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饥饿的世界浪游 我的宇宙被饥饿深度改造(图)


有一头怪兽一辈子都在追捕我,它的名字叫饥饿。(网络图片)

有一头怪兽一辈子都在追捕我,它的名字叫饥饿

它逼迫我12岁时步行250里翻过大别山买粮食,它在最近十年撬掉了我十几颗牙齿。它啃噬我的肉体和灵魂,深度改变了我的世界,此刻,它正蹲在我身旁,驱使疾病围殴我。

饥饿随我爬出娘胎一直型塑我的童年

1963年4月,大饥荒让人们气息奄奄,我很不知趣地在此时降生人世。母亲46岁,高龄叠加营养不良,我的落生十分勉强。出生那天,大雨滂沱,父亲盘田抓到两条鱼,母亲很欢喜:老五有些名堂,自带伙食落生。

小名就叫雨生。有人喊“鱼生”,他们相信有两条鱼陪我来到人世。

饥饿跟我一起爬出娘胎。没有奶水,母亲每天抓几粒米,加一点菜叶和盐,放到蒜钵大的土罐里,煨在土灶中,用那米汤喂我。

学话和走路节奏都算正常,两岁多突然又不会走路了,只能坐在小木凳上。缺钙,小腿慢慢罗圈,饥饿开始型塑我的身体。几年后,饥饿又在我的上身鼓起一个不大的鸡胸。

饥饿还让我差点成为独眼龙。

三岁时的一天,家门口晒了一堆竹杂(竹枝竹节),黄昏时我抱竹杂到灶口。因为缺钙,走路不稳,过门槛时摔了一跤。眼前立即一黑,一根锋利的竹签插向左眼。母亲吓坏了,检查后出了一口气,竹签插中左眉,差一点就进了眼珠,让我成为一辈子的“杜具只眼”。母亲刮了些锅烟,敷到伤口止血。左眉这个断口,留到现在。

记事起,每年春荒父亲都要到安徽省太湖县去“挑芋头”(红薯、地瓜、红苕)。英山极左,虚报产量,都交了公粮,每年有几个月粒米难寻,只好到安徽买人家不要的烂地瓜充饥。那地瓜长满黑疹,苦气呛鼻子,有的整体腐烂,像死老鼠满身白毫。

那年头,从英山到邻近的安徽太湖、霍山、岳西、金寨几县,布满荆棘乱石的山道上,买芋头的英山人络绎于途。蓬头垢面,满脸菜色,他们有气无力,却不肯打开袋子吃一口,这是要拿回家救命的。

烂芋头和上野菜、谷糠做成“苦芋头粑”,蒸粑的苦气能飘出几百米。

1969年春天,比我小两岁的周栋到家做客,他捏着那冒苦气、黑得像牛粪饼的芋头粑来回翻看,不敢下嘴。我灵机一动,说“毛主席叫我们一不怕苦”,咬下一口。苦粑进嘴,眼泪都催出来了,苦味中还有腐烂的霉味,要吐。怕周栋不敢吃,我没敢嚼就吞了下去。周栋把芋头粑放到嘴边,犹犹豫豫,我赶紧补上一句:“毛主席还说二不怕死”,又大吃一口,周栋受到鼓舞,终于把芋头粑送进嘴里。芋头下去,眼泪出来。

我家墙上有个三脚架,上面放着一个毛主席石膏像,用来做“早请示晚汇报”,苦气直熏老人家。我建议挪挪桌子,挪不了,小屋无处可挪。

身体一天天长大,胃口需要越来越多的东西填充,我像狗一样满世界找吃的。房前屋后能吃的都吃遍了,有一种带刺的“猫儿刺”最好吃,甜甜的,酸酸的。茅草根也不错,淡淡的甜,像极稀薄的葡萄糖。

家里多老鼠。没有蚊帐,老鼠晚上从脸上跑过。三哥抓过几只煮了吃,我跟着吃,尽是碎骨头,味道像鸡肉,有点腥。

饥饿让我看到一个无法相认的父亲

父亲三代要饭,他对食物的态度让人恐惧。他不放过任何能下肚的东西。地上的饭粒,要捡起来吃掉。桌上不会剩下任何食物,我有时把那极苦的苦芋头疹子抠出来,父亲抢过来丢进嘴里,瞪我一眼:看我闹(毒)死冇(没有)?

