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惨剧,活下来的人难以忘怀的记忆。(网络图片)
父母这次来上海,是我自15岁离开故乡,与他们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
父母亲告诉我,农村也实行了合作医疗,但是,上面的好政策到下面变了味:花钱加入合作医疗后,药价暴涨,即使按照规定比例报销后,药价也远远高于过去,也远远高于一般诊所的药价。而诊所看到医院涨价后,也跟着提价……这样,原本惠民的政策,就变成了伤民。
大蒜今年涨价了,但农民并没有赚到多少钱。一个是去年大蒜赔钱,很多人今年不种了。今年种的品种又卖不上价。二是商贩收购的时候压低价格,农民得到大蒜涨价的信息晚,等知道涨价的时候,手里的大蒜已经被贩子收购走了……
种地仍然是靠天吃饭。几十年前修的水利设施早已废弃,遇到干旱或者水灾,收成就会大幅减产。去年干旱时,几乎没有农民浇地:水井很少,即使有水井也没有电,即使两者都有,浇地的成本算上后,种粮就会赔钱,所以,干旱时没有人浇地……
这是父母告诉我的老家的真实情况。
我早就劝父母亲不要那一点地了,但他们其他都听我的,唯独这一点,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同意。问他们原因的时候,母亲讲起了1959年。
母亲说:“你只知道你的太奶(父亲的奶奶)那一年被饿死了,但你不知道,咱家里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我惊讶地看着母亲。
随后,我知道:母亲的妹妹,被饿死;父亲的妹妹,被饿死;我的太爷(父亲的爷爷)被饿死……这些,过去他们都没有告诉过我,我太奶的死,也是小时候我听村里人说的。
这是一次让我心如刀割的谈话。
母亲很平静地给我讲述往事:1959年,所有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于干部虚夸,虚报粮食产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家里都没有粮食吃了。大食堂只能喝稀汤。人们饥饿难忍。舅舅饿得端着碗不松手。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叶在铁掀上面煮,驻队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这样,母亲才两岁的妹妹在哭声弱下来的时候,饿死了……
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XXX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想到小时候见到的那位和善的老人,我突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母亲说:“才两岁的妹妹死了,家里的人也都饿得不行了……一个亲戚来家,就劝把妹妹吃掉,皮包骨头,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是把肝什么的掏出来吃掉……我怎么能吃我的妹妹!我娘也不同意,哭着说,我怎么能吃自己的闺女!宁饿死也不……”
我看到母亲的眼睛。她拚命地抑制自己的泪水。
我背过脸去。母亲的泪滴在我的心上。
母亲说:“晚上就偷偷把妹妹埋了,多了一碗稀汤……我家族饿死6个,全村饿死100多人。”
后来,家里要把二舅送人,让他活下去。母亲不同意,母亲说:“要死一起死,如果把二弟送走,万一他有什么不幸,而我们活下来了,将来怎么能心安!”
那一年,母亲11岁(母亲与父亲同年同月,生日仅差三天)。
在母亲的坚持下,二舅没有送人。母亲去讨饭,走很远的路,到另外一个地区(我们家处在周口与驻马店两个地区的交界地带)。一位老奶奶见母亲,非常怜爱母亲,说:“闺女,我们家没有小孩,你就留在我们家吧,回家说不定饿死了……”母亲很坚定地摇摇头。老奶奶给了母亲一点剥掉的红薯皮,母亲带回家里……
唯一帮过我姥姥家的,是一位远亲,在姥姥家最困难的时候,他用报纸包了一点面给姥姥。这包面至关重要……
这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每年过年母亲总是带我们去看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母亲身披重孝,跪地痛哭……这是一种深切的感恩。这也是母亲从小教育我们兄妹三个的最重要的做人道理。
看母亲很伤心,父亲没有多说,只是简单地说:“我妹妹饿死的时候才四岁……爷爷又累又饿,干活的时候倒地死了……”
然后,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因刮榆树皮遭到毒打,打他的那个人现在还活着,身体很不好。父亲说话的时候,很平静,没有半点仇恨。
父亲说:“我不怪他。”
母亲说:后来有人冒着生命危险,给毛写信,这件事情上面知道了,才派人调查。
……
父母亲谈论的,就是后来举世震惊的著名的“信阳事件”(我们家过去属于信阳地区)。
故乡的土地,那片生育我、养育我的土地,承载着那么多的苦难与不幸!除了为民生呼吁,我没有任何选择,为了我的父亲母亲,也为了饱经苦难的乡亲。我把贵州助学和未来的计划告诉父母亲,他们欣慰地点头……
基层百姓之苦,很多干部是体验不到的。干部权力的来源决定着他们忠诚的对象:源于选举则忠诚于选民,源于任命则忠诚于上级。民生之苦,皆与此有关。1959年惨绝人寰的悲剧,就是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讨好上级的结果,如果他非讨好选民而不能为官,何至于此……
本来已经睡下,父母亲总是要求按时睡觉。想到白天的谈话,心里难过……悄悄到书房,写下来……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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