我观察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如果你说在中国大陆由于信息封闭所以大家会被洗脑，那为什么在美国华人群体中你也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海外华人对你的评价是相当两极的，你觉得很多人对你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如果有机会和这些人交流，你最想说什么？
余茂春：这个一点不奇怪，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在美国的移民种族的成分非常复杂。如果对像我这种政治定向的人没有对立的看法，那反而不是美国了。这一点即使在没有移民的美国主体社会中也是如此。关键是这种争议性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是安全和合法的，有争议的人和事不会担心有受到政治迫害的可能。而在中国，不符合中共想法的看法是违法的，是危险的。
这种复杂性实际上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根源。在美国生活，要学会容忍和宽容，就是让其他人去说他自己的话，即所谓的Live and Let Live。另外，我觉得中共的专制统治还远远没有结束。生活在美国的不少华人和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有各种事业上的、家庭的、经济的甚至心理上的联系，他们害怕美中关系搞得很僵会影响他们的这些联系。但是我们做政策制定的人不能只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要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促使中共走上正轨，以至于即使美中关系冷却，也不至于影响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正常联系。而且美中关系僵持的根源在中共，不在美国。理解美中对抗，一定要跳出狭隘的国界和族裔界限。
天安门事件、八九之后不久，我到波兰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去访问，当时他们刚刚从共产党的奴役里解放出来。我在东欧认识的这批人，他们对中国朋友的敬佩是非常深刻的，而且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经历，理解和憎恶是完全超出民族、超出国界的。所以他们是从做人的最基本的理念上来追求的。
CND：在美国有很多入了美国籍还挥舞着中国国旗到处去为中共说话的人，实际上他们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到底什么。他们跟东欧的这些人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余茂春：对。但我不觉得这些人做错了些什么，只要他们不违法就可以。但是你不能要求我也去跟你打中国旗，不能因为你要给中共说好话就认为我要跟你一样。这个是不对的。
CND：你说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就是如果你不同意我说的东西你就是我的敌人。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我是说海外华人。
余茂春：我不能肯定，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当然很多人对美国社会的融入不够彻底，他们觉得在美国华人可以享受福利、享受自由，而对美国导致这种福利和自由的最根本的因素他们基本上没有一种深切的感受。还有一点——我当然不能以偏概全啊——有很多在美国社会生活很多年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我知道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也跟我是在对立面的，这都可以的。美国在政治上是很包容的，我的朋友圈子里就有人跟我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不能说你跟我想的不一样你就认为连我做这样人的资格都没有，这就不对了。所以什么“汉奸”啦、“卖国贼”啦这些都是一些废话，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一个问题，中共的外宣有很大的投资就是在华人社区里面。所以它对华人社区的舆论控制是很厉害的，比如它的一些中文电视、亲共团体，在美国华人社区里都是比较活跃的。在不少华人家庭里，在美国看国内的电视节目就像生活在北京一样。
CND：我接着往下提问吧。六四之后美中关系都有哪些起伏和变化，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余茂春：六四实际上为美中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对中共的本质的一个重新的认识。这是个历史机会。很不幸，这个历史的机会被错过了，错过了几十年——三十年吧。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中国过来的有大陆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中共在对外关系上有迷惑性和蛊惑性，它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表，它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救星，但实际上它是和人民对着干的。六四正好就证明了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是和人民对着干的。所以我们当时有六四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让大家重新认识中共的本质。
CND：对。
余茂春：但是这个重新认识没有实现。原因很复杂，我给你讲讲这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垮台。刚才我讲到，那是从天安门引起的。而美国人和世界上很多西方国家都把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看作是最纯正的、真正的共产主义。那么，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之后他们就觉得共产主义就没有了。当时还有一个叫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人，此人以前还在美国国务院做过事，他写过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他就觉得好像是共产主义垮台了，西方从启蒙运动以来所有的普世价值都实现了。所以他把中共根本没有当回事。这样从理念上就错了。因为正好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垮掉了，他以为这是历史的辉煌成就，民主自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Historical triumphalism。因为共产主义并没有玩完，中共还存在和壮大着。
