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警世箴言
内容：一
几年前在大陆刊物《文史博览》上，有作者撰文，谈起民国年间誉满文坛的诗人徐志摩，与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陈毅，在1926年的一段笔墨交锋的往事。起因原是陈毅撰文“纪念列宁”，文章表示对列宁的仰慕与赞颂，时值列宁寿终两年整。陈毅将文稿寄《晨报.副刊》，而《晨报.副刊》的编辑正是徐志摩。徐志摩是崇尚自由的诗人，对于列宁这样的“革命导师”，谈不上敬意与崇拜，但还是将文章刊发出来。同时在一篇题为“谈革命”的回应文章中，徐志摩直言指陈列宁“是一个造警句编口号的圣手”，并称作者陈毅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一个革命的背景”。
此事发生在1926年，不会引起轩然大波。假如发生在30年后的1956年，结果就大不同了。倘使徐志摩活着，并出现诋毁列宁与苏共的言论，后果必定在劫难逃。其实志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对政治完全谈不上兴趣，何以对列宁乃至对苏俄的社会主义，竟能有如此敏锐的观察？要知道彼时正值“十月暴行”的第9年，列宁构筑的极权主义政权，被苏共在中国的代理人描绘成如同“旭日东升”，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与希望”。上世记20年代至40年代末的中国，有多少学有专长的知识精英，对苏俄共产主义缺乏清醒的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一“乌托邦试验”所蒙骗。
二
徐志摩的眼光，与英国哲人罗素的启迪分不开。罗素曾随英国工党专程赴“十月政变”后的苏俄考察，对苏共极权主义的真相有着清醒的认识，回国后写成“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一文。正在英国的志摩仔细研读了罗素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徐志摩从1925年3月起游历欧洲，第一站就是苏俄，由此而获取对苏俄直接的感受。志摩在苏俄深度结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回国后将自己的观感写成《欧游漫录》一书。网际网络有关志摩游历苏俄的文字极有限，唯曲阜师大教授李新宇，对志摩的《欧游漫录》作过解绍。志摩在《欧游漫录》中有一段文字：
我在京的时候，记得有一天为《东方杂志》上一条新闻，和朋友们起劲的谈了半天。那新闻是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洼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宁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要取缔他（托翁）。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
志摩到莫斯科后拜访了托翁的女儿，托尔斯泰女士没正面回答志摩的疑问，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屠格涅夫的书、妥斯陀耶夫斯基的书也快灭绝了。
当然，这仅仅是苏俄社会真实之一隅。志摩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看到的远不止是悠久的文化传统被摧毁。志摩看到的还有，莫斯科的大学教授们像狗一样地生存，俄国人的贵族风貌早已荡然无存。还有满目的萧条与贫困，街道两旁大批店铺的倒闭，“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向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的讨法，……无数成年的男女，……斜着注视弥漫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志摩到莫斯科那天是星期六，数日前适逢一位苏共大人物死亡。“因为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有了。”丧事结束后，志摩以为可看戏了，不料当晚戏票被苏共的某俱乐部全包了，普通人不得进入。这让志摩领教到苏共的威权。原本远离政治的志摩，在书稿中禁不住表达了对苏共与极权主义的忿懑：
什么习惯都得打破，什么标准都可以翻身，什么思想都可以颠倒，什么束缚都可以摆脱，什么衣服都可以反穿……。将来我们这两脚行动厌倦了时，不妨翻新样叫两只手帮着走来，谁要站起来就是笑话……。
志摩是凭着对苏俄的直接观察与切身体验，才对苏共及其极权主义形成如此客观、深刻的认知。《欧游漫录》中还有一段文字，令我们在近一个世记后的今天，依然对志摩入木三分的剖析震惊不已：
……事情终究好办，话不圆也得说它圆的来，方的就把四个角剪了去就圆了，回头你自己也忘了角就是你剪的，只以为原来就圆的，那我懂得。比如说到了有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交在你手里，叫你到你自己村庄你的家族里去，见房子放火，见人动刀，你干不干？……莫斯科似乎做定了命运的代理人了，只要世界上不论哪一处，多翻一阵血浪，他们便以为离他们的理想进一步，你站在他们的地位看，这并不背谬，十分的合理。
