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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中)(图)

2021-02-27 05:30 作者:郭军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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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中国死于肺结核病的人非常多,母亲因为有这个病史,不敢去石棉车间纺石棉,都是把石棉纤维领回家在家里纺。
那个年代中国死于肺结核病的人非常多,母亲因为有这个病史,不敢去石棉车间纺石棉,都是把石棉纤维领回家在家里纺。(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接上文: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上)

母亲一生得过三次肺结核病,第一次是十几岁的时候,第二次是日本侵华时期。那个年代中国死于肺结核病的人非常多。但是母亲都挺过来了。因为有这个病史,她不敢去石棉车间纺石棉,都是把石棉纤维领回家在家里纺。这样污染就小多了,但是她还是得了石棉肺,虽然不是很严重。这就是第二种生产方式。上世纪60年代末,她第三次得了肺结核病。最终,1990年,三次肺结核和石棉肺要了她的命。这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

虽然在家里纺石棉,但是幸好我的三个姐姐和我都没有得石棉肺。其实大姐还去车间里放过石棉,母亲只在家里纺,但是大姐没有得石棉肺,母亲得了,可能是因为她本身就有肺结核病。多年后大姐这样分析。

1963年,大姐初中毕业参加了工作,是在潮白河林场当林业工人。

初中毕业学校动员去林场工作,绿化祖国的大好山河,美化北京郊区的环境,多么美好的说辞,其实大姐到了林场后发现自己的同事几乎都是成分不好的,成分好的也有几个,但是也有毛病,比如父母离异,后妈。只有这样的孩子才会被分配到林场。那时候城乡是严格的二元化管理。农村人是农民户口,初中毕业就回到村里当人民公社社员,干农活。城里的孩子初中毕业都分配工作,只是根据家里成分的不同,父母势力的大小安排好和不好的工作。

1959至1962年中国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工业和城市也萎缩了,因为脆弱的农业无力支撑。1963年工厂不招收工人,大量的中学毕业生就将成为失业人口。北京市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即中央政府所在地,总要比外地好一些,市政府就拨款成立了8大林场,4大苗圃。6个林场在山区,两个是在平原上,一个是永定河林场,一个是潮白河林场。每个林场下设分场,分场下面是造林点。潮白河林场只是其中的一个。大姐的具体工作地点是潮白河林场王家场分场李遂造林点儿。林场总部设在顺义县城东北1里多地的地方。一般没机会去场部。

摄影师费利斯・比特于1860年拍摄的通州燃灯塔,被认为是在通州拍摄的第一张照片。
1860年拍摄的通州燃灯塔,被认为是在通州拍摄的第一张照片。(图片来源:费利斯・比特/公有领域)

1960年代,北京的交通还很不方便。李遂在通县的东北方向,中间隔着潮白河,没有桥和公路。大姐每个月休息一次,是把四个星期日攒起来一起休。每次回林场要先坐火车,之后再走18里地到林场。过了几年才有了公路和长途汽车。每次是花五毛五分钱到西北方向的顺义,之后再倒车去李遂。三毛钱。1分钱1里地。1974年我二姐自杀被我救活,之后我找母亲报信儿。骑车去李遂,是直接往北走,花一两毛钱坐摆渡船,过了河再骑20里地,这样的话路程大概是60里地。

大姐营养不良,身材瘦小,小学毕业时52斤,初中毕业的时候体重只有72斤,也就是36公斤。他们最初的工作是抬土,要把土掺进沙子,再种树,不然光是沙子涵养水分的能力太差,成活率低。男生是一个人挑土,一根扁担一边一个土篮。女生体力小,两个人用一根扁担抬一个大土筐。走不行,要跑起来。劳动强度很大。几天工作下来出的汗和泥土把头发都粘在了一起,俗称擀毡。因为内蒙古这一类的牧区都是把羊毛擀了做毡。她的右肩膀因为天天用力比左肩膀都高,都宽。那年冬天她来通县分场会战种树,驻地离我家只有十几里地,我母亲讬邻居二哥骑车带着我给大姐送去了包子。用棉被裹着,到了那里拿出来的时候还冒着热气。

作者郭军和几位姐姐。
作者郭军和几位姐姐。(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这样的工作第一年算是学徒工,每月工资是22元。半年后转成一级工,31元。如果是高中毕业生,是36,48元,二级工。那时一般家庭的孩子都是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家里经济条件好些的,孩子学习好的,会上高中,那时大学也没有全国统一高考,是自己招生,录取率较高。但也总有些高中生没考上大学,这些人赶上工厂不招工的年头也来到林场种树。有一个叫周世俊的男生是高中毕业,也来到了潮白河林场,他是二级工。

