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委员长向国军将士发表抗战讲话，身后站立者是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上将。（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1937年，卢沟桥“七七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最高统帅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蒋介石）以英勇大无畏的精神，多次飞赴前线督战指挥，激励鼓舞陆海空三军将士保家卫国。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也不顾自身负伤，坚持视察与慰劳前方将士。然而，当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赴前线视察时，却发现高喊抗日口号的冯焕章（冯玉祥）躲在后方的大岩石山洞中贪生怕死，敷衍抗日军事。
保家卫国 蒋介石领导全中国抗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委员长发表“最后关头”演说，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中国华北平津地区，中国面临外敌大规模入侵的严重危机。10天之后，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揭开了中华民族八年全面抗战（又称“七七抗战”）的序幕。
蒋委员长号召全国军民：“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8月2日，蒋介石再次电邀他北伐统一中国的参谋长白崇禧“共赴国难”，并派出自己的水陆两用座机及德国驾驶员前去广西桂林接“小诸葛”。白崇禧不顾李宗仁和桂系众幕僚的顾虑反对，力排众议，毅然决然于8月4日飞抵首都南京，是第一个以实际行动支持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的地方高级将领。
紧接着，国民政府党政军要员们纷纷云集首都，多次举行会议研究形势和商讨国策。8月12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汪精卫、林森、孔祥熙、宋子文、阎锡山、冯玉祥、程潜、白崇禧、何应钦、陈诚、刘湘等要员皆出席会议。与会众人无一人例外，全体一致决定“坚持抗战到底”，并决议以“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为全中国抗战最高统帅部，以蒋中正（蒋介石）为军委会委员长和最高统帅，负责领导全国军民抗战，负国防之全责；以程潜、白崇禧为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作为军委会委员长的最高幕僚长，襄助蒋委员长策划抗日全局，指挥并指导军委会所属各部院会厅，并处理有关的一切事务。此次重要会议并授权“军事委员会”对全国党政军实行统一指挥（包括毛泽东中共的辖区和中共军队）。
从此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全国陆海空三军最高统帅）蒋介石是中国八年全面抗战的真正最高领导人，是实质上的国家元首；而名义上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则是虚位国家元首。
8月13日，国民政府最高会议的第二天，蒋介石军委会下令向入侵淞沪的日军发动进攻，打响了“八･一三淞沪会战”。为粉碎日本迅速灭亡中华的妄想，军委会迅速调集了全国兵力的近70%，大约70万军队投入淞沪抗战。
浴血淞沪 蒋介石多次亲赴前线
1937年，国军在淞沪会战中抗击日军。
淞沪会战是国军几十场抗日大会战的第一次大战，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陆海空军力的日本占据绝对优势，日军垄断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大批飞机日夜狂轰滥炸，而国军官兵现代作战经验和训练不足，仅有简陋的武器装备，全凭英勇赤忱的爱国精神，以血肉之躯抵御日军凶悍的飞机重炮机枪轰炸扫射。冯玉祥这样描述淞沪会战的惨烈：“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李宗仁说：“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来的历史上，鲜有前例。”对于日本飞机大炮日夜不休的狂轰滥炸，对于淞沪会战的惨烈悲壮，普通中国人鲜有不谈虎色变者。
就是在这样的战火烈焰危险中，身为国家实际元首和最高统帅的蒋委员长，以英勇大无畏的精神，7次冒着被日军轰炸扫射的危险前赴淞沪前线，亲自督战指挥，并激励三军将士深切认识自己的神圣使命，保家卫国，前仆后继，视死如归（陈孝威将军《天文台报》1937年）。蒋委员长这样的大无畏英雄事迹，在所有二战期间的各国最高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
而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亦巾帼不让须眉，常陪蒋委员长亲临前线。有一次，蒋夫人不避艰险，竟于日机频繁轰炸交通道路的大白天，赶赴前线。汽车行驶到中途，突然倾倒摔入路边沟中，蒋夫人当场肋骨折断昏迷。苏醒后，她不顾自己的伤痛，坚持先不去医院检查疗伤，而是继续奔赴前线。抵达前线后，蒋夫人不顾旅途劳顿，强忍伤痛，坚持视察了一个多小时，慰劳鼓舞前方将士奋勇杀敌后，自己方去医院检查身体。当时京沪一带的报纸，均报导称赞蒋夫人的英勇爱国事迹（陈孝威将军《天文台报》1937年）
奔驰百里 白崇禧岩洞找寻冯玉祥
1937年，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视察淞沪前线。
