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权？黑命贵（BLM）运动到底想要什么？(图)

“黑命贵”究竟想要什么？（图片来源：Gareth Copley/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10月7日讯】当下的美国黑人运动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BLM”(通常译作黑命贵)，并占据着“政治正确”的道德高度，具有着居高临下的话语优势，使得人们对它讳莫如深。美国的宪政民主绕不开BLM，在当下政党政治的语境中，政客们为了一己的政治利益要么明言支持BLM，要么选择沉默，以免落入政治陷阱。对BML的评论成了一个雷区。这样的政治氛围，很难说是健康的。

BLM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BLM与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同为黑人运动，尚诺对两者作个政治比较，不难发现其异同。首先，让我们先来回溯一下种族歧视和民权运动的历史，或许对BLM的评价能有所启发。

负罪的历史

美国的独立战争结束了殖民时代，但并没有能终止蓄奴制度。为了废除奴隶制，白人精英从十八世纪中叶的独立战争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南北战争其间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

贩奴蓄奴制是北美殖民时期的产物，先后绵延两百多年。蓄奴是殖民者的原罪，其中99%的奴隶主是白人，只有大约1%的奴隶主是非裔。蓄奴是奴隶主的原罪，并非全体白人的原罪。认为蓄奴是全体白人的原罪，那是对历史的误读。

在美国，历史上的种族主义与蓄奴制度是孪生兄弟。种族主义既是一种以肤色定义人种优劣的意识形态，又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迷信。种族主义者将种族之间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差异本质化为与生俱有的遗传特征，赋予一部分种族以遗传学意义上的优势地位，而赋予另一部分种族以遗传学意义上的劣势地位，从而以人的肤色和外貌作为权利和利益分配的依据，并以此为所谓“优等”种族获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白人至上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

美国的独立战争结束了殖民时代，但并没有终止蓄奴制度。制度性废奴，决非一蹴而就之功，那是几代政治精英百年奋斗的结果：

1775年，美国废奴主义协会成立。本杰明・富兰克林出任第一任会长。

1775年，弗吉尼亚发布《邓莫尔伯爵公告》，所有加入英国皇家军队的奴隶都被给予自由。

1776年，托马斯・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原稿含有废除奴隶制的段落，但在正文中因阻删除。

1777年，佛蒙特共和国立法废止奴隶制，所有成年非裔人不分男女均为自由人。

1780年，宾夕法尼亚州通过《废奴渐进法案》，宣布所有非裔成人和儿童获得自由。

1783年，马萨诸塞在全州废奴，并于1785年将人人平等写入州宪法。

1810年，北方各州大约75%的奴隶获得自由。

1829年，纽约州最后一位奴隶获得自由。

1840年，北方各州所有奴隶获得自由。

1848年，康奈迪特州完全废奴。

1861-1865年，南北战争。为了废奴，几十万白人和黑人兄弟付出了生命和鲜血。

1865年，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血的洗礼，林肯最终宣布了《解放黑奴宣言》，这是百年废奴运动的结晶。奴隶们从奴隶主庄园获得了自由，从此结束了黑奴制度。林肯时代是黑人从奴隶变成自由人从而获得人身自由的时代。

艰难的跋涉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了蓄奴制度，但没有消除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为了消除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从十九世纪中叶的南北战争到二十世纪中叶的民权运动又经历了另一个百年的艰难跋涉，期间经历了两个标志性的时代：

罗斯福时代

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为了消除雇用歧视，政治精英又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美国国会于1940年通过《义务兵役法案》，禁止在征兵中对“种族和肤色”进行歧视。1941年，罗斯福签署了8802号行政命令，禁止因种族、信仰、肤色和国籍实施用工歧视。这一行政命令开放了黑人在政府部门和国防工业的就职。从此黑人进入联邦政府各个管理部门，结束了在政府部门和军队对黑人的雇佣歧视和征召歧视。罗斯福时代（包括杜鲁门时代）是开启雇佣和就业平权的时代。罗斯福的8802号行政命令又称作《第二次解放黑奴宣言》。