50年代至80年代,共产党实行配给制度,因为重要的商品比如粮食、食用油、茶叶、自行车都严重短缺。不实行配给制会饿死人,造成社会动荡。所以成立了粮食局,公安局给每个市民上了户口。一家一个粮本,每人每月按照定量发粮票。企事业单位有集体户口,也是一样的定量。林场属于重体力劳动,平均45斤定量。女生43斤,男生47斤。一般的市民是30斤,可见林场工人的劳动强度还是很大的。

还有一种家庭副业是给北京花丝镶嵌厂做加工。这个厂子经常生产廉价的首饰和头饰,特别是为少数民族生产的各种发卡。上面要镶嵌各种颜色的玻璃珠子。因为产量大,时间紧就经常包给附近的居民干。这种活计往往要赶时间,比如下午领活,晚上干,第二天交活。为了挣到钱,母亲和几个姐姐都是干到夜里12点甚至更晚。晚饭当然也受影响。功课就更没有时间做了,所以几个姐姐的学习成绩一般。

那时母亲还有一件烦心事就是看护我。我小时候方向感特别好,经常自己跑出门。1岁多的时候送去上幼儿园,自己经常跑回家。阿姨为了防止我们逃跑,午睡的时候让大家都脱光了衣服,那也难不住我,我还是自己跑回了家。路上摔了跟头,地上还有水,所以进家门的时候肚脐眼儿上都是泥,我进门就大叫:“哈哈,我回来啦。”

两岁时,有一次,我又跑掉丢了。大家怎么都找不到。最后还是在大街上找到的我。我蹲在地上看小贩卖杏。家人拉我走,我的眼睛还是钉在杏上面,嘴里还念叨着:“杏,杏!”

因此母亲更不敢去找正式的工作,只能搞家庭副业,顺便看住我。

1963年大姐上班了,父亲每个月也寄点钱七八块最多十块。母亲就让我上了幼儿园。那时候通县县城有几个教育局办的幼儿园,我是在二分园。幼儿园和我家隔了两条胡同,第一次去幼儿园是母亲带我去的,以后我就自己上下学了。学费是每月两元。

幼儿园教一点知识,上课的时候经常讲故事,有时候是老师讲。有时候是小朋友们自己讲。我爱听小喇叭,就是电台广播中的少儿节目,听的故事很多,就经常举手上前面讲故事。有时候老师都不想让我上去,因为我老是上去讲。但是经常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让我讲,因为别的孩子都不举手。这大概是对我争强好胜性格最初的培养。对我的语感也是一种培养。

有一次老师挂上一张画,是一只老虎,让大家讲。好像我讲的是老虎的耳朵和嘴鼻子都是通着的。

幼儿园每人发一盒彩色铅笔,画画用。每人的课桌是固定的,我喜欢画画,也很节约,我的铅笔用了很长时间还很长。邻桌的王伟,铅笔很短了,经常在课后我不在的时候把我的放进他的抽屉,把他的换给我。我发现了再给换回来。不止一次。他后来上初中的时候去二道闸游泳,从桥上往下跳。水很浅,就摔坏了颈椎,以后就瘫痪了,不能上学了。后来就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幼儿园的孩子都住在附近,街上胡同里人少没有机动车,顶多是辆自行车,犯罪率低,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的拘留所,人员不能流动,都固定在户籍所在地,出门要有介绍信,也就没有拐骗孩子的。不实行计划生育,每家都是三四个孩子甚至五六个七八个。孩子多了是累赘是负担,家长们不太把孩子当回事儿,孩子也都能自己照顾自己。我们幼儿园不管午饭,中午休息两个多小时,都是自己上下学。

我的精神头很大,中午一点儿睡意也没有,母亲就给我念书,最经常念的书是【笑话一百种】。有一天念了几个我还没睡着,母亲自己睡着了。后来我醒来已经两点半了,迟到了,就大哭。母亲好像是给了我一个平时不让吃的咸鸡蛋,算是对我的赔偿,因为没有按时叫醒我。