我上老林冲小学时,学校多次请父亲去讲“革命家史”。讲完课要吃“忆苦餐”。大桶里,盛满泔水、米粒、苦菜、谷糠混合的稀汤,酸臭馊混合的味道传遍操场,很多人捂着鼻子。学生们预先都带了碗来,一人半碗,没人敢喝。父亲拿起一个土钵,连喝几钵,回家就不再吃饭了。

父亲精瘦,身上找不到一丝肥肉,没有多余的营养长肥肉。大概是1972年,父亲饿得全身浮肿,大队给了我家二斤黄豆给父亲治病。黄豆泡涨煮熟,一半是我吃了。

父亲的肚子是一个“无底洞”。有天父亲回家晚,家里留了半锅清水粥。我们睡在床上,看父亲一趟趟盛粥喝,我和四哥记数,父亲连喝了12碗粥,也就是喝了12碗米汤。

父亲从来不抱怨日子艰难,他只是怕吃“观音土”。那是岩石缝隙里的一种土,白面一般,父亲说吃下去拉不出来,要用手抠。我唯一的叔叔和婶婶死于大饥荒,他们可能吃过观音土,给父亲留下了噩梦。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无数次叫我们“做人不要臭了”,饥饿却让他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

大概1973年,一天晚上,父亲到谷田里撸了几斤稻穗,让人撞见了。

夜里发生的事,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天生产队薅秧,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挖苦讽刺,说老革命也能偷东西。我不知道说谁,直到大家都瞄着我说,我猜到是说父亲。我全身稀软,像被人抽走了筋骨,站立不住,回家埋在被窝里大哭了一场。

那时,偷地里的庄稼是常见的事,我在放牛时饿极了,就去手铇生产队地瓜吃,从手指粗就开始铇。每个放牛伢都这么干。

只是这事不该出在父亲身上!他是老林冲资历最老的老革命,当过生产队长,他为了看护集体庄稼,晚上出来巡夜,有一次让蝮蛇咬了,大腿肿得像水桶,我到处扯草药为他消毒。

我家从来没人谈论这事,这件事的细节我不清楚,我甚至不敢肯定父亲是不是干过这事。但我知道,这件事简直是把父亲脱光了吊到村口。

原谅我,父亲,四十年来我从来没跟人谈这事,你躺在山坳里二十多年了,没人能伤害你了。村里知道这事的人差不多都不在了,那个挖苦父亲最恶毒的人也早就离开人世了。

多年后我看过雨果的《悲惨世界》,才敢正视这件事。

冉阿让在饥饿中偷了一块面包,得到了十几年牢狱之灾,还成了沙威穷其一生追捕的目标。

一个人有免于饥饿的权力,冉阿让偷面包和父亲撸几斤稻穗一样,这不是他们的耻辱,这是让人饥饿难耐的那种力量的耻辱。

12岁 我翻越大别山买粮食

终于,到安徽买粮食的苦事轮到12岁的我了。

70年代,农业学大寨、极左和饥饿同时达到顶点。

1975年,我12岁。四月,烂红薯早已吃完,发到手的口粮每人每月8斤稻子,脱成米5斤,只够三天饱饭。父亲不知从哪里借来8块钱,叫我翻过大别山,到安徽霍山县去买粮食。

为什么是12岁的我去?哥哥们都上了工地,军事化管理,不能请假;父亲是老党员,也没法在农忙时节外出。母亲此前跟随毛正英细奶(叔奶奶),到太湖要过饭,她是小脚,不能走远路,又不好意思开口,三天后空手而归。

一天清晨,天刚麻麻亮,我扛起扁担,将两个装化肥的塑料袋子绑在扁担头上,揣着母亲给我烙的两个菜饼子,和张窑匠出发了。50岁的窑匠大叔经常偷偷到安徽去做瓦挣钱,熟悉买粮的路子。那时私自外出当窑匠和当窑姐一样丢人,张大叔为这事挨过大队很多整。他这次还是偷偷出去做窑,我们趁大家还没起床早早就出了村。

过河就是公路,公路从县城往北,一直通往英山北界的红花镇,翻过红花就是霍山。红花离我家80里,长途汽车可以到,车票是8毛钱。我们舍不得花钱,只能走。

中午我吃了一张菜饼子,在水田里捧了几口水喝。另外一张饼给了窑匠,我说吃饱了。张窑匠出名的暴躁,骂人时龇牙咧嘴,唾沫星子能射穿人的脸皮,献饼是讨好他,怕他把我扔在半路。其实,碗口大的饼子,五张我也吃得下。

