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保华回忆录》随笔(二)(图)


著名时政评论家林保华。(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接续:读《林保华回忆录》随笔(一)

在《林保华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他一生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思想变化过程。读他的回忆录,能帮助我了解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使我增长了不少历史和人文知识。

开卷有益

例如对于印尼这个国家,以前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千岛之国,位置在中国东南部的太平洋中。读林保华的书,才知道印尼是由超过1。3万个岛屿组成的岛国,仅全年有人居住的岛屿就有六、七千个。印尼34个省的总面积相当于中国领土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人口2。5亿。这个地处热带的国家,四季常青、自然资源丰富,农产稻米一年三熟,热带水果四季不断。虽然印尼在历史上,就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华侨移民历史悠久,但是,民族习俗大不相同。当地华人仍旧保持在中国大陆原籍的习俗。而当地原住民,吃饭不用碗碟等餐具,而是就地取材,用芭蕉叶当碟子,做熟的米饭,放在芭蕉叶上,直接用手抓饭吃,“出恭”后不用卫生纸,而是用水、用手洗肛门。当然两只手有分工,右手抓饭,左手洗肛门。印尼曾经是荷兰殖民地,当然欧洲人的影响也存在,也有西餐馆和白人后裔。

又比如我没有去过香港,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到广州出差,仅仅从深圳越过边境,到过中英一条街观光过。今年发生香港“反送中”事件,看林保华的回忆录,也增加了我对香港民情、历史知识的理解。他在回忆录里记载,在1979年和1980年,中国大陆有70万人偷渡到香港,而能留下来的只有10万。这次香港人反送中,就是港人保护从大陆移民到香港的新移民的人权,维护香港的民主、自由。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只是一个烟幕弹。实际上香港回归中国,不是英国把香港交给了香港人民,而是交给了中共。回归后的香港,根本没有实现真正的民选香港政府。现在的港府,林郑月娥实际是中共政权在香港的代理,是中共的傀儡。

回忆“四清”

林锋在北京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读的是中共党史,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华东师大做教师。而我上大学读的是工科,学的是机械设计与制造。但是毕业时服从组织分配,留校做教师以后,就赶上了毛、刘的“路线斗争”。1964年我被从学校抽调出去参加“四清”工作,经过培训后,就分配到分团,当时我在京郊通县双桥人民公社“四清”分团,我们与公社企业的农工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队成员有国营工厂的工人、国家机关干部、大学教师和银行财会人员,记得我所在的“四清”大队有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当时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开始时也在这里,后来调到顺义县四清分团去了。1963年中央出台《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政策,当时“四清”的内容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到1964年,又出台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若干规定》,即“后十条”,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又要求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和正确对待地富子女。

记得在1964年“四清”时,长营养牛场发生一件事,就是:那时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被隔离审查。有一天来了一辆载客的三轮车,蹬车的是一位喝的醉熏熏的老头,他的三轮车到了很少有外人到达的长营养牛场饲料场,这是一个用密植方法种植玉米,制造喂牛的青储饲料的生产队。有一个外号叫“包子”的工作队员(高文龙),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太紧了,怀疑这个老头是来给“四不清干部”通风报信的,于是把这个老人抓起来,送到工作队办公室。我们的工作队长景毓华是军人出身,他就连夜审问这个老头,因为他确实是喝醉了,说话颠三倒四,吞吞吐吐,更怀疑他有问题,工作队长根据三轮车上的牌照号码和老头说的名字,打电话请北京公安局查老头真实身份,公安局只查出这个三轮车属于建国门地区。第二天一大早,工作队长派我到建国门派出所去外调。我骑上自行车,跑了一整天,最后找到了老人所属街道派出所。调查结果令人啼笑皆非,派出所说这个老头确实是那里的,他就是爱喝酒,没有其他问题,他家里也在找他,他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了。等到我回到工作队,老头酒也醒了,说他走迷了路才来到这个偏远的养牛场饲料队的。

在长营,与养牛工人“三同”,使我了解了牛奶生产的全过程,并对农工的生活有了感性认识。在养牛场,我也干过最重、最脏的体力劳动,就是清除牛粪和装运牛粪。牛粪是种庄稼的好肥料。由于那里是回民地区,也使我了解了回民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