1964年4月底,我晚上和同院的小朋友姜新亭玩儿倒拉车,就是两个人脸对脸手拉手,先往一个人的方向走,再往一个人的方向走。向哪边走哪边的孩子就是倒着走。我倒着走的时候两个人摔倒了,他压在了我身上。他是家里的老大,父母都是北京铝箔厂的工人,经济条件好,长得胖,就把我的左胳膊压劈了。我当天晚上疼,哭了一宿。母亲觉得不是小事,第二天带我去了县医院。照了X光,发现骨折了,打了石膏固定,休学一个月。不能上幼儿园,这对我是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特别喜欢上学。但是后来好几次都是想上学上不了,毕生都被边缘化,都是异类。都受打击。都是一个人闯天涯。这在幼年时,因为右派父亲,因为骨折,可能就注定了。

而且别的同学都是上了两年幼儿园,我只上了一年,是个插班生,一开始就是一个异类。就缺少狐朋狗友。

再上学,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我们列队去了几里地之外的一分园,它在中山街,是在县城的西南部,我们二分园是在北部,所以那时候的孩子是很坚强有耐力禁折腾的。现在的孩子以及大人就太娇气了,所以糖尿病血压高心脏病肥胖症就很多。

在那里我们看了各分园表演的文艺节目,还领到了一份食品,具体是什么好吃的我都忘了。总之那天还是很幸福的,我休学一个月感触就更深。就更觉得集体生活的美好,但是我一生都很缺少集体生活。往往是自己独处。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城市很小,通县县城也不例外,几里地就出了城。中国古代城墙是按照政府的级别建造的,通县过去是州政府所在地,所以又叫通州,城市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南北东西各1000丈。幼儿园同学王双起后来说,通县城是南三里(地),北三里(地)。也就是说南北6里,即3000米长。但是放在现代就很小了。我们幼儿园上劳动课,一人提一个很小的篮子,列队去了郊外,在永顺生产大队俗称“鱼藕社”(因为这个生产大队土地少,水塘多,而且挨着县城,就发展了养鱼和种藕)的鱼塘边弄了点塘泥装在篮子里提回去,幼儿园院子里种向日葵就有了肥料。脸上有一个大痦子的任老师说:“等秋天葵花子熟了,大家可以回来品尝劳动果实。”但是上学后早就把这件事忘了,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们幼儿园只有两个班,一班一个年级,只有两个老师。这两个女老师后来一直没有结婚。大概有点同性恋的意思。至少是谁都对对方的男朋友看不上眼,说三道四,一直到说吹了拉倒。互相影响互相限制互相监督,最后谁也结不了婚。

应该说我从那时候起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爱学习爱劳动,不爱淘气不爱打架斗殴不爱交接坏人,所以注定一生很孤独。

我家那时候住在贡院胡同程家大院,11号。门房。有大门道,门道里面是我家的门房,这是大户人家的看门人住的地方。这家人过去是大财主,哥俩。弟弟是国民党特务,解放时没来得及撤退,就躲在炕洞里,晚上才出来活动。共产党的公安局发现后,派重兵包围了院子,房顶上也上了人,他发现后就自杀了。之后把他的老婆哥哥都抓起来判了十几年的重罪。他的四个孩子很小,几个月。1岁多,七八岁不等,没人照顾只能死。就把他嫂子放了,算是监外执行,照顾这些孩子。他嫂子也有一个不大的孩子,而且有严重的癫痫,后来都不难上学。偏瘫,走路都困难。孩子们经常取笑他,拿石头子砍他,他做了一个弹弓,打不着,就追,就会摔跟头,引得坏孩子的大笑。下次就更愿意逗他取乐。

二部制小学

我们胡同东边,也是路北,和我们院子同侧有一个小学,是通县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简称二附小。从我们院子的大门出去,往西走,穿过一个大门洞,走100多米,也是路北,是通县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简称一附小,那时候就属于重点小学。我母亲也希望我上好点的学校。她和我的姐姐们半夜去轮流排队给我报名,希望我上一附小。天亮后开了大门,面试。老师让我唱歌,不会,让跳个舞,不会。让我转身离开,我不知道这就是结束了面试,还傻愣在那里。这样我就与重点小学无缘了。

那年头儿家家孩子都很多,学校的教室都装不下,所以教育局发明了一种制度,叫“二部制”。就是一个教室可以安排两个班,上午一个班,下午一个班,所以学生只上半天课。二附小是二部制,一附小不是。母亲不想让我上二部制的学校,就排了半夜的队。但是我没有通过面试。填报志愿的时候,母亲给我填报了靳家胡同小学,和我家隔了四条胡同,不是二部制,就给我报了这个学校。但是等我上了学,因为这届的孩子特别多,学校现有的教室装不下,也改为了二部制。

