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中的学府暴政：中小学生打成右派(图)
中共发动“反右运动”。（网络图片）
六十年前的反右运动，共产党以学校党组织的名义将数万名20岁左右的大学生，16、17岁的中学生，甚至12岁的小学生打成右派份子。这本来就是栽赃陷害。那时的学校，就是不折不扣的审判庭和大监狱。
校园审判庭
反右时学校就是法院。每个系科、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是审判庭，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审讯、逼供、量刑、定罪。而这样的审判，不需公安机关的侦察取证，不需检察院提起公诉，不需要律师辩护，更不准个人申辩，也没的正式的判决书；一句话，不需要任何司法程序，只需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甚至党员个人认定某学生是右派份子，就可以对他实施一系列的非法审判：
1、大字报围攻
在党的授意下，班委会、团支部组织大字报专栏，发动群众写大字报到处张贴：从寝室到教室，从食堂到办公楼，揭发你的“右派罪行”，把你置于四面楚歌八方围困之中，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觉得有无数仇恨的眼睛盯着你。那种感觉，就像把你剥得一丝不挂，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你的全部隐私让人恶意窥视，使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置你于惊慌、无助、恐怖之中。
2、批判斗争
党事先定好你的“罪行”，交给群众批判、斗争。这当中，就塞进大量党的私贺，如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夸大事实，似是而非，恶意篡改，移花接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等等。把你揪出来站在台子上，大轰大嗡，呼口号，挥拳头，用最冷酷、最恶毒、最无耻的语言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全身是屎一无是处，打掉你的“嚣张气焰”，再审讯逼供，按党的要求承认“罪行”。如果你不承认，稍作辩解，就是态度顽固对抗运动；于是群情激愤，遭来更大规模地、连续不断地、加班加点无休无止的斗争，直到把你批倒批臭，使你面子丧尽，人格丧尽，尊严丧尽，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无力对抗不得不承认“滔天罪行”。
例如笔者因写信检举家乡一生产队长奸污霸占女地主而“堕落”成右派，但斗争会上竟然莫名其妙地被逼迫承认四条“罪行”：诬告干部；为地主家庭翻案；诬蔑农业合作化运动；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有的同学忍受不了这种野蛮残暴的非法审讯，以死抗争。例如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60级一个女同学被斗争后愤而投嘉陵江自杀身亡（因封锁消息不知姓名）；生物系60级2班欧维俭，我的同班大姐，不堪忍受屈辱愤而跳楼……
3、非法搜查
除了斗争会审讯逼供之外，还进行非法搜查获取“罪证”。这种搜查不经法律程序，只要党员授意，争当左派的积极份子就一马当先。搜查内容主要是日记、信件、文稿、发言提纲之类。搜查方式是勒令你“自觉自愿”交出来，或者命令你打开抽屉、箱子让积极份子翻箱倒柜；更无耻的是趁你不在之时偷看你的日记、书信；还有明火执仗公然撬锁开箱子形如窃贼的。
1957年8月底，我暑假后从家里回到学校，走进寝室就发现我锁着的抽屉被人撬开了，书信被人拿走，书籍、衣物、床铺被翻得一片狼藉。我就这样被非法搜查了。
4、监视、隔离
只要把你定成右派，党团组织就会对你进行监视，限制你的自由：只能在允许范围内活动，不准上街，不准到公共场所：不准和其他人接触，右派份子之间更不准私下交谈；来信必须交组织审查，有人来访必须批准……把你弄成瘟疫病人一样，人人躲着你，不敢招呼人，更无人招呼你，使你处在孤独、冷漠、歧视、仇恨之中。同年级的刘和璧，受不了这种孤立，偷跑到北温泉公园找个地方冷静一下，结果全班出动抓“逃犯”，逮回来斗争升级处分加重。笔者同班右派李登域忍受不了被监视孤立的环境，竟然大白天到卫生科偷葡萄糖，宁愿加重处分被开除离校……
5、栽赃陷害