第二个呢就是中共变了调子。它知道六四对他们的本质有一个暴露，所以他们就讲，我们只搞经济，我们用经济利益来换取对我们政治制度的认同，所谓的求同存异。这个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西方世界对中共六四镇压的极端愤怒，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错过这个历史的机会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说1992年总统大选的时候，那时大家对天安门的记忆犹新，而且民主党的当选总统比尔・克林顿对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对中共邓小平搞绥靖政策非常不满意。所以他觉得我们一定要对共产党政权认识清楚，要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弄得很坚实，而且把它作为美中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新的标志。然后大家都知道，搞贸易，慢慢慢慢地中国的市场对很多美国的公司开放，而美国的公司有很多得到了中国的利益就去游说美国政府。然后克林顿政府居然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把人权和贸易脱钩了，这个机会呢就彻底错过了。结果是什么呢？1989年到2016年，二三十年之间中共的红色基因继续增能，所以到习近平的时候共产主义制度就更加的稳定。所以从八九到现在，中国一个最基本的性质没有改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没有改变。这是第一点。
CND：嗯。
余茂春：第二点呢，正好是由于用经济利益来换取美国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那么中国的经济更加强大，共产党更加强大，而且由于我们对中共的姑息，由于我们错过了这个历史的机会，错过了对华政策的重新评估，经济上强大的中共对美国的体制形成了威胁。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2016年的时候川普总统上台之后重新走到了1989年，对中共本质又达到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在2019年蓬佩奥国务卿上任不久就提出来对天安门六四做一个重新的估价。这就是对中国的人权、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中国老百姓追求自由的认同、还有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根本利益冲突的重新认识。这几个方面就是六四以来美中关系一些起伏变化的最重要的必然结果。
CND：我的一个观察是，在美国的很多六四以后来的政治异见人士和流亡者，他们都支持川普总统再次上台，支持他的政策，是不是就是因为六四的因素在里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余茂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有很多喜欢他的人，也有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但是不喜欢他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他个人的说话的方式啊、他的表达的方式啊、他的不是政客的那种不按常规出牌的做法等等。所以对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很容易产生看法。但是，川普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存在于这些肤浅的印象性的东西里边的，他在理念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非常系统的框架。比如说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一样，我们说新疆对维吾尔族人权的严重侵犯，我们是直来直去的；批评中共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打压，我们也是直来直去的。这样就逐渐实现了在政策理念上根本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认识的很多朋友给我写信的时候说，他们除了觉得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清晰程度增加之外，他们还对清晰的战略的本质、内容也都非常感兴趣。
CND：那么你觉得美中关系的走向怎么样？总要修补美中关系的吧？要修补美中关系，中国最需要做什么？美国最需要做什么？
余茂春：美中关系，就是双边关系，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大家要有坦诚的心态，要主动承认两国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根本不同，不要再说什么双赢、互相尊重这样完全没有意思的话。这对中共没有作用，反而显示中共的虚伪。中共现在的态度是，在国内我可以做一套，我可以把成千上万的人抓起来，我可以用命令来取消中国老百姓巨大的权利，但是我希望你一句话都不要说，我希望你闭嘴，要不然你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些东西是非常愚蠢的。中共传播的这一套很僵化。中共内部很多人对川普的对华政策是恼怒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共的一些战略家都觉得美国人好骗，骗了几十年了。现在人家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很多人觉得恼怒。他不知道为什么，是怎么回事，那么好骗的美国人怎么一下子聪明起来了。岂有此理！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讲，说明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拨乱反正的对华政策，其做法和理念是正确的。
CND：美国继续需要做下去的是什么？
余茂春：美国继续需要做下去的就是应该按照川普和蓬佩奥制订的对华政策，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对民主自由有保护作用的做法。现在看呢，基本上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在美国国内两党之间，虽然在内政理念上、在政策方针上分歧非常巨大，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它非常地团结，那就是对华政策。这方面他们少有的分歧的都不是理念问题而是具体的做法。所以说在大的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比如我们以前对新疆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对香港的政策，还有宗教自由的问题、中国对互联网的严格控制、对知识产权的侵犯的问、保护美国的产业利益的问题，我们以前所做的基本上都是现任的民主党政府现在一直在继续做的。
CND：我下面的一个问题是想请你比较一下现任政府和前任政府的相似与不同，其实刚才你已经在谈了。那么说，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现任政府和前任政府是相似的，对吧？