要上学了,需要准备文具书包。母亲买不起书包。那时候一个书包要几块钱,相当于一般人家孩子半个月的生活费,何况我们这种人家。所以母亲大概是花了五毛钱在“旧货业”买了一块旧帆布,好像是军用帐篷的屋顶,是一块直径六七十厘米的布。洗得发白的黄色帆布。母亲用这块布给我做了一个书包。圆的边正好做书包的盖子,再找了一块绿色的布缝了一个背带,钉在上面。这样的书包好像是一直背着,当然遇上了文革,上学断断续续。后来,上六年级的时候,可能是花几毛钱还是在旧货业,买了一个军用挎包,当书包。

中国大陆,在1980年之前,由于共产党的统治,民不聊生,什么东西都非常匮乏,价格昂贵,所以旧货业就很发达。旧货的销售在北京市通县是有两个渠道:一个是信讬商店,北京城里也有这种商店。比较好比较值钱的东西,比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毛料子衣服家俱都是在这里收购销售。如果好卖,店里会直接给钱。如果不好卖,店里就给你代卖,等卖出去了,再给你钱,他们要拿一定比例的手续费。按照商品的不同,提走钱的比例不一样。三姐上中学的时候,那是1965年夏天,六七月份,下一个学年开学前,母亲让邻居二哥在信讬商店给她买了一辆就自行车,好像是英国出的,55元。大概,也许是50元,记不清了。如果自己缺钱花,也可以把家里的东西在这里卖掉。

还有一种就是“旧货业”,在新华大街东头,快到东关了,路北。露天的。几毛钱一件的东西,甚至旧铁丝、旧书报,破衣服,小到锅碗瓢盆杓子铲子都卖,价格都很低,一般也就几毛钱。我的书包就来自于这里,母亲做书包之前,肯定是把那块帆布洗了洗。那里的东西没有干净的,露天地儿,不脏,也会放脏了。现在分析,这样的商业都是公私合营、集体所有制或者街道组织的。信讬商店肯定是更正规。

细想起来,我爱买旧货的习惯肯定是这时候培养出来的,二部制,有大量的时间需要打发,自已也会逛旧货业。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根本不允许自由流动,犯罪率必然很低,所以五六岁的小孩随意乱逛,丢不了。几乎没有机动车,更没有私人汽车,顶多是自行车,速度很慢,所以小孩也没有被撞死的。更可以逛大街。家里孩子多,大人照看不过来,粗放式生养,任孩子们自己到处玩耍。50年之后,我来到美国,有了车之后,行动自由了,也会去逛旧货商店。写到这儿的前两天,我刚在Goodwill买了一块比较大的案板,六七十厘米长,50厘米宽,6.49美元。在这之前的一星期还花15元买了一个电脑桌,当饭桌用。

上面有三个姐姐,旧铅笔盒不缺,再找几根铅笔,7分钱买一把铅笔刀,二三分钱买一块橡皮,文具就算全准备好了。

我们班好像是一四班,一年级四班。中国的学校都是大班制,中小学,甚至包括大学,中小学都是接近50人,48人,正好竖着放课桌,比如6行,六八四十八。大班制既省老师也省教室。但是教育质量会很差,教师的负担会很重。那个班有一对亲哥俩,齐锁臣齐锁柱。哥哥肯定是蹲班生。这哥俩非常闹,弟弟更闹,老师在前面讲课,他就在后面几个课桌之间来回爬,孩子们肯定是喜欢看他出洋相,而不喜欢听课。老是哄堂大笑,哪里还有教学效果。那个崔老师,女的,梳着一个大辫子,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没什么经验,对付不了这哥俩。所以我们这个班的教育水平就很差。没过多久,崔老师还离开了,生病了还是支援别的地方去了,还是下乡锻练了?年纪太小搞不清楚;也许是年代久远,忘记了。好像是经常换老师,准确地说是找老师代课,那更没办法保证教育质量了。二年级换了一个男老师,叫高勤,个子高,写字很夸张,不能说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来说。现在中国人由于大量使用电脑,都不会写字甚至不会拿笔了,其实现在许多中国人五六十岁了,筷子都不会拿,更不要说拿笔了。所以高勤那笔字现在甚至可以说是硬笔书法了。他的手指有两三个像是断了又接上的,伤疤很明显。他怕虫子,要是出外活动,学生会抓一两个虫子追得他到处跑。这样没尊严的老师,虽然是男老师,也镇不住那个班。

