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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借防疫侵害人权 港人权监察将向UN反映(图)

2020-04-08 01:43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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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病毒疫情肆虐下,政府以防疫为名推出的监控措施,会否成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工具?(图片来源:庞大卫)
中共病毒疫情肆虐下,政府以防疫为名推出的监控措施,会否成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工具?(图片来源:庞大卫)

【看中国2020年4月8日讯】中共病毒疫情肆虐全球,著名历史学者较早时在《金融时报》撰文,指疫情过后人们将生活在另一世界中:紧急措施成为生活一部份,高科技监控变得常态化。有人权组织担忧有政权利用“防疫”来实行侵害人权的措施,民间社会要提防政府玩弄公众的恐惧,透过立法来加强监管权力;有香港人权团体已向联合国(UN)提交报告,讲述香港在疫情下面对的人权问题。

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下,据估计全球有一半人口处于不同程度的封锁措施当中;不少政府都在利用科技监察和追踪确诊肺炎患者。不过这些防疫应急措施所引起的隐私保护问题,令专家开始担心政府会否利用这些措施,作为他日进一步监控人民的借口。

历史学家:疫后如另一世界 监控或成常态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著有《人类简史》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上月底在《金融时报》发表名为《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的文章,形容各国政府未来几周因应疫情所提出的决策,除了影响医疗系统,还将影响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风暴将过去,人类将继续存在,我们大多数人仍将活着,但将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尤瓦尔‧赫拉利预测,许多短期的紧急措施将成为生活一部分。一些政府为了控制疫情,严密监视人们的智能手机,利用起数以百万计的面部识别摄像头,并迫使人们报告其体温和医疗状况。原本用于对付恐怖份子的监视和追踪技术,被政府以“紧急命令”方式绕过议会实行。一些过去要花数年时间审议的决定,如今几小时内就可通过,犹如加快了历史进程。

在香港,政府数字显示2月初至3月中已有超过5万人接受强制家居检疫,部份人士需要戴监测手环,配合手机应用程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大数据分析等核实其是否遵守隔离令留在家中。在中国大陆,各个省市更动用人脸辨识相机系统、监视器及监控无人机来侦测隔离者的动向。

桑普:监控绝非解药 台湾树立民主防疫模式

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经过今次疫情,中国的监控会进化,变得更精密细致和成熟,更快完成全面监控,情况将更可怕。

桑普指,今次疫情揭示了中国全面监控的模式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模式之间过百年的冲突。一些西方国家或以为中国透过全面监控的方式能有效控疫,但桑普强调中国的确诊数字至今仍受质疑,“我觉得现在很多时是夸张了欧美失衡的情况。无错,他的疫情是相当严峻,但解药绝非全民的监控模式,而真正能解决的方式就是具真确性的资讯流通”,桑普说。

他提到,台湾树立出一种无需强烈监控、而是用全民参与、商议式民主下仍能有效防疫的模式。他认为除了少量左翼国家可能会在疫情后继续使用监控防疫模式,但整体而言不会常态化;言论自由和资讯流通才能更有效防疫并保障人权。“当疫情消退后,全球会再检讨一次,重点并不是要做监控与及民主的问题,因为这并非要讨论的问题。重点在于要否把关键的产业本土化。”

联合国关注防疫措施剥夺人身自由

另一方面,国际亦有声音忧虑这种紧急法下衍生的防疫模式会变成常态。联合国隐私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约瑟夫‧坎纳塔奇(Joseph Cannataci)日前警告,在中共病毒疫情下采取严格监视措施监视公民,可能导致长远的人身自由被剥夺。

香港人权监察发言人叶宽柔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指,出入实名制、利用无人机监察民众、在街上设高科技设施监测体温等措施,如果是为公共健康而推行,都能在很多人权准则下获豁免。但问题是这些措施和所收集到的资料是否只为抗疫,还是会变成长期措施?执行时会否不合比例?

她透露,国际上的人权组织都十分关注这个议题,例如联合国也有忧虑疫情过后,一些国家或会以防疫为由继续行使侵害人权的措施。联合国已开始向多国收集资料,了解当地疫情下的人权状况。“他(报告)亦提出了一些原则或指标,就是这些(监控)措施是否有时限,是否疫情没有需要时,就停止生效,还是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叶宽柔特别提醒民间社会要密切留意政府在制定防疫法例或措施时,不能让政府以“玩弄公众恐惧方式”,提升自己的权力去介入人民自由。

在香港,林郑月娥政府较早时推出“限聚令”、限制餐厅经营等防疫措施,但警方被质疑执法时故意针对抗争者和“黄店”。对此,香港人权监察将会向联合国集会权利自由的有关专员提交报告,指出港府防疫措施有针对持不同政治意见人士的嫌疑,即使在抗疫期间也同样侵害人权。叶宽柔预计联合国将于4月7日后数日内会回复,并就抗疫期间如何遵守人权责任提交建议。

尤瓦尔‧赫拉利在《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一文中表示,中共病毒疫情可能是人类监控史上一个重要分水岭,可以令至今拒绝使用大规模监视工具的国家,出现监控正常化。他认为使用新技术抗疫的同时,不应是建立一个监督制度。这是“极权主义监视与公民赋权之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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