马丁・路德・金时代

二十世纪中叶，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马丁・路德・金为废除种族歧视，争取黑人的基本公民权利，先后参与和领导了蒙哥马利罢乘运动、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奥尔巴尼运动、伯明翰运动、圣奥古斯丁运动、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塞尔玛投票运动、以及芝加哥公平住宅运动，等等。这些民权运动的实践，使得马丁・路德・金成为美国民权运动当之无愧的杰出领袖。

作为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的奋斗结果，推动了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于1963年签署了《同酬法案》，1964年签署了《民权法案》，1965年签署了《选举法》。从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被视为非法，黑人正式获得选举权，成为这个国家的正真主人，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对黑人的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歧视。《民权法案》又被誉为《第三次解放黑奴宣言》。作为民权运动的延续，1972年，尼克松政府还通过了《平等就业机会法案》。这些成果是几代黑人精英和白人精英共同努力的结果。马丁・路德・金时代是黑人获得政治权利的时代，也是黑人获得平等社会地位的时代。

随着系统性制度性的种族歧视的消失，黑人开始走上美国政治舞台。

民权运动之巅峰

马丁・路德・金将民权运动推向了巅峰，它的功勋在于：由于他的努力，结束了美国立国以来绵延二百年的制度性种族歧视。

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从一开始就在旗帜上堂堂正正地写着“Civil Right”，即“民权”。那是为所有人谋取平等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为黑人，虽然其实质是为黑人谋取公民权利，谋取公正。这显示着马丁・路德・金的思想智慧。如果他在旗帜上冠以黑色二字，“Black Civil Right”，“黑人权利”，虽未尝不可，但显然会降低其诉求的思想高度和价值高度。

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从一开始就提倡非暴力哲学，拒绝暴力，拒绝一切危害生命和财产的行为。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的主体一直坚持着和平请愿和合法斗争，从而使得他领导下的民权运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以及来自其他种族的巨大的同情。

马丁・路德・金在他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中说道：我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而是以品格为评判标准的国度”。可见他反对刻意强调肤色。去肤色，既是马丁・路德・金的哲学远见，也是黑人运动获得成功的策略基石。

此平权非彼平权

遗憾的是自马丁・路德・金之后，民权运动迅速演变成平权运动，权且称其为“后平权运动”，以区别于马丁・路德・金时代的平权运动。后平权运动与民权运动在哲学和价值高度上有显著落差，在实践和操作上的策略风格迥异。后平权运动抛弃了马丁・路德・金去肤色的哲学和策略，将肤色和种族作为优先于能力、品行和资格的考察。在招聘中，黑人优先，即便缺乏资格依然如此；在招生中，为黑人学生加分远比给其他种族的学生加分要多得多。挟持着反对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后平权运动矫枉过正，导致了逆向歧视。比如“黑人优先”在很多公司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定，某个职位只要有黑人申请，那么这个职位便非黑人莫属，否则就是种族歧视，即便其他申请者更优秀更符合要求；再比如，一个职位有多位申请者，只因其中某位黑人申请者不符合要求，为避开种族歧视之嫌，那个职位就被取消了，即便其他申请者大都符合要求也不予考虑。肤色和种族的逆向歧视，使后平权运动偏离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开始走向反面。因此在里根和老布什时代，后平权运动受到质疑，逐渐式微，并最终在沉默中被逐步放弃。

