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中国农民工的讨薪脱贫梦(图)
年关将近中国有一群庞大的农民工被恶意拖欠工资且催讨无门。（图片来源：美国之音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1年2月4日讯】中国新年将近，中国有为数近3亿人的农民工都盼着回家团圆。不过，在疫情恐复燃的势头下，近三十个省份都倡议“就地过年”，所祭出的防疫措施也加大了农民工返乡的难度。但是，就算回不了家，大部分农民工在工钱到手、确保全家老小温饱无虞后，还是可以勉强安心过年。然而，有一群庞大的农民工，正愁着年关难过，喝不上放心水。因为他们被恶意拖欠工资且催讨无门。
这一群农民工不仅自己的生活陷入了困顿，就连老家那边好几口人也急着“等米下锅”，工资没有着落让一大家子的人跟着重拾贫穷的滋味、甚至借钱度日的痛苦。这正是来自甘肃省的何林和邱玉平这两年的生活写照，而他们的蝼蚁人生也凸显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喊得震天价响的“根治欠薪”和“全面脱贫”两大政绩，与现实却有着极大落差。
甘肃农民工的讨薪路
36岁的何林来自甘肃省临洮县的农村，老家有89岁老奶奶、63岁母亲、媳妇、6岁儿子和4岁女儿共五口人，都靠他一擎“顶梁柱”在养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从2000年起就出外打工，不曾务过农，这十多年来，做得大多是建筑工的零活。虽是辛苦的体力活，但他也渐渐做到10万人民币(约1.56万美元)的年收入，“够一家六口过上简单日子了”。
拜中国经济成长之赐，何林一家六口的人均年收入约有1.7万人民币(约2,645美元)，超过中国的贫穷线(人均年收4,000人民币，约622美元)已经很远，老早就脱贫了。不过，其家境距离中国人均年收入近3万人民币(约4,667美元)的水平还差上一大截，因此，算来仍属于社会底层的弱势工薪阶层，只不过，没读过书的他说，已很知足。
直到2018年7月，他和一群近百人的农民工接下了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一个名为“武山甘肃华夏春秋(天水.铁笼山)文化旅游影视基地”的施工项目，情况出现了变化。谁曾料干了大半年的活，临到了结算工资时，建设方甘肃华夏春秋公司先是推托钱还没下来，得等至年后才有钱支付总计50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含农民工资380万人民币)，但过完年，负责人雷双德却一夕间销声匿迹，人找不着，工资也没下落，整个工程也延宕至今。
因为是民工代表，何林等人到处具状举报、催款、维权，这一折腾下来，整整两年，却一无所获。何林说，各级政府推诿卸责的“踢皮球”行迳浪费他们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也造成极大的精神损耗。求助无门外，何林连自己的工作也顾不上，因为只要去打工，就会有底下的工人吵着找他要钱，让他无法干活，也因此，直接导致他个人两年来的收入几乎归零，切切实实地“返贫”了，原有的贷款还不上，就连老家五口人的生活也断炊，还得靠向朋友伸手借钱，否则无以为继。
他说:“就是家里现在等米下锅呢！都没办法生活了，正常的生活都没办法生活了。(我)这两年日子就在要钱、讨钱的路上。”
另一位民工代表是30岁的邱玉平，来自甘肃省临夏市农村的他，老家还有双亲、媳妇和一个5岁的儿子共四口人要养。因为父母在老家还种有2、3亩的田，所以，他说，一大家子应该是饿不死。
饿不死但债台高筑
和何林一样，邱玉平也是20岁不到就出外打工至今，十多年来，他说，也做到了年收6-7万人民币的水平，大大地改善了家境。只不过，2019年初以来，因为挺身处理天水铁笼山的欠薪事件，也耗费了邱玉平大量的心力和时间，让他只能趁着闲暇时去开开车、打打短期的建筑零工。他说，这两年他的收入已经腰斩减半，根本无法支付老家的开销，只能靠网贷借钱度日。算一算，他说，两年来，已经累积欠下近5万人民币的债务了。
邱玉平向美国之音表示：“现在负债这么大，钱又赚不到，一直这样耗呀！有时候，特别难受......我们这边不是冻了嘛，干活去又没地方干去，只有上来这儿(县政府)等着要钱。唉呀！我的向往就是，赶紧政府帮我们把这个工资给结了，我们就回家好过年了嘛！”
2019年中国新年后，何林和邱玉平等一行五人代表近百名的农民工、正式向武山县劳动督查大队递件举报，开展这件欠薪事件的维权过程。但两年下来，何林说，省、县、市政府“互推皮球”，让他们在各级相关单位间疲于奔走、周旋，也在信访部门开过十多回的协调会，更时不时地亲自上县政府“蹲点”，盼有个领导高官能出面替他们主持个公道。但他说，周周催促、周周得到的答复都是“正在调查”，有时去县政府等结果，等上一整天，也没半个人出来搭理他们。运气好时，碰巧遇上出入的县府人员就能当面询问攀谈几句，但往往双方一言不合，不耐烦的领导或官员就会叫上公安，把他们带去警所做笔录，关上一整天才放他们回家，让他们备感“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无奈与气愤。
据何林表示，此工程原是一个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社会融资的项目，也就是，结算工资的责任应该在民营开发商。但他们在维权的过程中，却陆续发现，民营开发商只有在当地的发改委备案，相当于，这个项目很可能属于没有经过政府正式立项、也无核发施工许可、更没有进行过环评就开工的“三无项目”。因此，何林认为，武山县政府放任违法工程开工，也没有做好保障农民工资支付或工资保证金等资金来源工作，未尽到监管之责，也有渎职之处，应负起相当责任。
就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根据去年5月施行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其中第四条有明文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负责，建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健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目标责任制，并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进行考核和监督的内容。”