淞沪会战的主战场是第三战区，开战初期，战区司令长官由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兼任，副司令长官为顾祝同，前敌总指挥为陈诚。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北洋政府驻西北地区将领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投靠苏联斯大林，并建立了西北军，冯玉祥为首领，所带兵力最多时达40～60万，其麾下悍勇将领众多，例如鹿钟麟、韩复榘、石友三、孙连仲、刘汝明、孙良诚、宋哲元、张自忠、庞炳勋、佟麟阁等人。
自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华后，冯玉祥平日里高喊抗日爱国口号，并极力怂恿鼓动别人英勇抗日。此次淞沪会战，他的实际表现又是如何呢？
八年抗战（又称“七七抗战”）期间，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襄助蒋委员长策划抗日全局，制定抗日战略，常赴前线视察督战，需要时代蒋委员长指挥作战。“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有一天，白崇禧奉蒋委员长之命，乘吉普车赴前线视察。车行至昆山附近时，突然遭遇9架敌机从高空云层中冲出，在吉普车前后左右掷弹13枚，并以机关枪扫射，吉普车中弹。所幸白将军及随从人员早已跳车，隐蔽于公路两旁的稻田或树木中，未曾受伤。修好车后，白将军一行继续开赴前线。面对敌机轰炸扫射，白将军“视若无物，镇静如恒。平时办公，若遇敌机前来空袭，从未躲入防空壕沟，故其所至之处，士气力振”（陈孝威将军《天文台报》1937年）。
奇怪的是，白崇禧将军第一次前往淞沪前线视察时，在战区长官部并没有见到司令长官冯玉祥，只能跟副司令长官顾祝同讨论战况和敌情，然后再赴前线其他地方视察。白将军第二次前去，仍然未见冯玉祥的人影，十分纳闷，于是问顾祝同：“委员长要我前来慰问他（冯玉祥），并听取他的意见，何故两次不见他？”顾祝同回答说：因为冯玉祥怕敌机空袭，他本人住在距离上海约150里路的宜兴张公洞中，白天他从来不来战区长官部，只偶尔夜间来看看，他还把自己的私人印章交给我，公事都由我代办处理。若要见到冯玉祥本人，非得去宜兴张公洞不可（《白崇禧回忆录》）。
白将军于是又专程驱车2小时奔驰百里，赶到宜兴张公洞找寻冯玉祥。进洞后，发现这是一个可容纳2000人的大岩石山洞，在这里方才见到了冯玉祥。当白崇禧向冯玉祥转告蒋委员长的慰劳之意后，冯玉祥未有任何表示。当时，白将军心中忖度，这是否因为当时在第三战区的部队都是黄埔中央军和西南地区的部队，以往多指挥西北军的冯玉祥，现在对该战区的部队指挥不灵，故不到战区长官部理事，公事推给副长官顾祝同代办。
将士不服 西北军群起抵制旧首领
高喊抗日口号的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冯焕章）。（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白崇禧将军自淞沪前线返回南京后，便去找军政部长何应钦，两人共同商量该如何解决冯玉祥和国军抗日作战的问题。白崇禧认为，西北军部队，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孙连仲、刘汝明等将领所统率的部队，有爱国热诚，原来又是冯玉祥一手建造的，他们对现任参谋总长程潜的指挥一向不大接受，这便难于充分发挥西北军的抗日作用。现今国难当头，急需充分调动发挥全体国军的战斗力，这样还不如在黄河以北，至山东、河北等地区，再开辟一个新战区——第六战区，交由原西北军首领冯玉祥负责统辖指挥，加上韩复榘所部，可集结的总兵力至少有15万人以上。何应钦表示同意，两人便向蒋委员长提出建议，获得采纳批准。
当白崇禧向冯玉祥征求委任他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意见时，冯玉祥表现的很高兴，很快欣然北上第六战区赴任。
9月上旬，日本再向淞沪增派三个精锐师团、数个重炮团和航空飞行大队。9月21日，蒋介石军委会也向淞沪战场再度增兵，并重新调整淞沪会战的作战部署：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改由蒋委员长本人亲自兼任，副司令长官仍为顾祝同（不久后升任司令长官）。参战国军重新划分部署为：左翼军总司令陈诚、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陈诚统辖指挥左翼罗卓英第十五集团军（包括黄埔中央军第18军和刚成立的第74军）、薛岳第十九集团军（包括广东粤军第4军）；朱绍良统辖指挥中央朱绍良第九集团军、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包括广西桂军第7军和第48军）；张发奎统辖指挥右翼张发奎第八集团军、刘建绪第十集团军。蒋介石亲任淞沪会战总指挥，领导指挥国军坚持浴血抗日三个多月，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妄想。
不料，中央军委会对冯玉祥的新任命发表不久，原本是冯手下的悍将韩复榘竟然两次连电中央，表示坚决反对。已跟冯玉祥公开反目的韩复榘表示，他宁愿隶属于李宗仁任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也不愿再归冯玉祥领导指挥。军委会听取了韩复榘的意见，没有将韩复榘所部划归冯玉祥统辖，而是委任韩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集团军总司令。
冯玉祥在第六战区上任不久，宋哲元、石友三等原西北军将领，又纷纷密电军委会，表示反对意见。白崇禧认为，过去这些西北军将领在参谋总长程潜指挥下，虽然不太受命，然情况尚可称为良好。如今他们竟然对冯玉祥如此畏惧和不信任，坚决反对再受其统辖指挥，这样发展下去，事态将更严重，对抗战十分不利。例如，冯玉祥畏惧敌机空袭轰炸，其指挥部每日更换2～3处新地点。每当更换一次指挥部地点，国军全军的通讯网便须变更，所以各军常与冯玉祥的指挥部失掉联络而无法报告军情。由此可见，冯玉祥惧怕日本飞机轰炸的确是事实，其人在淞沪第三战区时如此，改换到第六战区依然畏敌如虎，贪生怕死。