王双起也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同学,后来一直住在通县,而且在教育系统工作,他对当年的情况就比我清楚多了。他说这个班太乱是因为生源不好,小部分是北大街居住的,家里大人还是有点修养的,大部分是东关一带的城市贫民子弟,家里大人主要是流氓无产者,喜欢孩子溺爱孩子,反对老师的管教,甚至记恨老师,跟老师打架。所以老师就管不了,而且要经常调换,让东关的家长们找不到能撒火出气的人。东关挨着北运河,过去是水陆码头,商业发达,甚至有妓院。这样的地方三教九流,下等人也多,现在想来我和这里的孩子一起上学,确实很不幸。

而且是二部制,老换教室,今天下午在这个教室上课,明天上午不上课,下午又去了另外的教室。这样的条件,学好习,是很难的。

但是我就是个例外。因为是二部制,半天在家里,因为教学质量不好,镇不住学生,老师就会留大量的家庭作业。比如抄课文,从第一课抄到第十课,或者每个生字写十遍。反正是练习本特别费,六七分钱一个本子,20页,几天就使完了。一次不能买一个本子,一次要买好几个本子。

每天下午放学之前,老师都会留作业,我一般都是晚上写完,第二天一早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把作业本送到学校传达室,几乎每次都是第一个交作业。看传达室的是一个一个女老师,大概姓崔,因为因为失恋,精神受了刺激,后来一直未结婚,身体也不太好,学校照顾她,让她看传达室,她经常对别人说,郭军可是个好学生,永远是第一个交作业。

40多年后,初中的同学建立了一个微信群,这群里的20多人,有当年一小的,二附小的,也有靳小的。一小的还保留着优越感,看不起我这个靳小的。其他靳小的,就更看不起了。

看不起的原因主要就是靳小是二部制,非重点。其实除了二部制,我还有别的教育项目,这是今天看来,当年并不觉得。

第一,没事出去走,满处走。通县县城古代是州府的级别,所以城池也不算小,不到十岁的孩子有时候是自己有时候是和同学主要是王双起哥俩,几乎走遍了半个县城。我家住在北门里,县城的中心和北部、西部东部转遍了,南城去得少,因为那边是回民区,回民的孩子不好惹,我们好像是不敢去那里。百练不如一走。走路可以提高体能,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这对我后来的性格体魄心理素质都有巨大的影响。

第二是看小人书。县城中心有个鼓楼,古时候,县城州府都有鼓楼,北京也有鼓楼,现在还保留着。鼓楼是击鼓敲钟的地方,大概古代处理大事情、通知百姓、迎敌都需要鼓楼。鼓楼是一个巍峨的城楼,很高,有大门,有坡道,上面有房子,那时候通县的鼓楼是少年之家。主要的活动是图书馆。有很多小人书,正规的名称是连环画。五六十年代,中国的连环画创作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内容有革命故事,也有传统文学,特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岳飞传》《红楼梦》。画得好,文字简单,很适合识字不多的孩子看。其实我一个一年级的孩子,也不认识多少字,主要还是看图,看看画面上的对话。但是这些小人书对我非常有吸引力。三姐是少先队的队干部,那里的服务员主要是高年级的少先队队员,我三姐值日的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我可以进到后面,坐在书堆里看,想看哪本看哪本。但是这样的日子好像只有几次。

绝大部分的时间我要排队等着进去。最要命的是限制低年级的甚至没上学的孩子进去淘气的制度,把着门口的大孩子会考试:“你是几年级的,一年级?语文书前几课的题目是什么?”这个难不住我。但是后来门槛提高了,要求说出二年级语文课本前几课的题目。我就常被拒之门外。等上了二年级,有时候标准是三年级语文课课本的题目。还没等到上三年级,就文化大革命了,我就被轰回了涿县老家。小人书就成了封私修大毒草,烧了撕了,送到造纸厂造纸了。中国人就进入了文化沙漠时期。

进不去少年之家图书室的日子是非常难过难熬的。街上也有小人书摊点,甚至门脸。摆着几百本小人书,封面都撕下来粘在门口牌子上,作为广告。小人书再用牛皮纸糊了封面,用毛笔写了题目,供顾客挑选。看一本一分钱。这对我来说就是巨款。偶尔母亲会给我三分钱,或者5分钱。电影院的儿童票是5分钱一张。冰棍是3分钱一根。北京城里买的牛奶冰棍是5分钱一根。怎么可能花一分钱的巨款去看一本小人书呢?我都是站在门外看着人家欣赏小人书发呆。那些小人书因为看的人太多,油黑发亮,我却觉得那是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大概是1962年,母亲必须一个人回河北易县东娄山村老家,是去探亲还是做生意?搞不清楚。我才5岁。母亲不放心我,我也舍不得她离开。为了哄我,答应给我买一本小人书,我千挑万选,最后决定买《戚继光》。好像不到两毛钱。这本书后来上不了学的时候,在家里待着没事干,抄了很多遍。很多内容至今记得,比如他晚年写的两本书的题目,一本是《练兵实纪》,一本是《纪效新书》,比如他搬砖带领士兵修建八达岭长城的画面,他那句“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刀马上行”的话。