甘肃省天水市是无欠薪城市？
甘肃省天水市正在打造全国无欠薪城市，而何林一行人的欠薪案现由市督办、分管副市长挂职督办、也已报省政府相关部门。但何林说，县级政府如今不但推诿、不愿负起监管的责任，两手一摊、还催着他们要自己去法院起诉开发商。他说，打官司不仅耗时，对没读过书的他们更视为畏途，这维权路比上青天还难。
针对何林的质疑，美国之音致电甘肃省各级相关单位，希望能进一步取得相关说法。但武山县劳动局马姓队长只回应:“在调查，核实后，会回复。”武山宣传部胡丽霞则表示：“农民工不会求助无门，这件事连县长都在帮忙协调。”而武山县信访局人员在听取美国之音的案由后，转接承办人员，但该承办人员似乎一再假装佯称电话线路有问题，无法进行对话，令人莞尔。至于上一级的天水市人社局罗姓官员，他虽耐心说明，但多次重复“此案由武山县主办，其为督办单位”的事实，唯对于督办了那些事项，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甘肃省副省长何伟曾于去年底召开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的推进会，声言要落实国务院“两清零”的重大部署，也就是，2020年发生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国企项目以及各类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在2020年底前全部清零，其他欠薪案件在2021年中国新年前动态清零，以全面推进无欠薪城市的创建工作。
但何林等百名农民工的工资已拖欠了两年，今年中国新年前，真的能清零吗？
位于香港的劳团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in)发言人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年年宣称要根治欠薪，也出台许多法令和政策，但近20年来，工人被拖欠工资的事还是在每年中国新年前上演，不曾中断。
欠薪事件年年上演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去年下半年以来，他们就从网上追踪到全国近600件的工人集体行动事件。郭展睿说，其中至少七成以上都是追讨拖欠工资的集体抗议，件件都涉及百人左右的农民工团体，而拖欠的总工资也高达数百万人民币之谱。
他说：“主要(的拖欠事件)集中在建筑业，因为其层层转包的特性，导致没有人会负起付款的最终责任。同时，伴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生长，许多产业反复历经繁荣和衰退之周期。一旦景气萧条，工人就容易被拖欠工资。这是(中国)政府要积极处理的两大面向，光是发布命令和指示是没有用的。”
郭展睿说，受到疫情和工厂关闭的影响，去年上半年，中国许多工厂员工被辞退。所幸，下半年食品外卖外送员的工作机会崛起，预估应有50万人快速投入此一新兴产业，但也因为人力供给一时增多，导致工资水准下降。他说，整体而言，中国的薪资成长持平。随着电子业复苏，厂工也重回生产线工作，不过，工人们都被迫签下较短期契约，但每日工作的时间却相对拉长，工作环境和薪资水平对他们并未有所改善，反而可能恶化。
不过，位于北京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王长城和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于晓华都认为，中国政府在“根治欠薪”和“全面脱贫”上，都加大力度在解决，也有一定的治理成效。但他们也不讳言，欠薪问题仍未根治、脱贫制度也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特别是在中西部落后地区。
据新华社1月26日引述人社部数据显示，2020年，各地人社部门共办结工资类案件5.5万件，为64.8万名劳动者追发薪酬65.2亿元人民币，涉及人数及金额“双降”，同比分别下降22%、18%。总计，911个企业和个人被列入欠薪“黑名单”。其中，工程建设领域依然是欠薪问题的“重灾区”。截至2020年12月底之统计，全国查实工程建设领域欠薪涉及劳动者21.37万人、金额25.95亿元，分别占全部欠薪案件人数和金额的71%和82%。
该报导说，“近年来连续重拳出击，特别是随着《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和各项保障制度逐步落地，欠薪高发、多发的态势得到明显遏制，治理欠薪成效得到进一步巩固。”不过也直言，欠薪老问题依然未解，还有情况不一的新发问题，例如，去年，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教育培训机构、网际网络平台、酒店、餐饮企业成为新的欠薪多发地。
新华社引述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李新旺指出：“分地区看，中西部地区一般还是以建筑业欠薪为主，但在东部特别是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制造业、服务业欠薪就相对较为突出。”
欠薪致西部农民工返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王长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所出台的诸多政策，起了一定的效果，例如，要求建筑业必须要提拨一定额度的工资保证金后，才能开工，而且通过银行定时支付，以避免拖欠。
但他也不讳言，整治欠薪的制度还有漏洞之处。例如，企业间若互相有“三角债”，原本用来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款项很可能就会被优先拿来偿还这些三角债，一旦企业后续因经营不善而发生资金链断裂，无法补足这些款项，农民工就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无法收足工钱。他说，此时，就得等企业变卖资产，才能解决欠薪的问题，但往往很多时候，企业又未达破产程度，让工资欠薪、债务链条和资金问题间之解决变得更加复杂。