先以言者无罪诱骗，后以言定罪把你打成右派，这本来就是栽赃陷害。把说“俄语用处不大应该学英语”之类的正常谈话，无限上纲成反苏反共反人民，也是一种栽赃陷害。还有更赤裸裸的，略举两例：（1）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58级学生曾清经与某党员吵架，曾说我恨不得杀了你。对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敢杀共产党？曾清经说，老子就是要杀你这种共产党！于是《曾经清要杀共产党》的大字报贴满校园。他差点成右派现行反革命而逮捕判刑；（2）数学系57级乙班，大家都在黑板上练习板书，随心所欲地写画，未擦黑板就走了。有人趁大家走后，悄悄把所有板书擦去，只留下“毛主席”和“阿Q”两个词语。本来这两个词语各在黑板的一端毫无联系，但班上反右小组定为反革命事件进行追查，结果把写字的张克继、胡国良两位同学打成右派份子。
6、道德审判
右派份子不单政治思想坏，道德品质、生活作风也都无不“资产阶级”。于是道德审判接踵而至。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思想腐朽、道德败坏……等等。
翻开《西南师范学院资产阶级右派份子言论集》（第一集），可以见到许多道德审判的记载。如某右派“解放前，抽烟赌博，无所不来”；某右派“与堂嫂通奸”；某右派“生活作风恶劣，追求名誉、地位、金钱和女人”；某右派“道德败坏、奸狡巨猾、阴险毒辣”；某右派“经常与某某混在一起，称兄道弟，畅谈女人和下流之事，有着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恋爱观”；某右派“为了追求名誉、地位和金钱，不惜用许多时间来写稿和翻译外文”……通过这样的人身攻击肆意羞辱，把一切人性之恶强加于右派份子头上，使其污名化、低贱化。
7、党的判决书
经过一系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等来一纸写着右派“罪行”和处分等级的判决书。这判决书不是出自法院，也没有正式法律文本和公章大印，竟然出自班上的反右小组。而反右小组是由党员操纵的。也就是说共产党超越了法律，代替了法院，以党的名义对学生进行司法裁定，开创了群团组织非法审判群众的先例。
8、对未成年人的审判
继大学校园反右之后，中共的魔爪伸向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十二三岁的小学生。
据《五八劫》载：1958年寒假，酷吏李井泉，将四川省高中应届毕业生集中起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用启发诱骗、引蛇出洞、群众运动、互相告密、分化瓦解、检举揭发、批斗示众、整人发配、劳改入监等对敌斗争办法对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进行残酷迫害。当时全川高中毕业生不到万人，被划为三四类的学生高达3200人！这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回农村监督劳动的学生。由于不少地市县把运动范围扩大到初中学生，被划为三四类的中学生竟达万人之多。而最小的“右童份子”，达县城关小学学生张克锦，年仅12岁。面对这样幼稚的少年儿童，共产党竟如此手毒心狠！在整人记录上创造了人类之最。
校园监狱
反右斗争把学校办成了法院，接着又把学校办成监狱。
1、校园劳改队
反右运动在高等学校清理出来的数万名右派学生，除一部分被逮捕法办送去劳改之外，剩下的按当时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签署的文件，分别受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留校察看继续学习；免于处分戴上右派帽子等四类处分。接着又把一类右派学生押送劳教场改造，再把二类右派学生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改造。所以反右过后的任何一所高等院校都设立了劳改队。例如笔者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就有一个120多个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劳动（劳改）队，从事种地、运输、基建、掬粪等苦力劳动。与西师毗邻的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学生则在校办农场、饲养场劳动改造；重庆大学的右派学生则押送工厂、农村劳改；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所有大学也都有数量不同规模不等的右派学生劳改队伍。