这个鼓楼是很标准很巍峨雄伟的古代建筑。所谓的革命经典故事片《野火春风斗古城》里面有一个场面,大概是伪军团长关敬桃率部队起义,出城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可是,1969年,文革当中,为了落实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怕苏联打过来,怕苏联发射原子弹,修防空工事,缺少建筑材料,就把它给拆了。现在一点痕迹也没有了。2018年这里又成片开发商品房,包括我家住的老房子贡院胡同程家大院、北大街、靳小、二附小、一小全没了。

还有就是买广播报,听收音机。那时候,一般人家都没有收音机,富裕人家才有。更没有电视机,都没听说过电视机。一般人家是自己整个三极管二极管,装在一个木盒子里面,拉根线到附近的树上电线杆子上,或者房顶上,用它听广播。我家大概是邻居二哥给安的。这种装置可以收听几个广播电台,电台往往有小说连播节目,比如《欧阳海》《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为了知道准确的时间,每星期要花2分钱去邮局买一张小报,《广播报》。

但是,广播电台的节目也很少,上午经常是记录新闻。语速很慢,把新闻念得很慢,哪个字怎么写都告诉你,听了让人昏昏欲睡。

少年之家还有一个活动地点,在城西北方向的城关公社永顺生产大队界内。不远,出了西海子公园西门就是。离我家不到2000米吧。是天文馆,有天文望远镜。那个屋子还能放幻灯片,那就是不花钱的小电影,一般都是革命教育,比如雷锋的故事,说雷锋几岁时妈妈就被地主欺负了,暗指被强奸了,妈妈就自杀了,他就成了孤儿。激发孩子们对“剥削阶级”的刻骨仇恨。那是一个大院,周围是鱼塘。院子里还有滑梯,单双杠等健身器材,挺好玩儿的一个地方。

通县是一个古城,历史上很有名气,所以还是有一些好玩儿的地方。

我家住的程家大院就很不错,是典型的讲究的四合院,而且是前后三进,就是说有从南到北连着的三个院子。墙是磨砖对缝,白灰灌浆,房子雕梁画栋,瓦房,而且很高,大门口有石狮子、上马石。大门是高台阶,大概八九级,可以做游戏。这里拍摄过电影《革命家庭》。

后院的东跨院,东厢房有两间是同学的家。也是这个院子的主人程家老二的孩子住的地方。他家有四个孩子。老三老四是我同学,老三是姐姐,应该比我们大,也许是两岁。他们的父亲是特务自杀了,妈妈因为窝藏罪,判了十五年还是二十年?反正是在监狱里。大爷也是窝藏罪判了重刑。大妈没抓进去,因为两家好几个孩子需要照顾。同学的大哥已经当了临时工,上班的日子一天挣1块五毛钱。负责给老三老四一天几毛钱,也许是一人几个馒头一块咸菜。所以他家是不做饭的,也没有家俱,屋子里没有灯,砖砌的炕,上面没有像样的被子,都是一堆破棉花套子。甚至是一堆烂棉花。

我家住的是贡院胡同,贡院是清朝的官学,官办的学校,贡生是封建社会文人考试当官的第一个门槛。所以胡同西口就有一处二层楼,而且是几个楼连在一起,我们胡同往西海子公园去的接口,这座楼“骑着”,有过街的楼洞。它叫“魁星楼”,小时候老叫“坤音楼”,其实是文魁星的“魁星楼”。古时候,文人考试中了状元,考中了秀才,别人就可能夸他是“文魁星”,比如小说《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楼上过去有一个饭馆,据说炒饼是方圆百里最有名的。还有个飞行员的坟,水泥砌的?要是飞行员,也肯定是国军的飞行员。王双起这样说的,我倒是没什么印象了。

西面是西海子公园。中间是两个湖,中间有一道河堤。不宽,又是土堆的,被水浸泡透了,所以夏天踩上去都能留下湿脚印。这道河堤中间是一个亭子,下面是桥洞,两边的船可以来往。游船是卖票的,一小时也要一两毛钱。那时的日工资只有一块多,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主要是看人家划船,没自己坐过船。