当然，他说，也不排除有不少不合规、不合法的黑心企业，他们的生存空间因中国对质量监管之稽查趋严而日渐缩小，一旦被查缉到，也往往以跑路或倒闭收场，工人当然也跟着遭殃。他说，若企业主隐姓埋名、逃往其他省份，此时已经属地化管理的监管单位就得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抓人，但有时即使抓到负责人了，也入罪，但若名下无资产，欠薪问题也仍还是求偿无门。
王长城所长说，东部发达地区缺工多、工资和技能水平也较高，因此，遭欠薪的农民工还可以尽快另谋他职，不至返贫，但欠薪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家底薄、供养人口众的农民工冲击很大。
他说：“在那些贫穷、落后一点的农村的话，他的收入对他改善全家的收入状况影响就很大。这也可能，他拿不到钱，就可能使他返贫了。”
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于晓华教授也说，中国各级政府将维稳视为其最重要的施政任务，因此，对农民工欠薪的清理力度很高，尤其，农民工属于弱势团体，更容易招致舆论非议，且涉及社会稳定度，所以，可说是被列为很优先的施政事项、甚至当成政治问题在处理。
但他也坦言，仍有无法解决的个案。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最典型的这些项目是跟政府相关的项目，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政府，财政非常紧张，所以，他们(农民工)承担了原来部分政府的项目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工资支付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工头最惨的，因为，普通农民工追着工头要、工头追着政府要，政府呢？它不会说不给，它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解决，第一个，拖。它说，我现在没钱，你给我再等一等、等一等。第二个问题，它说，我现在没有(钱)，你能不能打个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农民工)的收入会下降，这个是问题。”
于晓华说，过去两年来，因为中美贸易战、经济景气和疫情之故，都导致了西部地区农民工的收入普遍下降。虽然政府财政慢慢缓过来了，但原来靠卖地来挹注收入的地方政府，因为中央开始抑制房价，又受到限制，不少地无法卖出。他说，此一抑制房价的措施让上至地方政府、下至房地产开发商、乃至买房者都欠了一屁股债。至于，企业若经营不善、宣告破产，对后续欠薪的解决也是个难题。
不过，他认为，中国的经济还在成长、劳动机会也多，像何林和邱玉平一样的农民工只要年轻、四肢健全，那怕是进城搬砖块，每月就可赚入平均4,000人民币的工资，应不至于就此长期陷入贫困中。
中国脱贫政策难持续
另外，在脱贫方面，他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也是他在国际上藉以推销中共治理国家的政绩之一，因此，各级官员若无法达成脱贫摘帽的目标，是会被撤职的。
中国于去年底宣称，已有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而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也全数“摘帽”，如期完成全面脱贫攻坚目标和“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亦即，吃穿不愁，教育、医疗、基本住房之三大保障。
于晓华指出，据他的调研，中国的脱贫政策受到大部分农村人口的欢迎，但少部分人还是不满意，因为，中国现在解决的只是绝对贫困的问题，也就是标准很低的赤贫问题，但对于“相对贫困”、还有“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等诸多面向之解决，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于教授表示，所谓相对贫困指的是，虽然个人收入越过了赤贫的标准线，但因其支出加大，例如农村男子得准备好数十万人民币才能娶媳妇，甚至日后养家的庞大支出，若无法相对提高收入，都还是会让他们深陷贫困的生活和风险。除了收入问题，农民工子女能否跟着父母进城镇接受教育、农民工的“五险一金”参保率、甚至后续福利如何不因其工作的流动性和僵化的户籍而受到剥夺等基本人权之保障，他说，都对中国脱贫政策能否持续带来考验。
于晓华说：中国“以一种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完成脱贫运动，这种是不可持续的。而且，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实现了全面脱贫，每个人都立了档案，然后一个个来实现（精准或立档）脱贫的目标。但是它这个目标没有建立一个很好的社会(福利保障)网络，因为，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有三种大战：一个就是，因病致贫，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第二个是住房，第三个是养老。这三个合计将来都是、尤其老年人的贫困，将来是很大的问题，必须建立一个很好的社会(福利保障)网络，这一点，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于晓华说，中国现已完成政治运动式的脱贫，也建立了最基本的社福网络，例如，农民最基本的养老保险或农村合作医疗等。但长期而言，他说，中国对于因病、残、老、甚至因为娶上媳妇而致贫的长期贫困问题，必须像西方国家一样、全面建立一个社福的安全网络，来提供扶助，脱贫才能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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