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关系揭密：颠覆认知 真相如此不堪(图)
1957年到文革前一段时间，中朝关系忽冷忽热，1958年为最好。图为周恩来（左）和金日成（右）摄于1958年。（网络图片）
接上文：中朝关系揭密：鲜血凝成的友谊？
“备胎”上位
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心有怨气、心里不舒服，毛泽东心知肚明，所以在朝鲜战争过去后毛必须安抚他。安抚起了多大作用？不到一年，人家钱用完了，因为朝鲜1954、1955、1956年为恢复时期，要建设就需要钱，金日成又到苏联、东欧，这时朝鲜出事了。这得从朝鲜劳动党的构成说。朝鲜劳动党由很多党组合，主要是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又有很多派，总之朝鲜人团结在一起不大容易。其实1925年朝鲜劳动党就成立了，但不过3年就被共产国际解散了。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朝鲜劳动党才恢复，但总部不在平壤而是汉城。
原来，朝鲜劳动党在南方有一拨人，他们以朴宪永为主，称之为南方派；一拨人在北方坚持抗日，叫国内派；第三拨是苏联派，主要是20世纪初从朝鲜到苏联的移民。二战前（1936～1938年），斯大林害怕少数民族和外面勾结，所以就把边境上的少数民族都调到苏联腹地，整个村、镇迁移，比如德意志人不能在边界，匈牙利人不能在边界，全调到大陆，其中包括朝鲜人。在远东所有朝鲜族人整村、整城、整镇搬到中亚哈萨克斯坦。1945年，苏联军队进军东北时，斯大林突然想起没个人带路话也说不通，于是到哈萨克斯坦找了200多人俄语说得好、懂朝鲜语的随军南下到朝鲜，这批人后来就留下了，这就是苏联派。还有一派是延安派，这是原来在八路军当中的朝鲜族干部，比如金斗奉等一批人在战争结束后回到朝鲜，他们被称为延安派；最后一派是游击队派（即金日成派），是原来参加抗联的人，比如金日成、崔庸健等，这拨人在1940年日本关东军大扫荡时逃到苏联。《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不让他们回，否则没法跟日本人交代，于是留在远东，在一个村子里住下，建了营地。中国人是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其中也包括朝鲜人。周保中成立时叫抗联教导旅，后来斯大林给了一个番号：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这样可以领受军饷）。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把88旅解散了，大部分中国人跟着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当向导。金日成当时是一营营长，他带队回朝鲜。金日成回去时还不是北朝鲜领袖，苏联也没想扶植他，而是想扶植曹晚植（1883～1950），但他坚决反对苏联的讬管政策，结果被放弃了，这样才换成金日成。我看到苏联给金日成的评语是：金日成同志在朝鲜人当中很有威望，经常汇报思想，俄语学得好，能团结同志。什特科夫、在朝鲜问题上很有发言权，他给斯大林写信推荐金日成。那时金日成年仅32岁，金斗奉、崔庸健等都是比他高一辈的老革命家都没有被推荐，就推荐了金日成，说他有政治头脑、能成事。如此把金日成扶植起来，不过很多人不服气，金日成就通过各种运动、手段陆续把一些派别打下去，包括延安派，其中一些人被金日成以防止朝鲜统一、指挥被降职。南方派也被收拾。1954年还收拾了莫斯科派。但金日成没有特别大的动作，因为有苏联和中国在，就抓生活问题，比如贪污，找点原因给你降职。
但即使这样也容易引起这些干部的不满。1954～1955年，延安派跟苏联派有一些矛盾，到1956年两派就联合起来。南方派彻底跨了，李承烨一个案子枪毙了十几个人，后来朴宪永也被绞死了，朴当时是朝鲜共产党主席，从汉城逃到平壤，一直是第二把手，后来说他是美国间谍。1956年是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当时，共产党各党都传达了苏共二十大精神，斯大林从神坛被拉下来，赫鲁晓夫批个人崇拜。所以朝鲜劳动党内开始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特别是金日成去东欧要钱时国内出事了，这两拨人准备联合起来发动政变，借8月中央全会把金日成提拔起来的干部搞下去，开始批金日成的组织路线和经济政策。但金日成很有政治经验，很快得到消息立刻赶回采取措施分化、瓦解，先把延安派、苏联派分解，他得到的消息或者他做出的判断是延安派唱主角，主要阴谋是延安派搞的。