委座授意 白健生解铃冯焕章下台
各方面反对冯玉祥的密报，皆直接上报给了最高统帅蒋委员长。蒋委员长衡量后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对抗战影响很不利。委座（人们对蒋委员长的专门尊称）便召见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告诉他各方对冯焕章的反对意见。委座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要白崇禧电请冯玉祥回京。
冯玉祥返回南京后，蒋委员长又授意白崇禧，向冯转达其部属对他表示不信任的意见，希望他辞职。听了白崇禧的转告意见，冯玉祥这次倒也有自知之明，并无异议就同意辞职了。白崇禧认为，冯玉祥在第六战区必定遭受了困难，故才肯辞去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
冯玉祥辞职下台后，蒋介石军委会把第六战区的部队全部分散至程潜、阎锡山、顾祝同、张发奎、李宗仁任司令长官的五个战区。这场因冯玉祥恐惧敌机造成的风波方才平息。
2个月以后，1938年1月，绝对优势的日军攻占了淞沪、太原和南京，并策划新一轮大规模进攻，企图迅速攻陷徐州和武汉，逼迫蒋介石中国政府投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国最高统帅部，简称“军委会”）修正组织大纲，并重新调整机构和人事。从此，军委会取消设立副委员长的职位，即阎锡山、冯玉祥不再任军委会副委员长，而委员长仍为蒋中正（蒋介石），作为全国陆海空三军最高统帅。军委会设立委员9～11人，职责为赞襄委员长筹划国防用兵大计，人选由中央政治委员会选定，由国民政府特任之。根据《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之新规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政治部部长陈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为军委会当然委员（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又重新任命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程潜、陈绍宽、李济深为军委会委员。此时因北方战事告急，程潜赴北方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因白崇禧谦让举荐何应钦，蒋委员长遂委任军政部长何应钦接替程潜为参谋总长（陈孝威将军《天文台报》1937年）。武汉会战后，蒋委员长撤销军委会西安、南昌、广州等行营，重新设立南北两大行营，委任程潜为军委会天水行营主任，统辖指挥北方五大战区（包括卫立煌第一战区、阎锡山第二战区、李宗仁第五战区、朱绍良第八战区以及北方游击战区）；委任白崇禧为桂林行营主任，统辖指挥长江以南四大战区（顾祝同第三战区、张发奎第四战区、余汉谋第七战区、薛岳第九战区）。
反蒋投共 冯玉祥葬身火海浓烟
冯玉祥因为各方反对下台后，仅挂有军委会委员的职务，此职务地位虽高，但他大多时间赋闲，尤其喜欢空弹抗日高调，在军事作战指挥方面基本上没有多少作为和建树，反而跟重庆的周恩来等中共首脑关系日益密切。1942年11月，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特别开辟“庆祝焕章先生六十大寿”专栏，毛泽东、朱德等人都从延安发电祝贺，周恩来的长篇贺词更吹捧冯玉祥“三十年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屹然成为抗战中的中流砥柱”。
而蒋介石领导全中国军民，历经八年艰苦卓绝抗战，采用白崇禧上将提出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在国内组织发动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湘西会战等10万兵力以上的大型会战至少22次，重要战役1,127次，并派遣10余万中国远征军入缅跟美英盟军共同作战；国民党206位将军壮烈牺牲殉国（其中有8位上将包括西北军将领张自忠、佟麟阁），陆军伤亡321万多名官兵，海军舰艇全部打光，空军4,321名飞行员牺牲，终于在1945年8月赢得了抗日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从此，中国跟美国、英国、苏联并列“世界四强”，中华民族赢来了近代史上最荣耀的时刻。
“七七抗战”胜利后，风云又再突变，毛泽东中共在斯大林苏俄大力扶持援助下，窃取抗战胜利果实，造谣污蔑蒋介石国民政府，以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为口号欺骗蛊惑全国人民，同时无休止发动惨无人道的战争抢夺江山。冯玉祥则反对国民政府戡乱围剿中共，他借口考察水利而远走美国。
1947年6月，东北林彪共军和华东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共军猖獗，国军开始不断失利。冯玉祥却助纣为虐，在美国公开演讲污蔑诋毁蒋介石国民政府，反对美国政府向蒋介石国府提供援助，并宣布跟蒋介石国民党彻底决裂。
1948年，冯玉祥收到毛泽东中共的邀请，决定投靠中共。7月31日，他带领妻子儿女，在美国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启程回国，准备赶去参加中共操办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时，他决想不到天有不测之风云。9月1日，当轮船在黑海海面行使时，突然失火。一生擅长见风使舵，八次临阵倒戈，人称“倒戈将军”的冯玉祥，连同女儿冯晓达，葬身火海浓烟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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