夜幕降下,大别山浸泡在黑暗和静谧中。我们到了70里外草盘地肖家大屋,找到在那里修电站的大哥,歇了一晚。第二天上午到红花,下午到霍山太平畈,全程120里。太阳还有一丈高时,我们到了一个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窑匠说到了。

窑匠把我交给这家夫妇,说去找一个徒弟,看看哪里能买粮食。

我在这家门口转了转,他家屋西有一个架在矮凳上的胖大棺材,我吓得赶快进屋。

晚上,这对夫妇给我做了一碗米饭。半年来我都在吃烂红薯,偶尔能喝到一碗大米稀饭,米饭的味道已经很久远、很陌生了。

两口子点起一盏油灯,给我盛上米饭,还有一碗青菜。

看着这碗冒尖的米饭,那样白,那样香,香气从嘴里钻进去,走遍全身,有一种催麻的作用。这不是一碗米饭,这是来自另一世界生命的圣物,肠胃和肌肉都对这久违的米饭顶礼膜拜,我全身颤抖,身子在一寸寸发软。没有力气拿起筷子,看着米饭两眼发直。

我又担心,窑匠还没回,买不到粮食怎么办?

心底里漾起一种悲凉和恐惧,传遍全身,身子抖得更厉害,手在桌子上,根本抬不起来。豆大的灯火在灯盏里摇曳,整个屋子忽明忽暗,墙上有大团黑影在晃,好像有很多人在走动。眼泪在眼眶里转,终于越过眼眶,顺着鼻子流到嘴上。

我抽噎了几下,突然放声大哭,人瘫倒在板凳上。

主人两口子听到动静赶快跑过来,拍我的后背和胸脯,我只是哭,全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们慌了,连连说这可怎么办,来了个小客人,不吃饭,只会哭,又找不到医生,怎么办哪?

看他们那么着急,我强忍住哭声,全身仍在不断抽搐。两口子见我不再大哭,劝我吃饭,我嗓子全是硬的,也没了饿的感觉,还是一口没吃。见我平服了很多,他们卸下一块门板,找来一块破布,叫我睡下。

这一躺下,才知道像被人捆着痛打了一天一样全身酸痛,我12岁,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山路。

第二天一大早,张窑匠扛回了一袋稻子,50斤。那时稻子官价9.5元一百斤,这是黑市,价格高了近一倍。

吃过早饭,别过那家人,窑匠要留在这里做窑,我独自上路。我要再走120里,把这救命粮挑回去!

一袋粮分成两袋挑,山路很窄,两边是荆棘和灌木,扁担无法横在双肩上,只能单肩挑起,让两袋子东西和人在一条直线上。山路陡峭,我个子矮小,即使让扁担前高后低,前面的袋子仍然拖在地上。竹扁担溜滑,倾斜角度过大,在肩膀上根本摁不住,前面的袋子直往身上撞,后面的袋子把我往下扯。

我跟两个袋子较劲,一步一步往前挪。用得最多的左肩很快磨破了皮,我把破褂子脱下来,作了垫肩。赤裸的上身,被茅草和荆棘拉出一道道血口。

来时跟着窑匠,现在一个人走,每走一段就得想想路对不对。山中没有人家可问,只有见到路边还有一些印象的歪脖树和怪形怪状的石头,才敢相信走对了。

昨天来时脚上起了两个血泡,现在破了,薄薄的鞋底挡不住石头子硌,硌一下伤口像被钉子戳一下。

一步一挪,终于看见红花公路了!心里高兴,脚底踩空,跌下一处土坡。赶忙翻身看两袋子粮食,万幸,袋子没破!

爬了起来,右脚疼得钻心,踝骨上方一寸的地方撞在了一块石头上,破了一个半寸长的口子,往外流血。在破褂子上撕下一条衣服边,绑了绑,系好扁担,继续和两袋粮食一起往前挪。

终于,太阳下山前,走完了40里山道和公路,到了大哥的工地。

第二天早上,大哥把我和粮食带到公路边,拦了一辆工地到县城拉水泥的货车,让司机捎我到我家河对岸公路上。

下车时又傻了!不知是上游大雨还是水库放水,河水比出发时涨了几倍!

水深齐腰,两个袋子被水流冲击,根本不受控制。我紧紧抓住扁担,只要一松手,两袋救命粮食就不知道要漂哪去了。

河水越来越深,都到胸口了,我和两个米袋子都在水面上漂着。我不会水,那种失重的感觉让人恐惧。扯着两袋子粮食,拚命往河东走,很多时候脚根本踩不到河床,只能像鸭子划水一样往前划。好在河西岸施家湖的杀水摆(坝)把水流杀向河东,只要不沉到水底,肯定能够冲到对岸。

终于,我抓到了河东岸一根伸到水里的柳树枝,我和我的粮食总算被水流冲到了河东岸。回头一看,我大概斜漂了两里路!