这也有可能，但看不到具体材料，看到的都是从苏联档案馆看到的，看的是汇报情况、大使谈话，材料非常丰富。苏联派群龙无首，延安派有，就是金斗奉——朝鲜人大委员长，地位很高但没什么权力，他也不争权，是一个知识份子。我看的材料可以证实金斗奉参与，至少默许了。他们也找了崔庸健。金日成只要离开朝鲜，一定是崔庸健管家，崔假装不知道。当然他不敢参与，也怕，因为真成事，岂不是把金日成和我一起干掉。金日成来信问：朝鲜国内情况怎么样？崔庸健说跟你走的时候差不多。结果金日成回朝鲜，苏联派全部官复原职，主要对付延安派，一下被分化了。延安派的人还不知道，至8月30日，朝共中央开会，一个一个站起来批评金日成，但发言根本不能完成，一发言就被打断，会场乱成一遍。时任副首相兼内务部部长戌辉被金日成贬为总工会主席，中央宣传部部长李弼奎被贬为工商部长。他们几个在中间休息时商量说不对劲，事情怎么会这样，觉得事情败露了，然后开车直驱鸭绿江大桥，跑到中国。中国边防军不知道，他们说是首相、政治局委员。边防军赶快给北京打电话，周恩来说“没错，就是，赶快送北京来吧。”
到了北京，周恩来和罗瑞卿两个人接见，把具体情况了解后报告给毛主席。毛听后勃然大怒。他们跑过来是31日，9月中旬中共开八大，苏联代表团、朝鲜代表来都来了，金日成没敢来，派崔庸健过来。毛主席找米高扬说：“朝鲜出的事你知道吗？”“我听说了。”“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还是听主席的意见。”毛说：“朝鲜这棵小树本是你们栽下来的，后来被美国拔掉了，让我们又给栽回去了，现在长大了、不听话了，你们看怎么办？”还说：“我看这样吧，你找崔庸健谈一次，我找崔庸健谈一次，我们要帮助金日成纠正错误，你去一趟，彭德怀和你一块去。”后来毛把崔庸健找来，严厉地批评了他，讲朝鲜劳动党这不对、那不对。这个事发生后，朝鲜劳动党曾到中国大使馆（时任大使是乔晓光）要人，说朝鲜有几个人叛逃，中国必须引渡回来。档案里乔晓光说这不算叛逃，属政治移民。毛在谈话中讲，“这几个同志能让他们回去吗？回去还不被你给杀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杀人？”弄得崔庸健也没话讲，训了一顿，并说：“回去给金日成同志带一个话，过两天我们派人去。”几天后，彭德怀和米高扬俩人到平壤找金日成谈话“8月全会的决议是错误的”，因为8月全会把中央好几个政治局委员开除，被贬到基层工作，“必须撤销8月决议，马上再开一个中央全会。”弄得金日成一点办法都没有，马上召集人开会，说：“各位，8月全会的决议都是错的，我们要重做一个决议。”主要是恢复这些人的职位。米高扬说：“行了吧老彭，咱哥俩走吧。”彭德怀说：“不行，主席跟我说要看着金日成新决议登报，不登报不走。”后来彭德怀还是走了。后来我看到报纸上就登了一个小条：9月开了新的中央全会做了一些新决定。这引起了乔晓光的不满，他找苏联大使：金日成不是唬弄人嘛？答应全文登在报纸上，怎么就弄这么一小条？
这个事件后，中朝关系降到冰点，金日成当然非常不满，他这事做得对与否是另一回事，经济路线有没有错是一回事。作为一国之主、一党领袖，北京、莫斯科来了俩人，捏着我的脖子让我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所以金日成非常不满，中朝关系已经走到了危险地步。而且日内瓦会议没有解决朝鲜问题，算停火，没有签订和约，委员会不断地谈判以及第三国舰队等。中、苏、朝有一个委员会。所以11月份朝鲜提出一个主张：以后有什么事应该在联合国直接解决。这个意见毛泽东看到后更火了：这还了得，岂不是想把中国踢出来？直接跟联合国谈？谁打你们的？是联合国军打朝鲜，怎么跟敌人去谈？让敌人决定你的命运吗？11月30日把苏联大使尤金召来：“朝鲜决议你们看了吗？金日成要干什么？我看这个人要背叛革命，他早晚是革命的叛徒，不是铁托就是纳吉，很可能就是纳吉。”尤金说：“怎么办？”“你回去给赫鲁晓夫同志带一个信，怎么处理朝鲜问题？两种办法：第一，现在在朝鲜还有40万军队，可以帮助他改正错误。第二，随他去，以后不管朝鲜的事，愿意干嘛就干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说到第二条时，毛加了一句：“我们把志愿军全部撤出去，给金日成自由。”尤金怎么跟赫鲁晓夫汇报的，赫鲁晓夫怎么答复的没有看到材料，此事不了了之，为什么？因为“拨修事件”发生后，注意力被吸引到欧洲，此事搁置，一搁置就是一年，志愿军没撤，中朝之间断了联系。这一段是中朝关系最不好的时期，不过报纸上永远都是“中朝友谊”。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变化？