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被隐淡的史实(图)


我从国外回来,为什么又去打共产党呢?……老总统说实在地,对我是不错。老总统跟我讲:“一个你去打刘黑七,一个是你去打共产党,到山上去。”……我自己选择了它(打共产党)……(网络图片)

1936年西安事变,二十世纪国史重大拐弯处。中共秉承“远方”(莫斯科)旨意,和平解决。国共双方妥协,蒋介石放弃剿共,共产党承认国府。25日,放蒋回宁。这一解决方案,明显有利莫斯科与中共。因为,苏联不希望中国分裂,希望中国“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日本,帮他挡住这个野心勃勃的世敌。九・一八后,关东军占领东北全境,号称百万,苏联明显感到威胁,后来还真发生1939年5~9月的哈勒欣河日俄边界战争(亦称诺门坎战役,苏军代表外蒙,日军代表满洲国)。

西安事变的“和解”,实以牺牲东北军、西北军为代价。按中共向莫斯科汇报:东北军14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除105师九个团,其余均三团制,共57个团;以每团千人计,约六万人。西北军(十七路军)一个师四个旅,共17个团,约两万人。

正由于西安事变对中共影响重大,中共史书做尽手脚,屏蔽重大信息。

中共、赤俄前后态度

事变前,中共怂恿张学良、杨虎城扣蒋,准备押蒋至赤区公审。事变后,延安高声要求杀蒋,受到莫斯科高压干涉。《真理报》严厉谴责张杨为卖国贼与日本代理人。同时,斯大林严辞电共:

立即释放蒋,否则我们将断绝与你们的一切关系。

如果中共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斯大林如此决绝之态,对中共极其不利。中共本就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失去苏联支持,中共深知后果,严封密罩,中共几代党徒绝大多数不知斯大林曾对中共用词“土匪”。

但“捉放蒋”对东北军、西北军相当不划算,等于“陪着玩”,白白替红军得罪顶头上司,以后怎么过日子?事实也是:东北军失去少帅,“二・二”内讧后一蹶不振;杨虎城被迫出洋,十七路军分化散编。两军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中共成为西安事变最大赢家,免除灭顶之灾,获得喘息,且拿到合法身份,“龙兴”延安,利用抗战“十年生聚”,最后夺得国柄。

杨虎城的悲愤

事变之初,12月16日,何应钦下令讨伐,数十万中央军开进潼关,飞机轰炸渭南与赤水车站。杨虎城意识到十七路军可能要作牺牲,对部下说:“把这个摊子(指十七路军)摔了,响!值得。”即为改变全国抗日形势,十七路军“响”这么一下,值!不过,此时他还不知道会“牺牲”到哪一步。等到决定放蒋,自己还是蒋的部属,必须听命于蒋,“牺牲”的内涵才真正凸显。

1937年1月,张学良被扣南京,杨虎城既受东北军少壮派压力,又囿于中共定调“和平解决”,无法动弹,处境尴尬。1月下旬,他对秘书长南汉宸(1926年加入中共),一吐衷言:

昨天,东北军少壮派六十多个人,围坐在我的客厅里痛哭流涕,闹着硬要我率领他们跟南京方面决一死战,营救张汉卿(张学良字)。这可叫我为难哩!

南汉宸根据延安指令劝慰:

这事我也听说了。仗是千万打不得,你一定要稳住,还是要劝劝他们。周公(周恩来)说,要帮助他们认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个伟大战略决策的深远意义。

杨虎城摇摇头,一阵沉默,叹了口气:“实在难哩!早晚还得出乱子。”杨虎城备受各方压力,处境艰难,已无力掌控局面,焦虑、彷徨、痛苦。

1月27日,杨虎城发现南汉宸上了东北军少壮军官要除杀的名单,凌晨三点突访南汉宸。进门后,重重倚在门上,疲乏地站着说:

我今天有要紧的事情同你谈。我们两人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政治关系方面,十几年来我是对得起你的。1928年在皖北的时候,你们要暴动,蒋介石又派韩振声到皖北要我逮捕你,我不肯……我不愿同你们决裂。1930年入关以后,我用你当秘书长,1932年冬,黄杰兵压潼关,持蒋介石命令要逮捕你,我不惜冒着引起战争的危险,将你放走,从此我与蒋介石的关系越来越坏。……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一来到时,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汉卿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介石的部下,蒋介石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介石?所以,和平解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我们现在的政治关系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我仍愿与你保持纯朋友的关系。现在局势的发展很险恶,不知道会演变出什么事来。我现在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三原县东里堡),你在那里是安全的。你今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