1965年,我带着本校的几个大学生,参加北京远郊区第二期“四清”工作,地点在密云县墙子路公社的山村。这年,中央下达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即“二十三条”,“23条”有一句话,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就是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整刘少奇做的舆论准备。我们工作队的任务,就是向农民宣讲这些条款。“后十条”与“前十条”的政策不同,已经暴露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国走哪条道路上的矛盾,但是当时作为“四清”工作队员,我们按照党中央的要求,都必须做驯服工具,都要服从中央。那时根本不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到了1966年,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在密云,通过与农民“三同”,使我了解了农民的生活,增长了农业生产知识,特别是我拜老农马长清为师,他是一个80岁的老农民,饱经风霜的、瘦瘦的、慈祥的脸上,蓄着稀疏的山羊胡须,瘦高个子,略微驼背。他的生产、生活知识非常丰富,会种各种庄家、蔬菜、果树,会采中草药。现在我能识别许多中草药的植物形态,知道其药性,会果树嫁接技术,就是在跟随他在上山放羊时向他学的。

“文革”记忆

“文革”期间林保华在技工学校,下放车间劳动,没受多大冲击。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农村看报纸,知道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北京还批“三家村”,后来就传来聂元梓在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得到毛主席支持的消息,当时我带的学生中有人提出,要求回城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当时对学生说,农村是我们的工作阵地,这里的工作没结束,上级没通知我们要回城,我们就不能离开。没想到,这句话,就成了我的“保皇派“罪名,在8月份我们接到上级指令,完成农村任务回城,学校派车接我们回学校。一下汽车,就被造反派揪斗,学生给我戴上用厕所盛手纸的铁丝篓子和大字报纸做成的高帽子,同已经被揪出来的“走资派”、”黑五类“一起,在校园内游街示众,被罚打扫厕所卫生。后来学生“勒令”我到他们教室答疑,逼我交待与“走资派”的关系,我不承认有何关系,就对我开批斗会。后来我在校内两派武斗时,我自己到学校实习工厂,下车间开机床干活,在派系斗争中保持中立,不参加派别。即便这样,还被一个叫做“铁血团”的战斗队跟踪抄家。更使我难忘的是一名叫王德平的学生挥拳打我,造成我耳膜损伤,眼睛出血,至今仍有听力障碍。起因是,我们在大礼堂听传达中央文件时,造反派用“空降法”(从礼堂屋顶换气窗户破窗而入,用绳索降落到礼堂舞台上)闯入会场抢夺机密文件,我当时坐在舞台下第一排,因我阻止这个学生,结果被他打伤。我还记得这份文件,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做的检讨,这份文件被造反派抢走后,他们在北京城里到处传抄散发。我还记得学校教务长冯灿陆,被迫害后上吊自杀了。学校教职工工会主席贾祯,被造反派的学生活活打死。有个年轻机要秘书,叫薛章明,被恐吓成精神病。有个叫康国雄的教师,他是资本家家庭出身,幼年跟随父亲在重庆时,被蒋介石认为义子,他在文革中也被批斗多次。更难想像,在四川、湖南、云南、武汉等地在两派使用正规武器进行武斗,这种内战式的群众斗群众,不知死了多少无辜者。