志摩所言“话不圆也得说它圆的来，方的就把四个角剪了去就圆了”，正是极权主义宣传机构的拿手好戏。所谓“十月革命”，则是列宁所策划“见房子放火，见人动刀”的暴行。苏共对沙皇全家的血腥屠杀、一手制造震惊世界的卡廷惨案……直至苏俄大批知识精英惨遭疯狂迫害，“血浪”果真是一阵接着一阵。由此志摩概括出，列宁“不承认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可惜在上世记20年代，志摩发出的竟是一种孤独、微弱的声音，知识界对志摩在《晨报.副刊》上的文章竟未出现应有的反应，志摩的《欧游漫录》未能产生警世的影响。相反，李大钊不顾苏俄企图颠覆中华民国的阴谋，竭力宣扬列宁的暴力斗争与暴政统治，把列宁发动的暴力政变吹捧为“庶民的胜利”，并从苏共那里接过“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强加给中国人民。由此，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形成的“向西方学习”的共识，在苏共的渗透与控制下，渐渐衍变成中共“学习苏联，仇视美英”的路径，至今不知悔改。
三
志摩与陈毅在《文史博览》上的“笔墨交锋”，正是民国时期崇尚自由的知识精英，对抗苏共极权与乌托邦主义的集中表现。因为发生在1926年，从苏联引进的极权主义在中国尚未形成气候，陈毅也无法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强加给徐志摩，至多也就是再度撰文“答徐志摩先生”，发表在《京报.副刊》上。陈毅的文章批评徐志摩“睁眼不顾事实”，“否认由经验而得来的革命教训”云云，文章说：
翻开一部人类的历史，所有的革命运动，谁不是仗着贫苦的工农为主力军？列宁知道这个，运用他独特的天才，根据马克思主义，创为工人与农人联合的革命，以决然断然的态度去求实现——果然奴隶们翻了身。
数年后的1931年，诗人不幸因飞机失事而罹难，享年仅31岁，后人记住的是《再别康桥》等脍炙人口的诗篇。至于徐、陈之间的“笔墨交锋”，究竟孰是孰非？在苏俄奴隶们究竟怎样翻身？苏共究竟如何“创为工人与农人联合”？这一切真实的信息全已被蔽屏。18年后中共政权建立，作为列宁信徒的陈毅，也经由暴力斗争的成功，获得丰厚的回报。当年“笔墨交锋”的往事，即便被人提起，真理也毫无悬念地在陈毅这一边。然而，历史不可能永远被掩盖！历史的真相也不可能永久成为“成王败寇”的最终注脚。
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才彻底证实了列宁与苏共，恰恰是借助一种“完全靠不住的学理”，加上一个乌托邦主义的“幻想”，欺骗、奴役俄罗斯民众近70年之久。而今，全世界早已看得清清楚楚，苏俄的奴隶们从未获得解放或翻身。“革命导师”列宁靠暴力推行的乌托邦政权——苏联，在世界上存活了70年不到，便轰然倒塌。就在这70年不到的时间内，列宁、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成为20世记极权主义的典范。诚如俄共负责人久加诺夫所言，这个政党依仗全面的意识形态垄断、权力垄断和利益垄断，实行残酷的暴力统治。“十月暴行”后不久，列宁就借助武装力量强行向农民征粮，并用窒息性毒气屠杀大批反对强迫征粮的农民。从列宁执政起直至斯大林死亡，奉行野蛮残酷的大清洗，疯狂迫害党内外正直的人们，其中死于各地古拉格集中营的人数就达2749163人。1932年苏共一手制造的大饥荒，饿死人口为2800万人。俄罗斯民族经受了怎样的黑暗与苦难，只要翻开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著《古拉格群岛》，就可明白这一切。
与此同时，整个苏俄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苏共高级官员手中，既得利益阶层享尽各种特权与特供。他们拥有设施豪华的私人宫殿和“狩猎小屋”，配有室内游泳池的私家花园。他们享有私人会所与放荡的夜生活，奢侈品囤积居奇、挥霍成风。他们卖官鬻爵、全面腐败堕落，而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却长期处于供给短缺的境遇。这就是陈毅在文章中指陈的“工人与农人联合的革命”，以及“果然奴隶们翻了身”？苏共灭亡的半年前，鲍里斯∙叶利钦在民主俄罗斯集会上的演讲中指出：
我们的国家很不幸。有人决定要在我们身上进行这种马克思主义试验——命运恰好把我们逼入了这一方向。……最终，我们证明这一观念并无生存的希望。它只是把我们推离世界文明国家已经走上的道路。今天，40%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屈辱，它无时不在地提醒我们：在这个国家你就是一个奴隶。
四
是的！列宁从未领导奴隶们翻身，只不过培养了一批新的奴隶主，依仗手中权力加倍疯狂地对奴隶们实施巧取豪夺、肆意践踏而已。1991年后，在俄罗斯与东欧各国，曾经大量修建的列宁雕像，先后被愤怒的人们推倒。当年志摩与陈毅之间的“笔墨交锋”，究竟孰是孰非？也早已毫无悬念。显然，“睁眼不顾事实”的人，恰恰不是诗人徐志摩，而是作为列宁的信徒——陈毅。不过那些至今还盲从“完全靠不住的学理”、还迷信那种乌托邦幻觉的人，已经微乎其微了。在大陆中国，口头上还高谈乌托邦主义的既得利益者群体，作为国家级、部级、厅级高官，早已捞足财富并转移海外。真正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近一个世记前，志摩的《欧游漫录》，志摩的警世箴言，为什么竟未能唤醒一个民族的觉悟？为什么人们对志摩的兴趣，仅限于他的《再别康桥》，以及有关他的风流传闻？让我借用网际网络上李新宇教授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几代人的苦难过去之后，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们没有听从徐志摩的劝告。但是，历史不应忘记，在一个路口上，有人这样提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