南边的湖,西岸是通州镇食品厂,生产糕点,废水直接排进湖里,所以冬天食品厂一侧的湖边是不冻冰的,水浅时景观是很差的。但是中间还是冻冰的,还要凿个几米见方的洞,因为湖里养鱼,鱼冬天需要氧气,没有透气孔,鱼就会死掉。每年卖鱼,是公园的主要收入之一。

2020年8月3日我与老同学王双起通话,他一直住在通县,对这个食品厂了解得更深入。他说,这个厂子最早是1960年为了还苏联债成立的,叫“打蛋厂”。苏联人只要蛋黄不要蛋清,所以中国这个共产党世界的小兄弟就建立了这个厂子,把鸡蛋打开,分出蛋黄和蛋清,把蛋黄给苏联老大哥送去。那时候冷冻设备很少,是把蛋黄晒干了还是冻成冰块,给万里之外的苏联送去,这个他没说。后来还完了债,中苏关系也不好了,这个厂子就改为了蛋糕厂,生产糕点了。

关于这个厂子的职工,当时有个童谣:“打蛋厂,门朝西,不是破鞋就是野鸡。”打蛋厂可能真的是门朝着西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共产党的文化里,西面代表反动、落后,东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就是毛泽东共产党,所以东面就代表着进步、革命。最革命最有名最崇拜共产党毛泽东的歌曲是《东方红》,第一段的歌词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嘿,他是人民大救星。”通县在清朝、民国时期都是发达的商埠,烟花柳巷多,共产党建立政权后,取消了公开的、民间的妓院、私娼。对性开放的女人也严厉打击,公开称她们为“破鞋”。二者都要进行思想改造。打蛋厂就是她们改造的地方。

公园西部有个游泳池,新建的,没有几年,儿童票是5分钱。我没钱,也没有哥哥带着去。那是标准的游泳池,最深处超过2米,能淹死人。光是游泳裤衩就是一道很高的门槛,针织的要两块钱。布制的也只能是卖的,自己家不会做得很严实,下了水就会走光,闹笑话。中午天热的时候,那里全是孩子,很挤,特别吵闹特别热闹,我只能隔着竹栅栏往里看,欣赏。挨着它,修了儿童乐园,滑梯、转椅、秋千,很多好玩儿的东西,进去一次花2分钱。这个我有时消费。公园北面是假山,也许是城墙拆了外围的城砖留下的黄土堆。两侧都是树,在上面跑来跑去也挺好玩儿的。下面的大树下经常有很多个棋摊。大人们自己带着象棋去,杀上之后,自然有围观的。没有网络的时代,中国人主要娱乐是下棋。我自幼下棋,这对开发智力还是很有好处的。

西海子公园西门之外,夏天的时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因为这里是永顺生产大队“鱼藕社”的地盘,很多个池塘,挨着西海子西门的两个池塘冬天凿冰,窖藏起来,夏天出售。孩子们就围在冰窖口等着。大块的冰卖给食品厂、副食店、工厂、饭馆,小块的就会扔掉,孩子就等着抢。吃不起冰棍的孩子们包括我就爱吃冰。其实那冰就是池塘的水冻的,化了的话就发现是脏水,下面有泥。但是孩子们爱吃,也有了抵抗力,没因为这个拉肚子。

有西海子就应该有东海子。但是好像有个东海子胡同,没有湖。也许是我记事儿之前填掉了?倒是有水,而且是世界闻名的北运河。北运河源头从西面北京方向过来,经过北关大桥,沿着通县东面向南流去。污染很重,全是又黑又臭的脏水。不过往北是潮白河,没有被污染,还有螺蛳,我们经常去抓,其实是捡螺蛳。煮熟了可以吃。再往北是二道闸,这段河是天然的游泳场。水性好的孩子不花钱就能享受,我也还是看客。这里,游泳裤衩就不必那么讲究了,甚至可以光屁股游泳,把衣服放在岸上。所以后来大些了,下过水。野泳总是有危险的,后来我幼儿园的同学王伟就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在二道闸跳水,摔伤了脖子,终身瘫痪。估计他在40多年后的今天已经不在人世了。

如果不捡螺蛳,也能吃到,因为有沿街叫卖的。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头,挑着担子,2分钱一小碗。碗是粗瓷的很厚的水碗,像茶杯,这螺蛳是盐水煮熟了,里面可能有花椒,去腥味儿,还给你一个枣刺,扎在螺蛳上,一拧,就把肉转出来了。可以吃前半部分,尾巴是肠子是屎,不能吃。还要螺蛳头部的小片吐掉。五六十年代北京地区这种水产还很普通,但是后来污染严重,河流几乎都是又黑又臭,螺蛳就绝迹了。

