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的社长总编辑们怎么样培养子女？(图)

《中国青年报》总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海运仓2号。

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后备军，团组织的任务是培养革命青年和革命的少先队队员，让他们为革命事业献身。那么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的任务也就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那么中国青年报社长、总编辑这些领导起码应该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革命事业接班人吧？下面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80年代初离休的老社长佘世光1948年的时候是北平的地下党党员，北京大学学生。他离休的时候，胡耀邦亲自批准，让这个正局级干部享受副部级待遇。这也说明那时候共产党中央对干部的编制控制比较紧。现在团中央自己都有离退休干部的“部长楼”。说明中国大陆的腐败到了什么地步！老百姓当然不堪重负！

但是他儿子佘群没什么出息，好像还有点病，所以他安排在了自己的报社。因为不会写稿子，没有大学文凭，当不了记者和编辑，就安排在技术处。他的对象也不好找，北京姑娘都不愿意嫁给他，他爸爸就为他找了一个外地姑娘，把她调进北京，安排在报社发行处。这个女人我见过很多次，因为我经常去发行处拿部门使用的报纸。她长得一般，绝对不能说很漂亮。但是就是这样的女性几年后非要和他离婚，佘群离婚后心情很不好，觉得活着没意思，后来就跳楼自杀了。这哪里像老革命的儿子，哪里是革命接班人？时间大概是2000年之后。因为我那时候被报社打成了待岗职工，在《青年体育报》以待岗职工的待遇上班。低人一等，类似于文革时期的黑五类，所以就不是很了解这件事情的细节。

副社长宁光强，原来是山东记者站站长，1989年六四之后调进北京。他的老婆孩子也都来了。都给上了北京市户口。老婆安排在报社工作，编务。他儿子小宁1980年前后出生。后来在北京肯定是不好好上学，最后是中专毕业，而且是摄影专业。报社进人的底线是大学本科，所以他儿子是不能进报社编辑部的。他是副局级干部，神通广大，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手中也有资源，给他儿子找个好工作并不难。但是他儿子就是不爱上班，无论多好的工作就是不想去，就喜欢在家里呆着，烟瘾还很大，30多岁头发就白了一多半儿。整天在家里呆着，哪里也不去。

宁光强和我都住望京湖光中街2号院1号楼。我们楼还有个同事，蒋志芳，女儿王婧80年代初生人，学习也不好，没考上北京的大学甚至外地的大学甚至大专，就去加拿大上了一个野鸡大学。后来回国探亲，加拿大政府就再也不允许她回去了。那几年当小留学生，也没少花钱。不能完成学业，一晃也20多岁了，也没有正式文凭，也不爱上班，看见小宁整天在家里呆着，就死追他，二人志同道合，就很快结婚了。都不上班，都每天自由支配24个小时。很快就养活了两个男孩。两边4个老人都是报社的干部，副社长每个月的红色收入就是1万多（2000年），还不算灰色收入。其他3个也不少，而且两家都是两套房以上，各出租一套房，一套房每月也有好近万元的房租。所以小两口儿就是这样整天玩儿，也是不愁吃不愁穿。孩子也不用自己操心。4个老人都愿意为孙子辈儿奉献。但是这样的人生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样子吗？恐怕连资本家的儿女也不如！纯粹的剥削阶级。 啃老族。

副总编辑唐为忠第一次婚姻的老婆是新华社瞭望杂志的记者编辑。新华社归国务院直接管，是部级单位，虽然是政府部门但是也是舆论机构，干的也是共产党宣传工作。它的中层部门是司局级，小组长是县处级。所以唐为忠老婆就因为是小组长先当了县处级干部。唐为忠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80年代初就来报社了，比我早，但是中国青年报是司局级单位，中层干部才是县处级。唐为忠还没当上中层呢，老婆就是县处级了。所以老婆就认为他窝囊，不能干。夫妻关系就不好了。其实唐为忠很拍他老婆马屁，还叫我去采访瞭望杂志领导的老婆，一个职业病防治专家，文章发表在他自己负责的《人生》副刊上。歌颂老婆领导的夫人，替老婆拍马屁，升官铺路。应该说是个好丈夫。也是个不错的父亲。但是他老婆非和他离婚，以后他就跟单位要了房子，1997年我们都分到了在望京花家地金兴路的楼房。我们一个门，他是202，我是402。我们那时候平起平坐，关系很好，一聊天能聊俩小时。但是1999年我成了待岗职工，他成了正处级，后来我还是待岗职工，他成了副总编辑。2007年我躺在报社大门口抗议，讨薪，大流氓、总编辑陈小川只能给我安排工作，结果让我当工人待遇的校对，顶头上司就是唐为忠副总编辑。他对我逐渐翻脸，越来越狠。甚至和保卫处长庄伟利、副社长宁光强一起给我开会，要把我送到公安局内保处拘留，因为我在报社内部网上批评了副社长谢湘的文字差错。