福利政策的实质是平富

平富是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但不是现实社会的可行追求。奥巴马时代，后平权运动再次兴起，然而逆转乏力，于是改变了策略。此时的平权运动已经不满足仅仅局限于平权了，因为自1964年通过《民权法案》之后，权利的平等早已得到制度性保障，他们继而要求的是平富，即通过追求福利以达到致富的目的。奥巴马政府向福利社会倾斜，把满足人的福利欲望视为主要的社会使命，并以肤色和种族为优先条件。不错，福利政策使社会底层的穷人尤其是黑人的生活得到暂时的改观，但是福利政策并没有消灭贫穷，却鼓励了平庸、懒惰和坐享其成，削弱了穷人尤其是黑人的自立能力和尊严，为种族歧视的死灰复燃提供借口。后平权运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增加福利必然要增加税收，加重对中产阶级和富有阶级的赋税，从而加深了贫富矛盾，使贫穷在本质上更为深化。福利政策应该面向全体公民，如果只针对个别族群，那必然是对其他族群的不公。如果福利政策针对个别族群仅仅具有短期时效，可以为全体公民所理解；但是如果针对个别族群的福利是长期的递增的，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任何种族唯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创造才能走向幸福。福利政策压抑了个体创造财富的冲动，挑战个体的自由价值，侵犯着个体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社会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了。2013年，在奥巴马任期内，BLM的诞生正是这一社会矛盾被激化的结果。

平富运动虽然丰富了后平权运动的内涵，但是背离了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的真谛。

综上所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了殖民统治，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了蓄奴制度，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最终结束了制度性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这二百年的奋斗历史岂是可以轻易否定的。至此，1964年，美国黑人获得了与其他民族完全平等的地位。1964，这是一个里程碑，也是分水岭，将此前与此后的黑人运功区别开来。此后，当黑人运动继续要求更多更广泛的权利与福利的时候，质疑其公正性和正义性就具有了合理的法律和道德视野，有了参照系。

BLM(Black Life Matter)

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BLM了。诞生于奥巴马时代的BLM(Black Life Matter)，其宗旨是：为建立一个没有反黑主义的社会而奋斗，在这个社会里，所有黑人都将具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权利（to struggling together and to imagining and creating aworld free of anti-Blackness,where every Black person has the social,economic,and political power to thrive）（见BLM的网站）。

反黑主义作为政治势力是否存在，以何种形式存在，其对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的导向能力如何？BLM并没有就“反黑主义”作出具体描述，也没有给出定义。美国的反黑主义并不成气候，如同反犹主义的存在一样，都是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表现。比如三K党。但是三K党的能量很小，总共不过几千人，而且居住相对集中。它几乎完全不能左右美国主流民意，早就翻不起大浪。反黑主义在个别人心里，在小范围社交圈内可能存在，但也早已失去胆量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如果BLM的主要敌人是三K党，那么BLM只要集中精力对付三K党就可以了。但事实不是这样，当前，BLM剑指白宫，剑指美国体制，可是那里并非反黑主义的发原地，也与反黑主义无任何牵连，显然BLM刀锋指向错了，这让人匪夷所思。至于其他反黑主义的组织，究竟是否存在，BLM也没有作出具体揭露，社会达尔文主义？新纳粹主义？似乎都不在BLM的敌人名册中。当下，反黑主义更像是一个虚构的靶子，只不过BLM利用这个靶子来制造声势，以唤取公众的注意力而已。

非常明显，BLM关心的只是黑人，因为在他们的旗帜上只写着“黑命”。BLM对肤色的自我强调，强化着以肤色为特征的种族差异，从而淡化了种族的社会，文化，宗教，历史、语言的特质。马丁・路德・金已经为黑人争取到了与其他种族享有同等的权利：政治的，经济的，包括就业的，就学的，选举的平等权利；如果强调本种族的肤色，并籍以要求更多的权利和更多的福利，这并不是对该种族尊严的提高，而是矮化。在美国这样的种族大家庭中，一个种族如果自视其优于其他种族，这个种族不会得到其他种族的尊敬；反之，一个种族如果自定义其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弱势种族，这个种族也不会得到其他种族的尊敬。BLM如果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那么BLM就完全没有必要提出BLM了。从当下的BLM行为模式来看，它把黑人与其他种族割裂开来，它特别强调自己的肤色，带着悲情；它把黑人依然放在被歧视被侮辱被践踏的地位，显然这与马丁・路德・金取得民权运动胜利以来的社会状况不符，因为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民权运动的成果就是彻底消除了制度性的种族歧视，All Life Matter。BLM将矛头指向政府系统，自我矮化了作为民间社会政治力量的政治人格。