余茂春：对，当然是相似的。在政策层面上、在行动方面它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现任政府和前任政府有不一样的地方。现任政府是民主党，前任政府是共和党。共和党对美国基本的立国的理念是非常坚定不移的。他并不认为美国这个国家从根本上来讲有什么问题。民主党稍微不一样，他觉得美国在制度方面有一些问题，他们认为一些个别的社会问题是美国致命伤。于是中共就特别利用这一点，利用美国国内政治上的一些讨论和不同，利用民主党的一些偏向性很强的说辞来完全诋毁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一点它觉得很有效，所以它在中国的统治效果也不错。但是它这个办法其实很愚蠢，因为你不可能在国内施行那么多的惨绝人寰的手段，比如把一百多万维吾尔人抓起来，然后你还攻击美国的种族歧视的问题，这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中共的最大问题就是它没有一种自我意识，贼喊捉贼，自己在那放火，然后它还要打电话给消防队来灭火，还在旁边幸灾乐祸，隔岸观火。这种做法早已为众人所知，所以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同样地，一个禁止其人民使用美国社交媒体的政府利用这些被禁止的美国社交媒体来攻击美国已经成了国际笑话，根本没有什么说服力。
CND：你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做过很多事，你觉得最让你自豪的是什么？还有，你有什么遗憾吗？
余茂春：我最为自豪的就是我利用这个职位说服了一大批就事论事的技术官僚，从理念上阐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基本的和具体的原则，大家重新有了认识。还有当然就是我十分荣幸能够有机会认识一个非常有前瞻性、非常勇敢正直而且无私的美国的政治领袖蓬佩奥，能在他的手下做事。蓬佩奥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他用人没有任何有色眼镜。不管你的政治背景，不管你的种族背景，不管你的知识来源在什么地方，只要你能够说的有条理，只要你能够阐明你的立场的正确性，他都可以接受。这不仅是在国务院，在整个美国政府，在白宫也一样。
CND：那你有什么遗憾的吗？
余茂春：遗憾的就是我们2020年的选举没有选上川普（笑）。
CND：哈哈哈……这是唯一的一个遗憾啊？其它的呢？
余茂春：对，就这一个。
CND：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们当年六四以后的做法和想法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和反思？
余茂春：对六四以来产生的想法我从来没有任何改变。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这样，而且我有很多朋友包括以前的一些学生，他们都跟我联络。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不管生活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每一个人的个人经历也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一些基本的理念都没有变化。这就是自由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一个人获得了自由之后就再也回不到以前受奴役的境况了。
CND：是是。
余茂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国歌，头两句非常重要，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CND：哈哈哈，都起来了。
余茂春：当然那个国歌的背景是拯救国家、拯救民族，但是现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有了一个新的含义，就是要自己解放自己，要争取获得自由的机会。六四最大的真谛就是它让人民看到了自由的希望，而且对很多人来说让他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CND：此时此刻真想和你握握手，因为咱们的想法非常一样，从来没有后悔过。
余茂春：而且没有后悔的必要，也没有后悔的理由。
CND：我觉得你今天把六四的重要性讲得非常清楚。
余茂春：建议你去找蓬佩奥在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的讲话。那个讲话非常系统。美国没有一个国务卿在2019年之前讲过那样的话。
CND：好，我会找那个讲话的中文版附在这篇访谈中。再次感谢你对CND/华夏文摘的支持。谢谢！
附：蓬佩奥国务卿在天安门抗议活动30周年纪念日发表声明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19年6月3日
6月4日，我们向止于1989年6月4日的中国人民英勇的抗议运动致敬，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派出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呼吁民主、人权及终止腐败横行的和平的抗议活动。汇集在北京及中国各地其他城市的千百万抗议者为寻求国家的美好前景遭受了巨大痛苦。死难者的人数至今不得而知。我们向仍在为失去亲人而悲痛的家庭深表痛惜，其中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们，她们甘冒巨大的个人风险，永不停息地追究责任。30年前发生的事件仍在触动我们的良知，以及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良知。
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曾希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能够带来一个更开放、更宽容的社会。但这些希望破灭了。中国的一党制不容忍异见，而且在任何符合其利益的时候都会践踏人权。今天，中国公民遭受着新一波侵权行径，特别是在新疆，共产党领导人在那里处心积虑地试图扼杀维吾尔文化并摧毁伊斯兰信仰，包括动用关押超过100万名穆斯林少数群体成员的手段。但即使在共产党建立一个强力监控的国家之时，普通的中国公民仍在继续寻求行使他们的人权、组织独立工会、通过法律体系追求正义，或者只是表达他们的观点，而许多人却因此遭受惩罚、监禁甚至酷刑折磨。
我们向3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勇敢地挺身而出争取自身权利的中国人民的英雄们致敬。他们大无畏的榜样一直激励着后代在世界各地发出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从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几个月东欧共产主义的终结开始。
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完整、公开地说明遇难或失踪者的情况，以告慰这一黑暗的历史阶段的众多受害者。这样的步骤能开始显示出共产党尊重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意愿。我们呼吁中国释放所有因争取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而被关押的人，停止使用任意羁押手段，并改变将恐怖主义与宗教和政治表达混为一谈的适得其反的政策。中国本国的宪法阐明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历史表明，当政府响应本国公民的要求、尊重法治、维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时，国家就会更加强大。
来源：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网站（北京）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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