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子都悔青了!做梦都没想到会杀孩子(图)


提起杀人的事,我就还像在做梦一样,没有醒来。(网络图片)

许振思,小学教师,男,55岁(1986年采访)。

提起杀人的事,我就还像在做梦一样,没有醒来。

我是1950年3月参加工作的,一直在当小学老师。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1959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回家。其实我在教育战线工作,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做事特别认真,做人特别小心,真的是一点毛病也找不出。可是还是被开除了。回家以后,我任何地方没有去过,一直老老实实地参加农业生产。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只想尽自己的能力把屋里生活搞得稍微像样一点,把几个乃崽抚养成人,再苦再累再不公平的事,我只要一想到这个家,就心平气和了。

我妻子蒋兰桂,温柔贤惠,跟着我吃苦受罪,总没有怨言;我的五个孩子,四男一女,最大的14岁,最小的两岁,一个个长得聪明伶俐,逗人喜爱。别人都说我们是地主分子破窑出好货。其实我们根本不是地主分子,只是出身地主家庭,也不是什么破窑,而是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我是做梦都没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

1967年刮杀人风时,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我一个人逃脱了性命。记得1967年8月26日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吃过午饭不久,我上午割禾有些累了,在屋里睡午觉,休息一会,因为邻大队有杀人的消息已经传来,心里总像有事一样,不安。虽然自认为表现得还可以,但是出身地主家庭,又是被清洗回来的,这本身就是大罪过;由于读过几句书,头脑复杂一些,晓得杀起来会不分青红皂白,就特别多留了一个心眼。这时候突然听得一阵子打点的钟声,当当当当响个不停。打一下,我心里就颤一下。这钟声响得不是时候!

我赶快爬起来,向外一看,油榨房那边许多民兵背着鸟铳、梭标、马刀赶过来了。早两天,我们出身不好的人家已经布置了专人看守,负责看守我的是一个名叫黄大贵的贫农,也许是我命不该死,这时黄大贵闹肚子疼回了家,我这里没人看守。我看到风声不对,觉得还是要跑。我赶紧将一双草鞋放到床边,把蚊帐放下来,做出一个我还在睡午觉的假象,只穿一条短裤,抓起一条汗帕,一顶斗笠,跟妻子打了个招呼,就要上路。

我妻子对我说:“只要救出你自己来,别的事你不要管了。”她又吩咐大儿子家文送我:“快给你老子拿几个粑粑,拿条裤子。这一去,还晓不得能不能再见面。”

我也哽咽地对她说:“你们自己保重吧!我死在哪里,你也不要管了。”我妻子说:“快走,快走,再不走就走不脱了。”

我大儿子家文背着背篓追着我,从后门溜出去,上了村子后面的丰村大岭。家文跟着我一直跑到山上,我怕他跟着我危险,就对他说:“孩子,你回去吧,好生带好弟弟妹妹。”

我太蠢了,太蠢了!我只想到会杀大人,没想到会杀孩子,我只想到我危险,没想到他们更危险!更没想到会一家一家斩尽杀绝!我后悔呀!肠子都悔青!这些年来我一想到这个事就要哭!要是家文跟着我,兴许还能留条命,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本来他也跑脱了呀,都怪我!都怪我啊……(说到这里,许振思嚎啕大哭起来,那种嘶哑的捶胸顿足的哭声,叫我们心惊胆颤。可是,我们除了陪着他默默落泪外,一句话都不敢说。说什么呢?他不愿意回忆的往事是我们勾起他去回忆,他不愿意说的话是我们挑起他去说。道县杀人的事,不仅当局者有人希望遗忘,很多被害者遗属也希望遗忘,不遗忘,他们活不下去!许久,许振思才哽哽咽咽地平静下来,但那个胸膛深处喘出来的粗气,怎么听,怎么叫人心碎。)

我接过家文递过来的粑粑,这是七月半过鬼节打的粑粑,沿着一条上山的小路跑进山里。家文下了山,回到家就被捉了去。后来我听说,到我家里来抓人时,我12岁的儿子家武,躲进猪庐里,身上用稻草盖了,可是因为害怕,吓得浑身发抖,被发现了,抓了去。我妻子蒋兰桂和5个崽女被李耀得等几名凶手用绳子捆起,牵到村子后面的烂泥塘,那里有一口探井坑,有四、五丈深,口子两米见方,是当年探矿队下来探矿,留下的废井槽,一梭标一个戳了下去。我们大队那一次一共丢了16个人下井。他们把人推进去后,又把稻草点燃,丢下去烧,里面的人还没有死,烧得一片惨叫。听说,我有个儿子当时没被烧死,几天后,还有人听到他在探井坑里哭……

我在岭上遇到了我们大队一个右派份子许振中(略)。

……我在岭上与振中哥被冲散后,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一刻不停,走了整整一天一晚,到了江华县小圩金田村我妹妹家。当时他们那里还没有听到杀人的风声。我妹妹问我做什么来了,我不敢说实话,讲路过来看看。因为我妹夫家出身也不见得好,我害怕连累他们,有话不敢说,有泪不敢流。一看他屋里的情况,我晓得久住不得。住了一晚,第二天问了一下消息,就告辞了。我妹妹追出来,见我神色不对,就追问我:“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忍不住,哭着对她说:“你不晓得,我们那里杀人了,出身不好的人家都要杀。你嫂子和几个侄儿现在生死不知,我自己也不知死在哪一天。今天我是特意来见个面,以后恐怕就见不到了。”

