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怪异事:敌人没有的我们有(图)


中共组织的批斗会。(网络图片)

“文化大革命”期中,主流媒体常常用下面这句豪言壮语宣传我国的成就,众媒体说:“敌人有的我们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有。”我当时就偷偷地想,“敌人没有的我们也有”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例如亩产十万斤的超级谎言,又例如“五年超英,十年赶美”的空话大话。但是也有一种东西敌人有我们却没有,那就是政治犯,我们的“敌人国家”或多或少都有政治犯,我们这里只有“反革命”刑事犯,没有政治犯,一个也没有,这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为人类历史创造的众多“奇迹”之一。

比方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全国揪出了将近一百万个右派份子,在“敌人国家”看来,那些送去劳教的右派或送往农村“监督劳动”的右派,不算政治犯也得算“准”政治犯了吧,但是我们宣布说:“右派按其性质虽然属于敌我矛盾,但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是人民内部也就谈不上什么犯乃至什么政治犯了。

那年头我一不小心,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由“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劳教份子,一跃而成敌我矛盾的反革命刑事犯。这时我开始推敲为什么中国的反革命不被称为政治犯?在不断呕吐狼奶的过程中我逐步发现,极权统治的一大特点,便是对各类名词口号的定位运用、严肃到常人难以估量的程度。

例如,众所周知,政治只是一个中性词汇,要以“民主”或者“极权”这类定语来确认它的褒义和贬义,而政治犯这个毫无是非立场的名词,简直貌似好歹难辨的职业分类,把名词术语几乎奉为圣器的统治者当然不会采用。回头再看“党文化”给其反对者怎样下定义,革命是高喊入云的褒义词,反对革命的“反革命份子”不是坏蛋又是什么?它比那敌我不分的“政治犯”三个字,更适合中国国情便一目了然。在案情性质形形色色的劳改队里,反革命是最受歧视的族类,狱吏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政治立场,公开宣扬“反革命和我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启发“偷、抢、骗、奸”等其他犯案类型的劳改犯,对反革命犯进行检举揭发,其成绩显著者,甚至可得到立功减刑的奖励。

这样在劳改队便造就了一批最容易受伤的“反革命份子”,狱内人士称之为反改造份子,其中最不幸的则是那些从深山的茅棚里抓来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他们一般没有文化,不善言词缺乏自我辩护的能力,也不存在什么阶级仇恨,多数人都是在制度直接威胁了他们的生存底线时,才做出最原始的反抗。记忆中身边曾出现过以下几个比较典型的人物:

1966年,我在这个农场的桂花大队劳改,那年的冬季农闲期间,全大队的犯人集中到桂花溪中队开田改土“农业学大寨”。这时我认识了另一个中队的一个绰号叫陈小娃的小伙子,他一脸稚气估计还不足二十岁,认识他是出于好奇,当时虽然是初冬季节,多数犯人仍然打赤脚穿草鞋。出工收工犯人们成群结队行走在简易公路上,我发现走在近侧的这个陈小娃那双异样的脚板与常人不同,他的每根脚趾之间并没有靠拢,而留有几毫米的空隙,有人对我说,农村的孩子从小没穿过鞋,脚板就发育成这个样子。

想不到他年纪轻轻,竟然还是个反革命首犯,刑期为有期徒刑的顶峰,二十年。后来我一打听,原来在“自然灾害”的饥荒折腾以后,挣扎在饥寒线上的农村饱和着对中共统治的愤懑。他们同村的几个年轻娃娃想到了改朝换代,以便改变自己的穷困潦倒的命运,决定用抓阄的方式找出个人来当皇帝,结果,陈小娃运气最好,抓上了皇帝的同时也抓到了二十年刑期。那年开田改土结束后我便回到自己所属中队,不到两年,有消息传来,这位从未登基的短命“皇帝”,因患肺结核加上营养不良又劳累过度而死,终年不足二十二岁。

其实,我所在的通木溪中队也有这种类似的“反革命份子”,这个人是专门喂牛的犯人,名叫樊世成,贫农出身,绰号团长。据说这个二十岁年轻人,在土地改革时曾担任儿童团长,刑期八年。反革命罪却只判几年短刑的可说是劳改队的“珍稀品种”,也足以证明他“反”得不怎么样。事实上他堂兄跟随首犯组织了一个简易的反革命集团(说它简易是因为该集团成员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是个高小毕业生,他甚至连纲领两个字的含义都闹不懂),案发后首犯枪毙,堂兄判无期徒刑,堂兄的一个重大罪行就是为集团发展了包括“团长”在内的两名成员。“团长”本人除了和首犯等集团成员一起,于某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在一根田坎上喝过一杯宣誓血酒以外,什么也没干,判决他的罪行是参加反革命集团“伺机而动”(这四个字他不懂,曾问过我,所以记忆犹新)。

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以后,也抓了些“新鲜血液”反革命到劳改队来,我所在的班组也分来两个,其中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的案情在我看来某些细节简直近乎是笑话,虽然是一个令人摇头叹息的笑话。这位新犯是富顺县人,大约二十五、六岁,据他自己介绍说他出身在一个渔民世家,读了几天初中,后因父亲生病丧失了劳动力,十六岁他就继承父业开始打渔,反正学校已响应毛主席号召:“停课闹革命”了。四川境内小河小溪很多,这类渔民就在这类小河上以船为家。这个行道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年累月在船上生活与外界接触很少,为驱赶寂寞以慰藉他青春躁动,通过全家省吃俭用,买了一台能听见外部世界的袖珍收音机,某次他无意间收听到一个名叫“自由中国之声”的台湾电台,这个电台播讲的内容和我国播送的大好形势大不相同,久而久之他眼界大开越来越有兴趣。

终日生活在孤陋寡闻环境中的他,并不知道他这是在“犯罪”,当年因偷听“敌台”而判刑劳改的大有人在,只是刑期一般都是七八年,他却判了十二年,倒是别有一番原由。因为那个电台在播音结束时说了一个通信地址,欢迎广大听众去信联系,这位单纯的渔民果然写了一封信,并按当年中国人的通信方式,在书写内容之前,必须先写一段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他将这个口号灵活运用地作了修改,他写道:“祝伟大的蒋委员长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只是这六个惊叹号他一个没少打。”

这些劳改犯和我们通过文学作品了解的政治犯大不相同,如中国的“七君子”、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还有闻名遐迩的曼德拉、哈维尔、达赖喇嘛,正是这一颗颗在黑暗的夜空闪闪发光们的星斗,才将我们这个地球妆点得分外美丽。谁敢说在这广袤无垠的天际中,没有这些为自由而献身者闪出的一丝光亮,才让夜色更令人久久凝视。

没有他们默默无闻的牺牲奉献,历史将用什么来向子孙后代证明,人类在二十世纪遭遇的该有多么邪恶。

2003/6/3四川成都寓中

2010年9月修订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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