近五十年来，美国在消除对黑人的社会性歧视方面有着巨大地进步。由于种族隔离政策的被取消，种族之间的社会藩篱被拆除，种族歧视的形式不存在了，种族歧视的内容也就无处生根，无以寄托。社会性种族歧视得以巨大的改观。文化与心理的种族隔阂也在消除，不同肤色的人们得以和平相处在同一个社区，相互敬重，友善往来。社会性歧视，虽然时有个案发生，但并非普遍现象，个案应依循法律途径解决。将弗洛伊德一案归结为警察制度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因而要求解散警察局，削弱执法体系，否定法治社会，这显然搞错了。该案究竟是属于个别警察执法过度还是属于刻意谋杀，应按个案通过法律程序，由法庭判决。BLM组织上街游行抗议，无可非议，但不解决问题，反而有试图影响法庭判决，干预甚至施压司法公正之嫌。虽然个体偏见和歧视在私人领域依然存在，但无法用行政手段去解决，只有通过种族之间的长期交融去融化。

黑人文化在美国的发展胜于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发展。认为白人文化优于黑人文化的文化歧视，在美国已经没有市场或少有市场。黑人的才干在各个领域均得以淋漓至尽的发挥，比如黑人演艺明星、黑人音乐明星，黑人体育明星，黑人新闻主持明星，黑人脱口秀明星，人才济济；黑人电影，黑人连续剧，黑人音乐，黑人戏剧，黑人广告，黑人媒体，比比皆是。黑人文化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渗透在美国人的各个生活领域和角落，此乃有目共睹。

美国产生了西方国家第一位黑人国务卿和第一位黑人总统，美国有着众多的黑人议员、黑人部长、黑人州长和市长、黑人企业家，这个社会并没有堵塞黑人的上进之路。一个优秀的黑人在这个国度有着光明的前程。若问在当下的社会，黑人是否具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权利？当然有，因为这是受到宪法保护的。

BLM所提出的反黑主义，并非现实的政治势力；它所追求的发展权利，系统早已充分给与。BLM到底想要什么？其与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运动区别在哪里呢？

民权运动 vs BLM

如果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运动与BLM作一个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些特点：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在旗帜上写着“民权”，而BLM的旗帜上写着“命贵”，马丁・路德・金追求的是人的基本社会权利，即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享受平等工作的权利，获取平等的社会待遇，等等，而BLM追求的是生命的平等，这更像是一百五十年前林肯时代的口号，因为林肯时代解放黑奴的基本宗旨就是：黑人也是人而不是奴隶，即黑命贵。BLM在价值层面从马丁・路德・金倒退到了林肯时代。当年的奴隶获得人身自由，以奴隶解放为时代背景，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而今天的BLM以中共病毒蔓延为时代背景，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发展，反而进一步加深着时代的危机。

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是为黑人谋取公民权利的，但是他并没有在Civil Right的前面加上Black。如果马丁・路德・金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Black Civil Right”(黑人民权)，他就失去了思想价值。BLM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Black Life Matter”，显然缺乏思想的力量，如果仅仅写上“Life Matter”，那境界就高出许多，也会赢得更多的尊敬。

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高度强调非暴力，认为“暴力不仅行不通，而且不道德”，视暴力为堕落，即便在白人至上主义者对民权运动施以暴力和・死亡恐吓时也如此，绝不以牙还牙，坚持理性和节制。但是BLM并非如此，BLM在美国各大主要城市组织的街头抗议大都伴随着暴力，破坏，抢劫，焚烧，殴斗，虽然说行使暴力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人，但是示威人群的大多数并没有出面制止暴力，而是旁观，任其发展，这种默许，实质上也是暴力，默许的暴力；而默许的实质是支持。如此街头抗争，使BLM失去政治尊严。

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特别强调这场运动的成功事关人的素质和品格的优劣，而非关人的肤色的深浅。马丁・路德・金说：“我们必须始终以高层次的品格和自律来进行我们的斗争。”而BLM特别强调的是“黑命”，是肤色，避谈人的素质。BLM把肤色带入当下的美国政治，为黑白博弈的肤色政治推波助澜。BLM在肤色政治（身份政治）的泥潭中挣扎，从肤色的自我强调中，衍生出种族的自我矮化。这是从马丁・路德・金的姿态和精神境界倒退。民权运动以公民身份和公民的姿态发声，而BLM往往漠视了公民义务，尤其是政治义务，游走在民粹主义边缘。