1957年到文革前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中朝关系忽冷忽热。1958年为最好，因为1957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见了金日成，毛两次跟金日成谈话，上来就说：“金日成同志，我错怪你了，你还是很革命，是我偏听偏信。这样吧，我把志愿军都撤回来，让你放心。”第一次谈金日成有点懵，没答话，不知道毛想说什么，不知道什么意思，回去研究了研究。其实毛几次跟苏联人讲话：我有志愿军在那儿，说是防美国人的，但金日成心里肯定不舒服。第二次谈话金日成想，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开完会，大家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果然，1958年2月，周恩来过去制订了撤军计划，到1958年10月所有剩余在朝鲜的志愿军全部撤走，没有一兵一卒。那时候的中朝关系是真好。此后，金日成年年到中国来，那时正值中国大跃进时期，金日成拍马屁“主席做得真好，我们现在朝鲜也这么干，中国搞全民皆兵，金日成也发枪搞全民皆兵；中国办公共食堂，朝鲜在平壤也办一个大公共食堂，比中国还大，能装4万人。”毛特高兴：我这么搞没人学，就金日成学得快。那时候中朝关系非常好（1959～1960年）。
为什么毛突然改变对朝鲜的态度？我分析认为他对朝鲜无外乎两手：一手硬、一手软，硬的不行就软。这是第一；第二，中苏之间出了问题，在1965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把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拉到自己这边，后来看拉不过来，就拉第三世界，弄一帮穷兄弟。那时，毛泽东希望周边朝鲜、越南、日本，至少亚洲国家跟着我走，东欧拉几个（最后拉动了阿尔巴尼亚），出于这样的考虑对越南、朝鲜让步，要什么给什么。1959年、1960年中国困难时，金日成要粮食，15万吨不够要20万吨，20万吨不够要30万吨都给。所以整个东欧党和苏联一起攻击中国时，金日成支持，他和胡志明表示支持和同情的态度，这跟东欧国家不一样。
赫鲁晓夫也不傻，东欧都听话，金日成不听话不行，就说：金日成同志到莫斯科来一趟（1960年夏）。金日成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把他叫到一个屋子里，什么也没说，就说：“你看一份文件。”什么文件？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金日成一边看一边骂，拍着大腿：毛泽东真不是东西！当面说好话，背后骂我！我怎么可能是革命的叛徒？太令我伤心了（这都是后来苏联大使汇报写在报告里的）。第二天，金日成找赫鲁晓夫，说朝鲜劳动党从来就是跟着苏联共产党走的，你们的路线就是我们的路线，决不会听中国的话。回朝后召开干部会议：以后谁也不要去中国，中国人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到1960年夏中朝关系下降。没到3月朝鲜经济困难，跟底下人说：再到中国去一趟。毛可能不知道赫鲁晓夫给他看了什么，但朝鲜经济态势在那儿摆着，大量给援助给粮食。
结语
之后我没什么研究，世界规定30年档案的解密期，再以后看不到档案材料。1980年代以后的事我知道的跟你们知道的一样，都是报纸上登的东西。
在我看来中朝关系是变幻多端、冷暖无常、时起时伏的，没有稳定的同盟关系或者传统的友谊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神话。第二，中朝关系核心在哪儿？我认为和中苏关系一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都一样：不是现代国家关系，是一种在特定意识形态框架内形成的家庭关系、兄弟关系，而这种关系和现代国家关系基本的政府特征不一样，之间的内在结构也不一样。第三，你要想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对朝鲜的政策，首先就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只有把它定位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关系，按照正常国家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至少可以摆脱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