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壤之别 两位“国母”的不同人生：宋庆龄(图)
宋庆龄坚决要葬在她反动的资产阶级父母的坟墓里，这是她内心觉醒的最后表现。（图片来源：公有领域/看中国合成）
但宋氏三姐妹中，真正被称为“国母”的是其姐宋庆龄。据《文汇读书周报》署名作者周幼马的文章披露，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共产党员，从此和整个宋氏家族分道扬镳。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
根据已解密的档案推断，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日期应该在1931年7月至1933年5月之间。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1934年6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级汇报备忘录里说：“关于孙宋庆龄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以上可以看出宋庆龄确实是加入了共产党，加入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这段时间。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顾顺章是周恩来在中央特科的主要助手，是专门负责处决内部叛徒和间谍的所谓“打狗队”队长。他的叛变使中共包括上海的地下党损失巨大，差点造成了中共地下党的“灭顶之灾”。当时在上海还有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就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每年向中共地下党提供经费，派遣军事顾问。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夫妇。随后，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牛兰是1930年后共产国际在上海管理远东几国情报、秘密电台、经费的领导人，手中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如果他叛变，那么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所以，共产国际指示“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并派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的特工、号称“红色谍王”的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营救行动。共产国际的最高层又想到用扣押在苏联的蒋介石爱子蒋经国交换牛兰。命令下达给了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此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实行“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都去了江西，帮不上共产国际。那么，谁有条件去找蒋介石呢？宋庆龄无疑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国母；弟弟宋子文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长，妹夫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元首，她自己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当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转达了交换人质的指示后，宋庆龄表示答应帮助，并加入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对革命工作充满兴趣，富有经验。
1931年12月，宋庆龄按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但蒋介石“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宋庆龄虽然没能说服蒋介石去交换人质，但使牛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她在上海组织成立了“营救牛兰”的委员会，并设法安排狱中的牛兰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还将他们的儿子接到自己家中。其间，牛兰始终没有暴露过共产国际的秘密，共产党员宋庆龄功不可没。
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去战斗的先进份子。由于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3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解救出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许多中共要人和革命者。1936年初，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中共党员在自己身边做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情报。潘汉年是中共地下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他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宋庆龄入党后，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人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和宋庆龄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魏在中国去世后，在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黄华及其夫人何理良的帮助下，魏璐诗的墓地建在了宋庆龄陵园，位于宋庆龄墓地东20米处。
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军民。从此，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1945年重庆谈判短短10天内，宋庆龄数次拜访、宴请毛泽东。毛泽东对宋庆龄说：“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
上海刚一“解放”，毛泽东又亲笔致信：“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宋庆龄乘坐的专列抵达北平站，车刚停稳，在站台上已等候多时的毛泽东走出欢迎队伍，一步跨上车去，走进车厢，握住宋庆龄的手，对她说：“我们恭候你来，建立—个新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向你请教。”
1956年元月，毛泽东收到宋庆龄寄的贺年片，回信中直呼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邀请宋庆龄担任副团长，一道赴苏。归国时，毛泽东与宋庆龄同架飞机。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毛泽东谦让道：“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1949年上海“解放”，宋庆龄曾兴奋地说：“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但实际上，在毛、宋之间，又是“大姐”又是“国母”时，宋庆龄已经不能“自由地呼吸了！”比如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庆龄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1957年宋庆龄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份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1958年起，宋庆龄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庆龄只得继续参加。1959年4月，宋庆龄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宋庆龄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泽东、林彪、康生。当时毛还说：“宋庆龄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宋庆龄在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庆龄。宋庆龄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后来，宋庆龄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49年宋庆龄从上海进了北平后直到她死，三十多年里“自由地呼吸了”吗？对此她心里最清楚。经历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后又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美丽的基督徒应该为中国也为她自己没少祷告吧？！
宋庆龄其实是一个热情、坦荡、正直、忠诚的一个女性。可是，就像许许多多的人曾为共产主义所迷惑一样，当年的广州起义的三领袖之一苏兆征，北大毕业，长的很帅，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她谈共产主义，把她所吸引，她从此以后对共产主义有了好感，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奇怪的事情。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就是亲共的，罗斯福总统的副总统华莱士就是共产党，所以不奇怪。正因为这样，她到苏联参观，还被拉入了苏联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她的思想在中山先生死后发生了根本变化，她和共产党走到了一起。
在1949年以前，宋庆龄由于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诱惑，由于联俄容共阶段她有了一批共产党的朋友，由于她年轻、天真、坦率，她受诱惑、受欺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1949年以后的宋庆龄，她也不是不明白，首先她就反对改国号，根本就不赞成把中华民国的国号改掉，因为那是她先生首创的中华民国；所以毛泽东在晚年一再的懊悔改了国号。他接受法国《人道报》记者艾丽丝的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本来就好好一个中华民国嘛，为什么要改个支共国嘛。”这是毛泽东的原话，1960年的法国《红色人道报》报导的。宋庆龄早就劝她不要改国号，反对改国号。其次，宋庆龄在1949年以后也逐步的发现了，就像一批老国民党人一样，左派国民党一样，逐步的发现共产党实际上在性质上是绝对专制的。国民党而言，是民主多和少的问题，共产党是根本没有民主的问题。著名的储安平就讲过这个话：共产党真的上了台，我们什么民主、自由都没有了。
可宋庆龄不一样，她的觉醒只能在心里，不能在嘴上说出来。她反对改中华民国国号，没有被采纳；她提出了一些意见，全部被压制。最后她有一次提意见提的比较厉害一点，毛泽东就叫她滚。她住哪里滚呢？她滚台湾，台湾会接受这个共产党的前国母吗？她滚美国，又何以在美国孤戚的过她的后半生呢？！她只有屈尊在大陆讨饭吃。一直到死，她表明了她的一个心志，那就是她坚决不葬在革命公墓里，坚决要葬在她反动的资产阶级父母的坟墓里。这是她内心觉醒的最后表现，也是唯一的公开表现。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的宋家陵园己不是原先的宋家陵园了，原先的宋家陵园在上海静安寺那边的万国公墓，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红卫兵把宋家墓挖出来，裹着白布的宋庆龄的父母尸体被抛在一边，当时联义山庄和万国公墓都一片狼藉，臭气阵阵，许多曾是革命烈士或功勋之人都被挖出，墓碑砸碎，惨不忍睹。红卫兵的“功勋”是上海城市内再也无陵园了。现在的宋家陵园是移葬后的事了。其实宋庆龄再不孝，掘了她的祖坟，她心中也总不会有趣味的。何况宋庆龄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贡献的，其父母何罪，要被掘坟扬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