我的记忆基本上是从1963年开始的,这年过年,我父亲回家探亲了,虽然是处于警察和街道积极份子的监视之中,但是他还是表现了热情好客的习性,好像请过很多人来家里吃饭。他走了几年,我们一直没有见面,他对我的感情就很淡了,这个过年,我没有想起他对我的爱。而且据母亲讲,他还因为一点小事狠狠地打了我,母亲拦着,他就狠狠地说:“惯着,惯着!”好像母亲对我很溺爱,这样会毁了我。

那年,我们家6口人在大门口照了合影,这是唯一的全家福。当时大概不允许他上街,因此全家福也不能去照相馆照。那时候是黑白胶卷。是谁的照相机呢?可能是邻居的。很小,所以拍出来的照片也不大。

家里本来还有影像资料一些照片特别是一些底片的,毕竟我父母曾经过过丰衣足食的日子。但是1963年前后,孩子们知道了可以买照相纸,把底片压在上面放在阳光下晒,就能得到照片。其实这种照片质量很差,颜色是紫色的,而且底片从此就废了。我的姐姐们很热衷于此,结果毁了很多底片。还有一些很好很有意义的照片,1966年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我三姐胆小,怕红卫兵发现会怎样怎样,就撕光了。母亲发现时已经都成了指甲盖大小的碎片,母亲很心疼。

小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夜里会经常尿炕。往往是前半夜尿湿了自己的被窝,后半夜就去了母亲的被窝。大概到了12岁,我才改掉了这个毛病。也有一次,夏天,我半夜起来尿尿,找了半天才找到尿盆,就尿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窗台上放的一碗炒茄子里面全是我的尿。这也说明没有冰箱的年月,中国人的生活是很苦的,以至于吃剩下的食物无处储存。

我对1962年发生的事情还有一点残缺的记忆。那时还是大饥荒时期。我家会把干的白菜根煮熟了吃,记得味道是甜的。还记得胡同西口小饭馆合兴居飘出的饭菜香味特别浓,特别馋人。可能是人在极度饥饿的条件下嗅觉特别灵敏。后来我再也没有闻到过那么香的饭菜味道。说明我后来再也没有长时间挨过饿。我还和姐姐们到郊外挖野菜,带回家充饥。主要是马齿苋。

1963年,通县的街道地面还没有硬化,就是还没有铺上柏油。是土路,下雨时雨水会满街淌。孩子们会在街道上玩儿筑水坝的游戏。还有一种以后再也见不到的活计。两三个人拉着一辆双轮车,各胡同串,发现什么地方的地皮又黑又亮。就停下来用一寸宽的挠子刮地皮,之后装上车拉走。这种地皮是大家经常倒尿的地方,那时候公共厕所非常不发达,不方便,而且很少,人们夜里懒得上街上的厕所小便,早晨厕所人又太多,端出来的尿盆就倒在胡同里了。人的尿里还有硝、碱等物质。所以可以把地皮刮了放在大锅里煮,这叫熬硝。

那个时代的厕所非常简陋,没有房顶,茅坑是砖砌的,很小,下雨天雨水就会灌满茅坑,粪水就流得到处都是。大约是1969年,才翻新了,修了下面相通的便池,外面有井,不再是人工掏粪,是用卡车抽粪。

县城的主要街道新华大街,一直往西就能到达天安门,后来党媒称这里为“长安街的东延长线”,很是高大上。那时候,刚铺上了柏油路面。初期的柏油路质量很差,太软,那时候农村的马车很多,县城很小,农民会直接赶着马车来城里送货,蔬菜水果。农民搞副业,搞运输也只有马车。马蹄子上的钉子会印在路面上,特别是夏天。

1963年,中国的石油非常缺乏,汽油就很珍贵很稀缺。公共汽车都没有汽油。那时候北京通县之间往返的汽车都在车顶上放一个一米多高,与车体一样宽一样长的橡胶做的大气包,里面装的是煤气。用它代替汽油。

这时,县城里基本上是一条胡同一个水管子。用一个直径大约30厘米,大约1.5米高的铁管子套着。这叫“水楼”。每家要预备水桶水缸,男人或者十几岁的小伙子往家挑水。所以,我父亲刚打成右派送走劳动教养的时候,我大姐才10岁,我妈怀里还有吃奶的孩子,家里吃水都成问题。但是反右运动不管你这些小事,思想改造最重要,人死了无所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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