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5日人大代表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后离开。（图片来源：LEO RAMIREZ/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3月7日讯】“没有”，“没有”，“没有”。习近平：“通过！”（掌声）
这是2017年10月末中共19大修改党章举手表决时无人表示反对和弃权的现场录音。
时隔4个多月，2900多名中国人大代表在国家主席的等额选举中让唯一候选人习近平以全票当选连任。而在废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的修宪表决时，结果也是近乎完美：近3000名代表中，只有2人投了反对票，3人弃权，另有一张无效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但众所周知，实际上这个人民代表大会一直由领导一切的中共掌控，特别是3年前宪法正文中写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以来，有评论形容人大的作用比“橡皮图章”更加倒退。
在因言获罪、文字狱几乎成为常态和“不得妄议”的当前政治氛围下，敢于突破“橡皮图章”和“政治花瓶”角色，拒当“举手机器”，为民请命说真话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属罕见，一旦出现必然受到媒体关注，甚至加载史册。
阳光法案难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官员以权谋私、腐败案例层出不穷。作为反腐利器的阳光法案，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成为公众的强烈期待。2013年1月，中共党媒人民网发文承认，“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已成为社会共识。”
烟台大学教授王全杰是最早提出把官员财产申报改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2005年，他提出“制定政府领导干部财产公布制度”的建议得到了50多名代表的支持，形成了议案提交给大会。
维基百科评论指出，中国“人大代表由官员先定，而不是由人民普选产生。所以作为人大代表大多并不是站在公众的立场说话。而王全杰当了人大代表，却利用这一身份为大众代言，自然受到中国公众的支持和欢迎。”不过，受到公众支持的王全杰只作了一任人大代表。
据中国媒体报导，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任期结束后，王全杰依然关注这一话题。他还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再次修改的“关于将官员收入申报制度改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议”，连任的人大代表能予以支持。
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因“死磕”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而闻名。
自2006年起，韩德云几乎每年都在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提出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的立法建议。有关方面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提案的回复是“制定财产申报法条件尚不成熟”，“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
2014年3月，这位曾留学美国的法律界人大代表发微博表示，“今年我确定不提官员财产公开方面的建议。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之难，超过当初建言时想像的十倍百倍，即便从新任官员试点做起，若能做到也是进步。”
搁置官员财产公示诉求的韩德云目前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现年59岁的他已经多年担任重庆律师协会会长，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主任。
“阳光法案”的提议也曾引起一位政协委员的共鸣。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2014年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今年我会继续提。会把建议放在反腐的‘一揽子’提议里。”但是这个法案至今没有下文。不仅如此，曾担任两届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法学博士许志永等人因推动官员财产公示而遭数年牢狱之灾。许志永去年又被以“非法集会”罪名拘捕。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曾表示担忧，认为一旦实行官员财产公开，中国将发生动乱。对此，中国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评论说：“胡锡进非常了解中国各种层次官员的腐败程度，所以，他说的社会动荡，哪怕是科级以上的官员财产都是上千万的。到了处级可能是以亿来作为财产的计量单位的。这个如果真的端出来公开的话，老百姓就炸锅了。”
目前中国大陆的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和青铜峡等地被列为官员财产公示试点，但公示的结果都是零投诉、零异议，远未达到反腐的效果，有违公众期待。
2012年11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就宣告“打铁还需自身硬。”
7年后，北大退休教授郑也夫将了一军，建议中共最高层的7常委带头公开财产。
这些年来，国际媒体不时爆出中国高官家族在海外藏有大量财富的新闻。网友“艾晶”表示：“一定要向社会彻底公示财产，否则别当官，公示财产使贪官不稳定，新疆阿尔泰的试点没有什么意义，流于形式，公示财产要从最高层做起。”也有网友称，如果早出台阳光法案，就不会出现赖小民这样的巨贪。
姚秀荣：“平民包公”沦为上访人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掌握最高权力之前于2010年对共产党的中央党校讲话时引用了这句出自戏曲《七品芝麻官》的经典俗语。
1993年3月，来自河南省焦作市的工人劳模姚秀荣没有当官，而是意外地被地方当局指派为全国人大代表。原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对美国之音表示，姚秀荣是一位称职的人大代表。“还是有一些愿意为民代言甚至为民请命的人。”姚立法说。“河南焦作的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我认为她是很低调、愿意尽职尽责的代表。
实际上，姚秀荣是在起初当了3年哑巴代表之后拍案而起的。南风窗杂志报导：姚秀荣的责任意识觉醒后第一次在分组会议上发言就说：“现在的领导下去视察，都是警察护卫，记者报导，一派风光，浩浩荡荡，其实一点儿真实情况也听不到，而且还劳民伤财！”
姚秀荣接着又讲农民负担问题，讲司法不公问题，讲他们这些代表如何“夜查派出所”、如何监督纠正冤假错案……一口气讲了45分钟，代表们纷纷鼓掌。
据报导，在场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也为她鼓掌，并对河南省人大秘书长说：“下一届河南还要报姚秀荣当全国人大代表。像她这样的代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报导说，姚秀荣直接找到李长春，要求下一届还要让她当人大代表。李长春当即拿起电话，跟焦作市委书记作了交待。1998年，姚秀荣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这位工人出身的人大代表虽然是官派的，不是民选的，但是她不辞劳苦，不畏权势，带领由河南省和焦作市人大代表组成的7人小组，为平民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让执法部门记住人大的监督权”，被誉为“平民包公”、“平民青天”，然而却也因此得罪了官僚利益阶层。
