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老职工:不懂政治 政治却把他们送上绝路(图)


林彪死后,中共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网络图片)

我们在北大荒一待就是六七年,同去的知青有的待了十来年,还有的扎根当地,直到今天。在那一页页的回忆中,常常袭上我们心头的,就是我们连的那些“反革命”。真的,而且还不少,就在我经历的六年中,前前后后一共出了七个。大家都在口口声声地声讨“林贼”(林彪),赶车的职工樊庆远却莫名其妙地冒出几句“毛贼”。这些朴实的老职工啊,他们不懂什么政治,可是政治却把他们送上绝路。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远离北京数千里,那种令我们有些厌倦的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淡了许多。没有武斗,也没有造反派组织。但是,在那个“突出政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上纲上线”的年代,哪个地方可以逃脱厄运呢?是啊,只要你有点个性,或者一不留神,就会带上这个可怕的光环,让你的命运就此改变。

遗留的反革命:王廷举

我们被分配在绥滨农场第三生产队,后来改为建设兵团时叫九团八连。不久的一天,连里安排我们在连部附近挖土,和我们一起干活的是一位老职工(我们对知青来之前的农场职工的称呼),叫王廷举。什么?!“王连举”?!我们都笑起来,谁都知道,王连举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叛徒,他俩就差一个字。连里领导说,你们别笑了,王廷举就是反革命,还是现行的。你们要好好监督他劳动。

我们警觉起来,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绷紧了。

“现行反革命”看起来三十来岁,怎么当了反革命呢?在北京搞文革时,我们见过不少“反革命”,也亲自斗过“反革命”,所以并不觉得神秘。一边干活,就一边与王廷举聊天,加上以后侧面打听,才知道了这个“反革命”的来历。

原来,在那个处处都是“红海洋”的时代,人人都必须有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这是一个政治道具,早请示、晚汇报、开会、学习甚至吃饭都离不开它。一次,王廷举漫不经心地翻看这本小书,并且拿支笔随意写划着。他想起毛泽东的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就试图把他写下来。但他文化水平不高,写到“四海……”就不知道“翻”怎么写了,写成了“反、反、反……”,倒霉的是,他接着写了诗句作者的名字:毛泽东。连在一起,成了一句典型的反革命言论。

这还了得!王廷举理所当然地成了现行反革命。他面临的,必然是调换工作(只能干“黑五类”干的活)、监督劳动和无休止的批斗……

赶车职工樊庆远莫名其妙说出“毛贼”

“快来人哪,樊庆远上吊了!”一天清晨我刚起来,就听到这声嘶哑的叫喊。我不顾一切地向远处的旧猪舍跑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吊死的人,不敢细看,和一起跑来的人们合力把他从房梁上放下来,人已经冰凉了。

樊庆远,我们连里赶大车的,东北叫车老板儿,四十多岁,人朴实中带点小聪明,外号“饭桶”,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

1971年9月13日凌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我们是从一位回家的北京知青来信中猜到这件事的。他信中说,北京近来气候异常,而且,信的结尾只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却没有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我们几位要好的知青紧张而又神秘地私下猜测和传播,讨论着中国的命运。不知怎的,又被团部政治处知道了,找我们谈话——总之,不要传谣。

两三个月后,“谣言”终于被证实了。从上到下开始传达林彪谋害毛主席、抢班夺权、仓皇出逃、最后摔死的罪证,开展声讨批判。

喊惯了“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基层百姓们一下子蒙了,整个连里气氛都慌慌的,好像坐标都反了,弄不清怎么回事。有人问:“谁?!是不是×彪啊?”记得第一次大会批判,大车班班长、优秀党员李昌明首先发言,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个,这个,林彪同志——”发现说错了,又不知怎么改。台下木然而又哗然。

樊庆远的祸可闯大了。小组会上,大家都在口口声声地声讨“林贼”,他却莫名其妙地冒出几句“蟊(毛)贼”。据说有人提醒他,他还接着说。事后大家议论,好像是他那天喝多了酒。学习小组长(一位上海知青)在连里召开的汇报会上说了此事。不由分说,马上揪出来,谁敢掩盖这样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啊!

除了批斗,立即把他从大车班这样重要的岗位上换下来,调到农工班在场院上监督劳动。

樊庆远死后,有人回忆说:老樊前些天曾问道:这个扬场机的电路是不是一摸就电死啊?

就这样,糊里糊涂,老樊去了。朴实的老职工啊,他们不懂什么政治,可是政治却把他们送上绝路。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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