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作大成的原因 与您想像不同(图)
白居易说：“我也打坐入定，用宿命通看自己的往世，结果发现我原来的好多世中都一直与诗歌有着不解之缘”。（绘图：志清/看中国）
当历史还没有被后人“一两半”地分成“历史”和“传说”的时候，“修炼”是人生活内容中的一部分，不像现代人理解的是一个“附加”的概念。随着人类和神的距离越来越大，思想逐渐对神排斥的时候，“修炼”才从人日常生活的内容中游离出来。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修炼的传统却一直没有间断过。对那些走进深山老林、庙宇道观的，人们大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不论这样的人有多少，人们也大多不相信他们的存在了；事实上，就是留在常人中修炼的人也还有很多的，所谓“小隐山野，大隐朝市”吧，现在能看到的还只是当时有社会地位而又在历史上留下过充分文字记载的人。至于无数当时没有社会地位或者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现代研究历史人物的研究者，一般都把眼睛盯着自己熟知的那个领域，很难调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因此给人一个“平面的”形象，把人“看扁了”。我们只要稍微掉换一下角度去看一看，就会发现历史上很多著名的诗人、文学家都是当时的修炼人。
老站在一个山头上看一片风景就会不全面，爬到另一个山头上再看同一片风景，所得印象可能就与之前大有不同了。我们在这个系列将向读者介绍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修炼人。让我们一起在从另一座山头上来看看。
白居易（公元772～846），字乐天，是紧接盛唐以后有名的大诗人。他的诗语言通俗、明白流畅，在风格上自成一体（世称“元白体”）。他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与元九书》为其诗论纲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他长于各种诗体，特别是叙事长诗，其中《长恨歌》和《琵琶行》是其代表作，而《长恨歌》则被诗评家誉为千古绝唱。
不像韩愈、杜甫和其他一些大诗人那样，死后才受到后人的特别推崇，白居易在生时便诗名显赫，受到举国上下、甚至国外的崇拜，而且其影响在历史上经久不衰。在他盛名的二十年时间中，各地寺庙道观、邮亭等处的墙壁上都能看到他的诗。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野老牧童，不分男女老幼，甚至不识字的老太太，都是他诗歌的忠实欣赏者和积极的传播者。当时传抄他的诗拿去卖钱或者换酒、换茶喝的人到处都是；能够唱诵“长恨歌”的歌妓会抬高身价，自觉与众不同；甚至外国的宰相也讬来朝的商人以百金一篇的奇价购买他的诗作。
白居易一生写过的“讽谕诗”比别的诗人都多，充分显示出他关心劳动人民疾苦、同情贫穷受难者的善良本性（最有名的比如《卖炭翁》、《观刈麦》以及《缭绫》等等），使人至今读起来还能深切地感到作者善心的巨大感化力量。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关心和同情穷苦人的同时，他还往往能反躬自问，把自己的优裕生活看作值得羞愧的事情。比如看到饥饿的妇女抱着小孩，在麦地上捡拾别人收麦时掉下的一颗颗麦粒来充饥，他便联想到自己“不事农桑”还拿“三百石”俸禄，而感到深深的“自愧”（见《观刈麦》）。
他的善念逐渐使他完全走上了修佛的道路。特别是在晚年，他自号“香山居士”，成为一个不入庙的修炼者。修佛使他明白了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因此在遇到生活中的磨难时（他曾贬官到江州作司马），就不会像常人一样地过分忧愁和烦恼。而且他对名利也逐渐地放淡，告诫世人不可过分追求，否则自招灾祸，还语重心长地告诉世人，许多人的痛苦都是自己的言行招来的[1]。由于放淡了名利，看透了人生的真相，因此他在修炼中进步很快，并修出了比较强的“宿命通”功能。
盛唐前后，许多朝廷命官和文人都修佛，其中一些人也都知道自己的前世。白居易曾在一首诗中说，“据说房太尉前世是个修佛的和尚，而王右丞（即大诗人王维）前生是一个画家；我也打坐入定，用宿命通看自己的往世，结果发现我原来的好多世中都一直与诗歌有着不解之缘”[2]。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原来他的诗歌天才是在许多世中不断地积累起来的。这一说法为“天才”找到了最自然的解释，并且也被当今西方“轮回转世”的科学研究所证实。比如一个几岁的小孩能够不学自会地开机动船，显出非凡的“天赋”，但研究发现，他前世是一个机动船的船长，有着几十年的驾船经验。
白居易不但修出了比较强的宿命通，他在修炼中的体悟似乎也比一般人高。他在“读禅经”中写道，“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诗无大诂，禅无定说。这首禅诗的境界还是让读者自己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注：
[1]白居易，“感兴二首”：“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
[2]白居易，“自解”：“房传往世为禅客，王道前生应画师。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
本文所引诸诗，可参《白香山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感兴二首”和“读禅经”载于65卷，“自解”载于6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