战备搬迁和“五七”干校

《林保华回忆录》谈到了中共九大前后的中国局势。引起我对战备搬迁和“五七”干校那段经历的回忆。

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关系紧张,传说苏联已经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毛泽东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指示,北京三天两头搞防空演习。在毛泽东指定的副统帅林彪,代表中央发出“一号命令”文件后,北京的高等院校按照国务院指示,有的留在北京,有的解散停办,有的搬迁到“三线”。于是北京许多高等院校外迁,例如北京石油学院迁到了山东东营;北京地质学院迁到了湖北省;北京矿业学院迁到了四川合川等。当时我们北京机械学院,学校还在军宣队、工宣队的管制下。那年秋天,工宣队从长辛店调度了专列,把我们运到了川陕边境的阳平关火车站,又用大卡车转送到汉中。本来上面要我校与汉中大学合并,但当时汉中大学的校舍,已经被执行“三线建设”任务的部队占用,于是军、工宣传队就把我校的教职工,疏散到汉中城至褒城公路沿线的农村。因为在褒河边的河东店,那里已经有北京大学原子物理系的实验基地,还有一机部的三线新建工厂,所以我们一部分人,就暂时住在汉江机床厂尚未完工的厂房。冬天来临前,军宣队向我们传达了柳河“五七”干校经验,还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于是把我们学校的一部分教职工和学生,调遣上米仓山(大巴山支脉)的深山原始老林。我们在大雪来临前,到达“打鹿池”。在山上砍伐竹子,盖简易茅草棚,用木桩埋在地里当床腿,用砍伐的竹子和藤条绑成床架、编床垫,上面铺上干草就是我们的床。我们白天在山上,从事过的劳动有砍伐树木、烧木炭,修公路、开荒、放牛、种地等,晚上在煤油灯下和篝火边学习“毛选”。后来,又将汽油发电机和手扶拖拉机拆成零件,用背篓背上山,再组装起来使用,于是就有了电灯和使用手扶拖拉机耕地,我当时担任拖拉机组组长。这就是我们的“五七”干校生活。

我们“五七”干校的大本营设在元坝子,这是个高山上的小盆地,有条河流经过。元坝子原名叫老棃坪,那里有清末民初建立的县衙门遗址。坝子中心平坦的地方,是山里百姓交易场所。中共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元坝子建立有公社医院,消费合作社,国营商店。我们在山上开荒种地、伐树烧炭的地方,叫打鹿池,这是一个海拔更高的,高山中的小盆地,因为盆地底部是一片长满树丛和杂草的沼泽,据说早先有野鹿、黄羊出没,故名“打鹿池”。从元坝子向南出发,沿着菜地沟的、长满竹木的山溪小径,一路爬山,走到菜地沟尽头,还要向上翻过一道山梁,下去是一个荒芜的,长有稀疏灌木林的山谷冲积平原,蹚过一条河,再翻过一道山梁才能到达打鹿池。在打鹿池,再翻过山不远,有一个山崖,望远处看是郁郁葱葱的山林,据老乡说,那边是四川省。因为打鹿池的地势太高,一年无霜期太短,我们种植的玉米,水稻,还没有“灌浆”就下雪了。但在高山上,在春末、夏初时种的圆白菜,到收获时个儿长的非常大,每个包心菜菜球直径有洗脸盆大小,有的重量超过5公斤。

在打鹿池,最开心的记忆是能喝“百草水”,就是雪融化后变为山间细小的溪流,经过春天长满百花的绿油油草地的过滤,变为山泉。我们就饮用这种生水,也不生病。再就是,冬天伐树休息时,还能采集野葡萄、山梨、榛子等果实吃。在菜地沟的山溪中,我第一次见到野生的娃娃鱼(大鲵)。但是中共柳河“五七”干校经验宣传的,所谓“干校是储备干部、锻练干部、改造思想的好地方”,我内心持异议。因为我们在打鹿池劳动,一切生产工具,生活资料,包括主食、副食,都要我们自己用背篓,从大本营背上山,每往返一次的崎岖的山迳路程,耗时需要一整天。经济效益极低,因为种植的庄稼被大雪掩埋在地里,只能做养牛的饲料。而烧制木炭砍伐的原料,是生长在山坡上比大碗口还粗的青冈树(橡树),砍伐回来去除枝叶,只用树干,经过锯、劈成段,再装窑烧炭。木炭是烧出来了,但是,这是以破坏原始森林、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待续)

附记:

当时青储饲料的做法,是在冬季来临前,在地里挖一个长方形的大深坑,把新收获的、带着绿油油叶子和带着嫩玉米的青稞,以及洗净的鲜蕃薯用机器打碎,一层一层的铺到大坑内,每层中间撒上粗磨的燕麦、大豆碎屑做隔层。当大坑快装满时,就盖上草席和玉米秸,然后上面用厚土掩埋压实。当严冬来临时,地温下降,坑里的青储饲料仍然新鲜。制作青储饲料的青玉米秸,是采用晚播种、密植和多浇水灌溉的方法特别种植的。而不是普通玉米秸。普通玉米在夏季收获,而这种密植玉米是在深秋收割,趁新鲜制作青储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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