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在历史上之罪恶(图)
电影《琼斯先生》揭露了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是造成乌克兰大饥荒的帮凶。(网络图片)
有一部电影叫《琼斯先生》,讲述一位英国记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到苏联做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乌克兰乡村,发现了大饥荒的秘密。在莫斯科,他遇见了一位《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站的记者杜兰特,杜兰特获得了苏联政府的优待,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给美国发去的报导是:“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凭这些谎言,他获得了普利策奖,普利策委员会表彰他,说他的报导“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同时也极为清晰”。而发现了真相的琼斯先生,却过得非常窘迫,三十出头就在一次采访中被枪杀。在影片最后的字幕提示,那颁给杜兰特的沾血奖项,至今也没有撤回。
后来我看到索维尔的书,说英国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也指出了乌克兰的饥荒,几十年后,罗伯特・肯科特在其学术研究著作《悲伤的收获》中估计,有600多万人死于那场饥荒。这些判断在苏联国家档案馆开放后,被证实是真实的,而且当初的估计还保守了一些。
但在当时,马格里奇的文章,却被费边社成员,社会活动家比阿特丽斯・韦伯斥责,说这是“歇斯底里的攻击”,导致马格里奇遭到了大量的恐吓诋毁,连工作也找不到,穷困潦倒。而骂他的高知和她同样高知的丈夫悉尼・韦伯,却在毫无良心愧疚中,度过了他们“高尚”的一生。
其实乌克兰发生的饥荒,《纽约时报》的记者杜兰特心知肚明,他私底下和朋友说过。1933年,他认为在过去的一年内,苏联可能因为饥荒死了一千万人。但他为什么要说谎,欺骗美国人民呢?主流媒体嘛,呵呵。
欧洲一战过后,知识界反战情绪浓烈,1938年,各国在慕尼黑回忆上,竞相取悦希特勒。法国报纸说:“任何事情都好过战争。”丘吉尔因为对此持保留意见,就被主流媒体骂为“一个被军国主义情绪所控制”的人。全法国的学校,都被和平主义笼罩,都以保卫法国为耻。最后,我们都知道,它果然一战而亡。
法国的这个风气自然也传播到了英国,1933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宣称,他们不会为保卫国家而战斗。丘吉尔警告他们,不可能因为恐惧战争,就能避免战争。事实上丘吉尔是对的,但当时的知识份子没有人听他。著名的哲学家罗素说:只要我们削减军备,不威胁别人,别的国家就不会想跟我们开展。抵抗,是激发敌人残暴的主要因素,所以英国应该单方面裁军。法国社会主义首脑布鲁姆说,如果我们就此裁军,不但没有风险,反而会产生巨大的道德威望,让对方惭服,导致它们纷纷主动裁军。
法国小说家尚・乔诺说:如果德国入侵法国,最糟糕的,也不过是所有法国人成为德国人,而做一个活着的德国人,也至少比做一个死去的法国人好。另一个作家西蒙娜・维依说:“为什么德国的霸权就比法国的霸权更糟糕呢?”后来前者投靠了纳粹,后者流亡。
在主流媒体的引导下,英国首相鲍德温在1933年说,假如我像德国一样,建议国会拨款大力扩展军备,那我就不要想在选举中获胜了。丘吉尔非常气愤,说这是首相公开宣布因为害怕失去大选,而不想承担对国家的责任。
但这能怪鲍德温吗?丘吉尔也承认,如果鲍德温选举失败,工党上台,会变本加厉削减军备,那样的话,二战可能就完全失败了。1935年,《英德海军协议》签订,主流大报《泰晤士报》高度赞扬说,这是希特勒先生本人最英明的决定。
谁也搞不过主流媒体和高尚的知识份子啊!它们的偏向宣传,会让你失去无数的选票。
法国也一样,政治家不敢和主流媒体对着干,法国外交大臣白里安说,法国的主流媒体会尽最大努力压住德国军国主义已经复兴的新闻。德国有关军国主义的游行影片,在法国的电影院被完全禁止播放。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被禁止翻译,以免法国人看了会被吓住。从德国逃到法国的犹太人,讲述的恐怖经历,也基本被主流媒体全面屏蔽。
英国的《曼彻斯特报》说,纳粹观念虽然有些极端,但他们上台后,还是会按普通政治家的形式做事。《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希特勒在国内迫害民众的一系列举措,它派往德国的记者所写的稿件,因此被反复要求删改甚至重写,一些记者因此愤然辞职。有些记者还被派往德国的边远地区,躲开事件发生地。《泰晤士报》的编辑坚决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有位叫杰弗里・道森的编辑真诚地承认:我尽了最大努力,一晚又一晚,来保证报纸上不发出任何可能伤害德国人感情的东西。
丘吉尔说,1932年的裁军会议上,德国代表要求撤销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军备制造的限制,他们的要求得到了英国绝大多数主流媒体的支持。这意味着允许7000万德国人重新武装起来,并发动战争。
于是主流媒体毫无失望,盼来了战争。战争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基本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