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2003年，她意外地在河南省10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差额选举中落选。据南风窗报导，姚秀荣回忆说，2003年1月16日，省人代会期间，好几个地市的省人大代表给她打电话，说会上某些代表团有活动，不选她。
姚秀荣落选后去北京全国人大联络局反映情况。她在北京逗留期间被警方问话，才知道自己被定为“上访人”。当年的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夕，焦作市几名检察院的干警把姚秀荣请上汽车，拉去大西北旅游了一圈儿，18天后才送她回家。据报导，落选人大代表后，有人去厂里查姚秀荣的经济问题。
美国之音试图联系姚秀荣，她的手机关机。
姚立法：“当局对她的管控是很重的。她提出的批评让一府两院的官员非常恼火。”至于姚秀荣后来是否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姚立法苦笑着回答，他只能说这么多了。
姚立法：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
从事教育工作的姚立法是自1988年以来以无党派个人参选成为中国首位自荐当选的人大代表，并多次在公共场合揭露基层政府的违法乱纪行为，致力于争取民主的斗争。1987年起，他连续四次自荐参选潜江市人大代表，终于在1998年高票当选，担任了五年的潜江市人大代表。他在任期内追查湖北荆州、仙桃、天门三市教师工资一亿元白条事件，关注村官被非法撤换事件，弹劾民政局局长事件，引起不少关注，并对当地一府两院的工作进行监督，对不良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提出批评纠正，但姚立法却在2003年11月的换届选举中落选。
尽管姚立法只担任了一届人大代表，他之前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成功的事例鼓舞了中国不少地方的一些有志为民代言并监督政府、官员和执法部门的人士参选基层人民代表。不过，各地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公民几乎全军覆没，甚至遭到残酷打压，被监禁或被失踪，比如江西萍乡的活动人士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北京维权人士野靖环，以及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
2004年9月，姚立法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观摩美国总统大选。他的参政故事和传奇经历受到中外媒体广泛关注，并且被前央视记者朱凌写成了书，于2006年10月成功出版。《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这本书后来被中宣部禁止再版。
2011年2月，姚立法被监视居住，此后每到敏感时期都被他任职的学校限制人身自由。
2011年7月4日凌晨，姚立法冒着生命危险跳楼逃脱非法软禁。学校当局和警方四处搜查，并对他妻子实施了贴身跟踪，家中也新安装了数个摄像头。后来姚立法在北京一朋友家，被一伙便衣人员强行带走。
被问到现在当局是否还在对他实施监控，姚立法说，“监控是一只无形的手。特别是现在我们使用手机，跟踪定位非常方便。对于我，它是有要求的，也有压力的。我们全社会，你只要向政府提意见，特别是提的很尖锐，他们不想改，或者一时改不了，他们都会把这个（提意见者）作为管控对象。”
吴青：官员不喜欢的亲民代表
1984年3月5日，刚从美国访学回来的北外英语教师吴青欣然接受了院党委的提名，首次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她母亲、作家冰心曾是全国人大代表。吴青当选区级人大代表后，冰心送她一本1982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吴青作为区和市的人大代表一直运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为选民积极维权。
1984年起，吴青把每周二下午设为“人民代表接待日”，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位设立“选民接待日”的人大代表。
1989年，她被海淀区人大代表以“十人联名”推举的方式，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此后，她连任多届海淀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人大代表。
2001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吴青与46名人大代表一道质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领导越权干预海淀区法院执法，被媒体称为“最大胆之举”。
吴青不赞成政府官员做“人大代表”。她认为政府官员应该是被监督者，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在北京市人大会议主席团选举时，她曾投出反对票。
这位长期关注底层弱势群体的公共知识份子认为，公民个人参选人民代表的做法“值得赞扬和提倡”。2011年，吴青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张楠电话采访时说：“这个就真正有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公民的责任在这儿啊。因为现有的人大代表，有的都是领导指定的，他在会上他都是'歌德派'，他不善于代表群众，他根本就不以代表去提意见，要求政府怎么来公开公正。那就不一样了。”
百度百科的资料显示，据吴青说，在2004年争取第四次北京市人大代表选举时，地方党务机构负责人明确阻止她获得提名。2011年，海淀区也不让她继续连任区级人大代表。
据了解，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不喜欢认真履行民主监督职责的吴青，这可能是吴青无法继续担任市和区人大代表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位在教学方面饶有成就的英语教授不到65岁就被北外安排提前退休。她的手机一度受到监控。
谈到吴青遭官方嫉恨的原因，原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说：“关注社会，特别是关注社会底层。再就是向政府官员提意见，等等等等。而且她的家庭背景比较特殊，我想北京市的那些官员几乎都不喜欢她。”
吴青注重农村妇女启蒙工作，积极参与中国妇女权利运动，同时也是国际妇女基金会董事。吴青还创办了农村妇女教育发展基金，担任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负责人。这个位于北京的NGO中心成立于1993年，当时冰心仍然在世。
申纪兰：“化石级”的“举手机器”
被山西省指定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村女劳模申纪兰从第一届中国人大开始一共连任66年，直到去年参加两会后病逝。
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的“男女同工同酬”条款，是根据申纪兰的倡议写入的。
从第一届人大会议到第13届，申纪兰年年出席。这中间的政治斗争风潮大起大落，变化无常，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
2010年两会期间，申纪兰公开承认：“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已经被提拔为厅局级干部的申纪兰表示，她不跟选民沟通，跟选民沟通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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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资深专栏作家高瑜指出，“现在的两会基本上是唱颂歌，人人都快成了申纪兰那样，就靠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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