但是唐为忠对陈小川俯首帖耳。他先是得了心梗，后来是糖尿病，因为血糖腐蚀了心脏神经，心梗时不疼，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梗已经非常严重了。2010年陈小川派他去浙江宁波出差，他就很高兴地去了，觉得这是报答陈小川提拔他的好机会。在那里受到隆重接待，喝了酒吃了大餐，夜里心梗爆发，第二天早上就死在了手术台上。他第二任老婆，一个朝鲜族的女人迅速赶到宁波，办完了后事，没向报社提出任何因公而死的要求。报社上上下下都以为这个女人伟大，识大体顾大局，其实她是为了在前妻的女儿知道之前办完一切手续，继承一切遗产。因为唐为忠比她大8岁，而且是二婚，很怕她，就很少再和第一个孩子来往，所以他最后那些年就很少见到女儿甚至死前也没有见到女儿。这样还怎么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后来他女儿还是知道了消息，雇律师打官司，要走了金兴路的202两居室的使用权。这是军事用地上的房子，不能买卖。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雇律师和后妈打官司，这就是发生在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家属院的事情。这就是报社领导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先进事迹。

总编辑陈小川早就离婚了，他对女儿很关心，送她进了重点，女儿学习也不错，后来进了北京大学。2004年前后，他给女儿买了一辆新轿车，好像是中法合资的雪铁龙。那天晚上我们上夜班，看见很多人围着一辆新轿车聊天。一打听，车是陈小川上大学的女儿的。那时候中国甚至北京，有车的人很少。报社职工有车的也很少。《青年体育报》的记者尹家和也是我那个楼的邻居，602的。就很气愤：“刚上大学，就给买辆新车？”

那时候中国的轿车很贵，20多万元，一套房也是20多万元。房子很便宜，车很贵。团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享受者陈小川就是这样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

90年代 ，报社编委，正处级干部陈泉涌、总编室主任何春龙、学校部主任高峻3个处级干部去找附近的东直门中学校长，希望这个重点中学接收他们的女儿。校长觉得学校部主任将来可以在报纸上吹捧自己学校，别人就无所谓了，所以就同意高峻的请求，拒绝了另外两个人。

何春龙后来当了副总编辑。他当总编室主任的时候，是90年代初，我们群工部每星期出一期的《读者来信》，后来改为每个月出一期《编读往来》，少出一期《读者来信》。主任刘宪子就借这个机会拍何春龙的马屁。采访何春龙的老婆、报社印刷厂车间主任孙惠兰，孙惠兰说自己老公天天忙工作，在家里呆的时间很少，说着还留下了眼泪。于是刘宪子就写了一个报道刊登在《编读往来》上：《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太大公无私了，太感人了！这个大标题是借用了当时一首很受欢迎的流行歌曲的名字。

但是何春龙当了副总编辑，女儿也大学毕业了，水平不高，在外面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何春龙就把她安排在报社的网站——中青在线。他老婆孙惠兰也提拔为报社党委办公室主任，正处级干部，一家3口都在报社拿工资，每月要拿走4万元。这是2000年之后，现在肯定更多了。我们是事业单位，为了让小粉红更加热爱党，共产党提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但是何春龙这个共产党党员是怎么落实党的指示的？党让你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没让你培养自己的单位接班人。这对没有副总编辑亲爹的小粉红们是不公平的！我当然就更别想，自己都成了待岗职工，我女儿后来只能去私企找工作。

1999年搞“全员解聘全员竞聘”，把我打成待岗职工的常务副总编辑，工农兵学员出身的樊永生后来也把自己的儿子樊金戈安排在报社的子报《青年商旅报》。在这里呆了好几年。

总而言之，共产党表面上说得很好听，党员干部要大公无私，共青团要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但是实际上党的干部却干的是蝇营狗苟的事情，专门谋私利。专门迫害我这样没有背景的业务干部。所以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