我妹妹一听,哭了起来。我说:“你不要哭,自己还要多保重。我在这里对你们有妨碍,走得越快越好。”她不当家,身上没有钱,叫我等她一下,又转身回家从妹夫手里拿了一块二毛钱给我,哭哭啼啼送了我好远。

离开妹妹家以后,去哪里呢?我左思右想,无路可走。因为从1959年开除回来以后,好多年没有出过远门,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晓不得。思来想去,只有回道县,因为那时候我晓不得这口风到底是从哪里刮来的,晓是晓得从上面来的,不然的话他们也不敢随便杀人。要是敢的话,我们不早就杀掉了,还能留到今天?但是有一点我心里清楚,执行政策,下面总是比上面左一点,搞得恶一点。不如干脆到县里,找公安局投案自首,当时我估计我这个样子最多就是劳动改造,还不致于杀头,硬是要杀头,也就死在那里算了。

主意一打定,我就沿着务江水库一直往回走。沿途岗哨很多,见了行人都要盘查,没有路条就抓起来。我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岗哨虽然严密,但大多都设在主要的路口、渡口上,荒山野岭上很少有岗哨,我就翻山越岭,专走小路,见人就躲,见岗哨就弯路,一路上是说不完的惊险……但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躲在农村里肯定只有死路一条,要想活命,只有到县里公安局去投案自首。

走了好几天,走到离县城只有几里路的地方。岗哨更密了,查问得也更紧了。到处抓人。对空着两手的人特别注意。我一看,这一关不好过,心里直发怵。可是退还回去也不得了,危险性也大得很,简直就是死路一条。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位老人家挑起一担红辣椒到县城去卖,我急中生智,连忙跑过去,说:“伯伯,这么大一担辣椒,上城里去卖呀?我来帮你挑一截。”老人说:“那怎么要得呢。”我说:“那有什么要不得呢,学习雷锋嘛。”

不等他答应,就把担子接了过去,把称杆让老人拿着,装作一起进城卖菜的,因为老人就是当地人,站岗的民兵认得,终于闯过了最后一关,进了道江镇。

进了道江镇以后,我跑到县公安局去投案,人家不收。我又没有钱住旅社,只好在城里乱转。当时,道江镇的气氛也很紧张,但是不杀人。有个“革联”总部设在二中,二中的大门闭得紧紧的,不准人进去。二中对面的空坪,就是现在的汽车站那里,搭了一个厂棚,铺了一些稻草,里面住满了逃出来的地富子弟,有二十几个人。我也在里面住下来。二中里面的“革联”害怕我们影响他们,也不理我们。这时候,47军6950部队已经进驻了道县。我们每天到武装部排队领两餐饭吃,后来,人员越来越多,部队负担不起,就动员我们回去,说已经下了通知,不准杀人了。可是我们都吓破了胆子,谁都不敢回去。每天都守在武装部门口等饭吃。

住了五天,等到第六天,去零陵的车路通了。道县集中了19部汽车,运送因公路阻断而滞留在县城的旅客去零陵。为了保护旅客的安全,每部车上派了两名解放军护送。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人也跟着混上了车。其实,当时我们那个样子,浑身脏兮兮、臭哄哄的,别人一看就晓得是什么人,那个时候对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社会是非常歧视的,那些旅客有些是本地人,有些虽然不是本地人,但在道县滞留了这么多天,对农村杀人的事还是有所耳闻目睹,对我们非常可怜,都不赶我们下车。

车子从道江镇出发,经过十里桥时,被“红联”武装民兵拦住了。命令我们全体下车,要逐个检查。我一听,差点吓晕过去,心想,完了,九死一生逃出来,这一下又自投罗网了,再一看其他几个人,一个个吓得面无地色。幸亏护车的解放军坚持不答应,他们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堵住车门,说:“凡是车上的人,我们在道县已经检查过了,一切问题由我们负责,请你们放行。”民兵们见解放军同志态度坚决,交涉了一阵子,最后开了卡子放行。等车开出十里桥,我一颗悬在半空的心才落回到肚子里。

我跟着车子到了零陵。零陵的气氛虽然也很紧张,但比起道县好到天上去了。在零陵我们又找到地区公安局去投案自首,人家不肯收容我们,把我们赶了出去。我看到在这里没有人肯收容我们,只好自己找活路,说句丢人的话,读过几句书的人,讨饭张不开口,找事做连门都进不去,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碰到一些做手艺的人,看到我这个样子,就收留了我。

我就跟他们走了湖北,在那里学砌匠,烧砖瓦,打零工,什么能餬口就干什么……反正我要求不高,只要给口饭吃就行,加上做事不偷懒,总算还能活下去。

一直到69年,听得道县恢复了平静,才回了老家。这时候,我才晓得一家人早杀光了,房子也被人占了,东西也分光了……可是那个时候,怕得要死,只能打脱牙齿往肚子里吞。

本文留言

作者谭合成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