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走出历史的阴影，追求权利的平等与社会正义，而BLM追求以现实的利益补偿历史的屈辱，追求以福利为前提的结果的平等。很明显，前者向前看，后者向后看。前者追求的是权利，后者追求的是福利。马丁・路德・金也曾提出过补偿法案，那是以全体穷人为对象，而BLM的补偿法案则仅仅以奴隶的后代为对象，为自己贴上奴隶后代的标签，对奴隶身份进行世袭，要将爷爷的爷爷在奴隶制下所经历的屈辱，换算成孙子的孙子的现实的福利；而那些爷爷的爷爷为了废奴而畚斗的白人却要向奴隶的孙子的孙子支付补偿，这是不公正的。

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一再强调“我爱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为他们祈祷”，“我们不能因为渴望自由，就去饮用愤怒与仇恨之酒”，“我坚信，追求以暴力进行报复，能够得到的惟有一点，便是在宇宙间加强罪恶与仇恨的存在。”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融入了宗教情怀，力求运动沿着基督的博爱精神前行，坚信变革的力量源自于博爱，而不是仇恨。非常遗憾，BLM煽动起来的是种族怨恨与隔阂。BLM带着怨恨推到了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的塑像，向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杰弗逊的塑像泼墨，他们十分吝啬对开国元勋抑或自己的政敌给予一份人格尊重。马丁路德金的巨幅雕塑在首府华盛顿巍然屹立，至今没有人向他泼墨，这样的对比说明什么？博爱的缺失究竟在哪一方？

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具有相当的规模效应，得益于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和相互支持。精英不断地提供运动所需要的战略眼光、思想、价值和策略，民众则给与规模上的配合，并保持理性和克制，这种默契在BLM中看不到。BLM缺乏精英指引因而缺乏价值高度，却有着唯恐天下不乱的政治掮客在背后煽动，诱导BLM逐步走向非理性。

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在后期融入了不合作运动的成分。不合作运动是甘地面对英国殖民主义而提出的斗争策略，之后被广泛用于对极权主义的抗争。不合作运动对民主社会不具有借鉴的意义。在民主国家里，应该强调的是民间社会与政府的合作，通过理性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不合作无益于问题的解决。遗憾的是，BLM继承了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中的不合作成分，而这恰恰是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值得商榷的部分。不合作运动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对于甘地而言，他是对的，对于BLM而言，则是无政府主义,反对建制，否定政治义务，否定法律与秩序，试图以个体的自由意志超脱于国家关系之上，无论怎么看，都与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尚有一定距离。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价值层面，或是在策略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BLM都是从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倒退了。马丁・路德・金为黑人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政治和思想资源，提供了有效可行的运作策略，只有回归马丁・路德・金的哲学和价值高度，并抹去肤色特征，与其他民族并肩前行，共同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将BLM改成LM，不仅关注黑人的命运，同时也关注其他种族人民的命运，美国黑人运动才有出路。

写到此本文可以结束了，但在此美国总统大选前夕，似乎有必要对现实的政治再说几句：

那些将自己与BLM捆绑在一起的政治家们，其理论和实践发生了分离，混淆了政党与民间社会的政治人格，由此而表现出了双重政治人格。那些对BLM保持沉默的政治家们，缺乏直言的道德勇气，放低了该党捍卫美国精神的姿态。两党对决，应警惕理念和素质的缺失，远离实用主义的侵淫，以免令选民失望。

10-03-2020，写于剑魂禅心斋

参考：

《The Pursuit of Fairness–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by Terry・H・Anderson(美国平权运动史)

《马丁．路德．金与美国民权运动的启示》-作者：张祖桦

《从古典种族主义到文化种族主义的世界》-作者：程映红

(原标题：种族主义、民权运动与BLM)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