国共单独谈判

张学良被扣,机要秘书苗剑秋(1902~1989)大哭大闹,卫队长孙铭九(1909~2000)久跪周恩来,哭泣不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再三劝解,这批东北军官才于半夜离去。

周恩来从南汉宸处得知杨虎城“心声”,感觉形势严重,与叶剑英天一亮便赶往三原红军司令部,商定“战”“和”。周恩来、叶剑英、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左权、杨尚昆再三研判,认为不能与中央军开战。

这里,中共长期遮掩一截重要事实。1937年1月,潘汉年作为南京密使赴西安,东北军少壮军官怀疑其身份逮捕了潘,从他身上搜出国共直接谈判的文件,内有划赤区为特区、提供军饷、共产党合法等,国府签署人张群。苗剑秋执持文件质问周恩来:

为什么出卖我们“三位一体”协议?你们为什么单独谈判?难道这就是你们同意让张学良去南京的原因?这叫什么统一战线?现在谁还能作红军的朋友?你们不能在西安保持统一战线,怎么能在全国保持统一战线?

苗剑秋与周恩来谈了六小时,坚持与南京谈判的前提必须释少帅,但未能达成协议。苗骂周:“你真不识时务,是个蠢人。”这才有1月28日周恩来在三原红军司令部坚持红军应与东北军、西北军“生死与共”!

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本就不愿与中共结盟,当他们发现周恩来与南京单独谈判,非常高兴,“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决裂的借口。”

周恩来也是迫于斯大林压力,被迫从“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对“和平解决”也一肚皮牢骚。2月1日,周恩来约苗剑秋谈话,说了一段相当违反党性的话:

我很担心、我很担心,如果现在用投降解决这个事变,那么一切都完了。你说的都是对的,现在我才体验到李立三和陈独秀当时面临过的困难。

此处还有一关键细节:中共一直标榜周恩来劝阻张学良送蒋回宁,既英明亦义气。事实却是:直到12月28日,周恩来还对日本赶回的张学良政治顾问苗剑秋说:“我相信他很快就回来。”

另一重大细节:蒋介石也不同意张学良陪送南京:“这于你是不利的。”蒋这一诚恳态度促使张学良下决心结束“事变”,执意送蒋回南京,以示谢罪。

张学良晚年亲述

张学良九十岁亲述(光盘录音为证):

我从国外回来,为什么又去打共产党呢?……老总统说实在地,对我是不错。我回来了,老总统跟我讲:“一个你去打刘黑七(按:土匪),一个是你去打共产党,到山上去。”……我自己选择了它(打共产党)……大概一般人都不明白,东北军是我的包袱。我当时跟(老)总统说:“我不想带东北军了。”所以我当京沪卫戍司令的时候,我就不带这个东北军了。

张学良说到“九・一八”——

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根本没有请求政府……我没把日本看透……我就没想到日本会敢那么样来!

张学良评“西安事变”——

误长官,毁僚友,害部属。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在台湾大溪见蒋介石。张泪涌,蒋湿眶。张对蒋讲了一段话肺腑之言——

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来救中国。数年来共匪的作风,使我觉醒,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

……总统未作答,只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1957年反右,中共反自由民主的嘴脸彻底暴露。蒋介石此时见张学良,应含意“现在你明白了吧?”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张学良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刚正之事,宛若仇仇。

谈及文革后中共出于统战铆劲邀他回大陆——

共产党欢迎我干什么?欢迎我回大陆,文化大革命呀。我们奉天呐,有一句土话:“猫给耗子舔鼻梁骨”,没安好心!

如果我是老总统,会把叛乱的部下枪毙,干出这样犯上作乱的事,自己早把他们枪毙了。因此自己被关半个世纪,无怨无尤。

张学良心目中,蒋介石一直是抗日救国的统帅,大大民族英雄。他晚年坚决不回大陆,不接受中共的欢呼,不被中共再次“统战”利用,很令中共失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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