暮春四月,杜鹃花开,灿烂如霞。在12岁生日临近时,我正值花季的生命差点葬身东河。

右脚踝骨上的伤口,得不到消毒治疗,一直溃烂到第二年,都能见到骨头,发出一股腐臭味。后来是借钱到杨柳医院打了几针青霉素,才慢慢愈合。

35年过去,每当看到右腿上那个酒盅口大的伤疤,我就能想起那次买粮的每一个细节。那年我才12岁。

饥饿改变我一生 我的世界与你不同

饥饿留下的更深刻伤疤,埋藏在我命运中,没人看得见。

饥饿这头怪兽,一直在悄悄消耗我的生命,有些时候,它还会跳出来,逼迫我的人生改道。

高中两年,冬天吃烂地瓜,夏天米饭很少能吃饱,除了烂咸菜,没吃过其他的菜。因为营养不良,高考前一个多月,我病了。发烧头昏,全身无力。三哥、四哥轮流背我二十多里外的考场,高考两天几乎没吃东西,历史课晚进场十多分钟。高考成绩不如预期,再多5分,我会报考武汉大学。

1984年大学毕业,空军司令部到兰大招生,选中了我。体检结束,招生军官告诉我:很遗憾,你不能去空军了,你有肝病。我一点都不知道,穷困在我身子里埋下了这样一颗定时炸弹,在决定命运的时刻爆响了。潘世秀老师安慰我说,那是写论文累的,让我到家里喝牛奶。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牛奶。当时没有症状,我想那牛奶也许能治好我的病。到北京后,刚工作两个月,肝病爆发,同事都躲着我,一个刚刚走入社会的人被疾病隔离,这让本就内向的我更加孤独。

饥饿是我家看不见的统治者。二哥小名叫百粮,1954年出生时家里卖过一百斤粮食,带来了难忘的欢欣。三哥小名余粮,寄讬了1958年饥荒中对粮食的期盼。四哥叫熟儿,六十年代初饥荒和四哥同时到来,全家都渴望庄稼迅速成熟。吃饭是一件不能承受的负担,能对付就对付,二哥尤其能忍饥挨饿。长期营养不良,全家几个人肝病,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身体中潜伏着这夺命杀手。二哥直到肝硬化后才发现有肝病,最后死于肝癌。二哥去世,我家顶梁柱折了,屋顶落到我头上,这也是饥饿给我最沉重的一击。

饥饿像沙威追捕冉阿让一样,这警犬改头换面过,但从没放过我。它改变了我的一生,未老先衰,唇摇齿落,让我今天写作的精力都难以筹措。我苦中作乐,写过两篇治牙记录:《杜昌华:三个女人要了我八颗牙》《杜昌华:美女有约》,让惊讶不已的医生知道病牙和饥饿的关系。

饥饿在灵魂深处留下恐惧,几十年温饱也没能消除它。

饥饿让我一辈子吃饭都没有多少乐趣,吃饭只是为了免除饥饿,有吃的就行,不懂美食和挑食。最爱吃的是烤地瓜,好像小时候没有吃过上万斤烂地瓜似的。有人请饭,我点的饭菜往往最便宜,加工方式最直接,那些花样吃食我理解不了,驾驭不了,不敢点。到食堂和饭馆吃饭,食谱几乎从来不变,很多人嫌跟我一起吃饭没意思。有段时间,单位食堂的小姑娘见我来了,不用点菜,自动就把老三样饭菜端了上来。有人千里迢迢请我吃饭,我说来一碗鸡蛋西红柿面吧。

我在写五集记录片《中国人的饭碗》和四篇《疫情和饭碗》时,饥饿都在把捉着我的手。前几天,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下《疫情和饭碗》这样“黑暗”的东西?我笑了笑没回答。它并不黑暗,只是那些文字背后有一双饥饿的眼睛,很多人无法看到这饥饿的“杜具只眼”。

人和人的交流是一个宇宙和另一个宇宙的相遇,我的宇宙被饥饿深度改造过,已经变型,他人的宇宙难以穿行。我在这饥饿统治的世界里浪游,挣扎,这是我的宿命。生命无分高低贵贱,只要庄严地活过,就可以坦然面对最后的审判。

本文留言

作者杜昌华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