受三四类处分的右派学生虽然名义上可以继续学习，但实际上他们也是班级监管的劳改对象，那个时候学习并不重要，政治运动多。政治活动是不准右派学生参加的，这个时候右派学生就是劳改苦役犯。
除此之外，在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校，也都有右派教师劳改队，许多教师被无端剥夺教书育人的权利，被强迫进行劳动改造。所以那时的学校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这又“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2、权利剥夺
剥夺公民的公民权必须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只有法院等司法机关才有这种权力。但是反右后的学校，党组织可以任意剥夺。例如剥夺右派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将他们驱逐出课堂强迫劳动改造；剥夺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凡节日庆典、游行、演出活动，右派学生都无权参加；外宾接见、学术交流、演讲会、外出参观、甚至文艺演出等活动右派学生也无权参加；师范学生的试教、参观实习的权利也被剥夺，代之以劳动改造；五一、国庆、元旦等节假公休日，则是右派学生的受难日，被严加看管或者监督劳动；以工种定量的粮食政策也被剥夺，右派学生干着劳改犯人的重体力劳动，却没有相应的粮食供应；申请助学金、困难补助金就更无权利……总之，右派学生就是监外执行的犯人，只要“党”说不准，一切都成泡影。
3、经济剥削
右派学生的劳动全部是无偿的，劳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全部被共产党拿走。以笔者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改队为例，该劳动队自1958年9月成立至1961年8月解散，120多名右派学生整整劳动三年，创造了巨大财富，但是我们的所得仅仅是每人每个月一元钱的“救济费”，偶尔有毛巾之类的奖品外，分文未得。衣服破了自己补，鞋子烂了自己买，生活零花自掏腰包。家庭贫困的学生，在重庆夏天40度的高温烈日下劳动，竟没有钱买一顶草帽，光着头当“抗日英雄”；在寒冬下雪打霜的日子里劳动，穿破衣打赤足是常事；再加上毛泽东的大跃进破产，大饥荒到来，他们因极度饥饿而浮肿、干瘦，卧病不起，有的竟成饿殍。这群在政治迫害与生活煎熬中的学生，经历三年劳改，被折磨被压榨被剥削得一无所有。他们衣衫褴褛，神情沮丧，形体枯槁、面色憔悴，无论走那里，一眼就认出他是与众不同的右派份子。他们是命运最悲惨、最可怜、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共产党对这群莘莘学子的非法迫害令人发指。
4、无端的怀疑与搜查
一旦学校发生了盗窃、反标之类的刑事案件，首先被怀疑的，就是这群无辜的右派学生。这时，他们的寝室会被悄悄地搜查，锁着的箱子会被有特殊技能的保卫人员打开，通信、日记、书籍被偷看。一旦成为怀疑对象，就遭审讯、诱供、逼供。安全感时时遭受威胁，人格尊严受到极大伤害。
5、随意加重处分
在劳改过程之中，如果管教人员认为你态度不好，违纪，随时都有加重处分的危险。在西南师范学院120多名右派学生劳改队员当中，就有十多名被加重处分开除劳教：还有一些人被遣回原籍监督劳动不准复学。第一个被开除劳教的是历史系59级的曾祥舟，其“罪行”是：私自会见反动文人吴宓：说西师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在伦敦、在巴黎、在加里福利亚。这样一些无足挂齿的小事就遭受灭顶之灾。还有教育系60级的肖坤道，因拣到一块手表未马上交出来，就被定为盗窃罪而被开除劳教，押送劳教场后，劳教场认为他不够劳教“资格”，把他作为“代管犯”，强迫劳改20年。中文系58级的黄鹏先，被学校开除劳教押送看守所关押，看守所认为他“罪行”轻微将其“教育释放”。可见西南师范学院对右派学生的惩处比司法机关还要残忍。
学校本来是文明场所，而非暴力机关；是教化养育之地，而非认罪悔过的地方；是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地方，而不是强迫劳役的惩罚机构：学校是教育机关，而不是专政机器。但是，共产党的学校，却是打击迫害学生的暴力机关。
在共产党统制的中国，不知有多少优秀学子被学校定为囚徒而葬送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