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保护私宅不受侵犯 杀强拆者不受罚(图)

中国古代立法明确保护私宅不受侵犯，宋朝拆迁有补偿。（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强制拆迁是最近几年网络比较热的词语，众目所见，纷纷扰扰，心中别有说不清酸甜的滋味。在城市发展和改建的过程中，拆迁在所难免，在政府公权力与百姓合法权益的博弈中，百姓往往处于劣势。

杀死“强拆”者不受惩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要用哪里就用哪里。随着古代法律的逐步健全，保护百姓合法居住权益的规定日趋完善，这一社会思潮在文学作品中就有所体现。

《西游记》中孙悟空用金箍棒将八戒老巢云栈洞洞口打得稀烂。八戒大怒，走出来如此责骂悟空：“你这个弼马温。着实惫懒！与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门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条，打进大门而入，该个杂犯死罪哩！”

故事虽是虚构，但其社会背景却是真实的。打破人家大门而入，历朝律法对此处罚甚严。中国多个朝代都立法明确保护私宅不受侵犯，汉代禁止官吏夜入民宅，无故入人室宅庐舍，被主人杀死，主人无罪。

这一立法精神，后来唐、宋都两朝都基本继承下来。在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明代，《大明律》就规定：“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

古代版“拆迁补偿条例”

不仅如此，宋朝甚至出台了古代版“拆迁与补偿条例”，比现代社会早了近千年。

北宋元丰六年，即公元1083年，开封府推官祖无颇起草了一部拆迁补偿条例，宋神宗批准执行。该条例规定，对拆迁户，给予实物安置，或者货币补偿。实物安置：由京城兵马司负责测量待拆住宅，户部和左藏库拨款，将作监在别处建同等面积住房，供拆迁户居住。

关于货币补偿的具体事项，由一个称作提举京城所的机构，负责估算待拆房屋的价格，取房契上原价和房屋时价，折中作为补偿标准，由户部及左藏库出资补偿。此年六月，开封府拆迁户120家，共获得补偿“二万六百缗”，亦即20600贯（一千文为一贯），平均每户能补偿171.16贯。

171.16贯在京城开封能买到多大的房子呢？开封府房价的具体数值现在已难查实，但以苏轼弟弟苏辙在广东买房的价格，可推测一二。

苏辙贬官至循州（今属广东），当时朝廷规定，贬官不得借居寺院道观，苏辙只得用剩下的积蓄5万钱买民房大小10间。5万钱即50缗（贯）。当然像京城开封这样的一线城市，房价必然是其数倍，但以171.16贯的补偿金额也能买到几间不错的房子。

“拆迁队长”镇关西的故事

虽然规定地很好，但实际上强拆的现象还是长期存在的，虽然强拆是官府极力打击的，但是由于涉及利益巨大，强拆一直都以一种半民间的形式存在，当然背后少不了那些权贵的影子。

比如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新水浒传》中，将闻名遐迩的“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进行改编，被镇关西欺压的金翠莲一家变成了钉子户，“开发商兼拆迁队队长”的镇关西要买她家祖屋，当然给的价格相当低，金翠莲当然不愿意，结果金翠莲还被镇关西霸占了去，被逼签了卖身契。金翠莲与其老父沦落酒楼唱曲赚钱赎卖身契。

酒楼里，鲁达和史文龙在喝酒，突然看见金翠莲啼哭，询问缘由。鲁达表示要替金翠莲伸冤，于是找到小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则表示无能为力，因为镇关西盖商品房背后是有势力的，动不得。商品房中很多官员都有股份，小种经略相公也有股份，伸冤不成，才有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一曲。

虽然是改编于原著，但是这种情形在古代社会中并不少见，阎王虽然吓人，但是对百姓的危害远远不及小鬼的难缠。虽是良法，但是有时落实不到百姓心里，与一纸空文无异。

顺治皇帝安置拆迁的良策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也不乏慎重处理拆迁问题、顾及拆迁户的利益的。

清顺治帝时，北京曾有一次牵涉城内几乎所有汉族官员和民众的大搬迁。这次大搬迁处理得较为稳妥。当时顺治帝为避免清朝建立之初满汉两族矛盾纷争，决定推行满汉划城而居——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举措。

顺治五年（1648）八月十九日，皇帝下令：“……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充投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等，尽徙南城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盖，或质卖取价，各从其便。朕重念迁移累民，着户工二部详查房屋间数，每间给银四两。此银不可发与该管官员人等给散，令各亲自赴户部衙门，当堂领取，务使迁徙之人得蒙实惠。”

规定除编入八旗的汉人外，所有汉族官员及商民，一律迁移南城。原来居住的房屋，或者拆去重盖，或者将它卖掉。户部、工部查实房屋间数，每间给予四两银子的补偿。此银需由各拆迁户亲自到户部衙门领取，不得让有关官员发放，以防止这些官员克扣、吞没拆迁补偿银两。

而且顺治几次强调关于对拆迁户的补偿事宜，一定要先给银子，什么时候搬迁，悉听其便，只要在半年以内迁走就行。似没有催逼之意，较为尊重拆迁户。

就这样，一次本来极易引发风潮的拆迁，因为顺治帝妥善处理了拆迁补偿，得以较为顺利地完成。

社会舆论的强大力量

在像拆迁这样公权与私权的对抗中，百姓的私权显得羸弱，这时社会舆论就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公元1449年，明英宗御驾亲征，抵抗瓦刺的侵略，于土木堡大败被俘，瓦刺军随之挟持英宗进犯北京。负责京城防务的官员想把九门外的民居房屋全部拆毁，以利防御。但是，没有获得补偿的百姓，都不愿意搬走。眼看军情紧急，官府派出大量兵卒，准备强拆百姓的房子。

眼看辛辛苦苦建成的房子将被拆毁，拆迁户们都团结了起来，以实际行动抵制强拆，他们背着行李铺盖，从九门涌入北京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请愿人群。这支请愿队伍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很大的舆论支持。

接到隶属兵部的兵马司奏报，朝廷内部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坚持强拆，另一派则认为此时正是局势危急、民心浮动的时候，如果再违背民意搞强拆工程，很容易影响稳定。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暂停强拆的观点最后占据了上风，强拆计划随之被废止。

强拆的历史迷思

拆迁者与被拆迁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必然的利益纠纷。如何解决这种纠纷，或者说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古往今来都是一件头疼事。在这个时候，强势的一方如果知道退让、知道体恤弱者的艰难，能够对弱势一方的损失给予合理补偿，事情处理得好，皆大欢喜。

可是强势的一方一味地恃强凌弱，一旦处理不好，一座被强拆的房子，就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火药桶。对拆迁，怎能不慎之又慎？也许对于权贵来说，拆迁处理的过程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可是对比百姓来说，却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孰轻孰重，值得每个时代的执政者好好地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