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征用”之名洗劫民财 竟因政府财政亏空？(图)
原标题：具中国特色的合法抢劫抗疫征用
从被征用的武汉大学学生宿舍中丢弃的个人物品（图片来源：网络）
【看中国2020年2月26日讯】中共肺炎，已成全球扩散的梦魇，沦为炼狱的湖北县市彻底封闭，也是为时已晚，止不住瘟疫暴潮。中国政府因抗疫之名的各式维稳，却是方兴未艾，且无所不用其极。
就在2月11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授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必要时可紧急依法征用房屋、设施、物资作紧急防疫应变”，同日分别由广州、深圳通过。征用范围相当广泛，譬如征用处所场地安置隔离病患，暂占工厂设备生产防护衣，拦截民间征集的医疗物资，调度车辆接载医护、病人及尸体，收回私人使用土地兴建临时医院、焚化炉等。
非常时期的行政征用
政府基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动用公权力行政征用私有财产，属非常事态的紧急应变，诸如英国宪制成文法《国内紧急法》(Civil Contingencies Act 2004)、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The Fifth Amendment)、日本宪法第廿九条、台湾依宪法由总统颁下的《紧急命令》(如1999年的九二一震灾)，本为有理可循、有法可据之事。
留意各国立法要旨，可综合为三项原则：基于公益、合乎比例、适度补偿。
宪法既可赋权政府以非常规方式调动社会资源，但毕竟是侵犯私产的无奈之举，故此在明确原则、有条件限制下实施。服务于公众利益，虽为首要条件，但不代表行政征用这把“尚方宝剑”可任意妄为。“征用”本质是强制租用或收购，并非自由市场买卖，在法治国家，事后需为财产所有者提供等值抵偿，由独立机构或成立评估委员会估算价值。
也有如英国《国内紧急法》般，有未必就征用或损坏财物赔偿的特殊例子，但法例规定须符合比例原则，即视乎事件的严重及必要程度，判断应否征用。一旦需要理赔，政府则要有充足的财政拨备支付。
假设政府面临财政困难，仍可用国债、国有资产股份支付，紧急状态结束后由政府赎回，或干脆让被征用者持有后享用收益。
强征私产的政经涵义
回头看中国，《宪法》第10条、第13条分别列明为公益需要，可依法征收或征用土地及私有财产。不过这次广东省的决策，是2007年通过《物权法》以后首度行政征用土地以外的私产。征用是对抗中共肺炎的紧急措施，可是缺乏民主与法治制约，于是产生一系列问题。
应否征用，并非拍脑袋就能作准的事，必须经过详尽且专业的判断，权冲该私产本身是政府缺乏的资源，情况是否紧急到无法延期或从别处调度，保持决策透明及开放监督以确保不会公器私用，将不必要的损耗减到最少等因素。事后不忘设立公正的争端处理机制，排解官民间赔偿不公的纠纷。
可惜在至高无上的宪法、民主议会的立法、民意认受的行政机构、有力的体制外监察通通付诸阙如的中国，权力根本无从约束。中共体制的痼疾，自然无可避免将上述救济扭曲成人为灾难。于是乎，武汉封城，沦为惨不忍睹的人道危机；行政征用，则带来侵夺私产的隐忧。
例如，出现权力寻租。政府有权选择征用的房屋，那么该由谁付出呢？这时某甲依托关系、奉献利益，收到好处的地方领导于是绕过某甲，改为征用其他民众的房子；或者如今千金难求的口罩，本来从全国捐赠并由武汉红十字会统一分配，却出现“由领导取用”，或者“倒卖图利”等丑闻。过程中，国民相对付出比抗疫所需更多的代价。
又例如，并无设立落日条款。请神容易送神难，强征私产到底何时及如何退场，是一大问号。广、深两城的人大公告，仅示意向被征用者发出应急处置征用令或凭证并登记在案，但并无具体说明何时及如何赔偿或返还被征用的私产，虽不至于赤裸裸的资产国有化，但难免出现政府藉辞拖延偿还的事例。
就算诚如政府声称的“及时处理”，根据过往政府征地的实务操作经验，他们一般采取所谓“适当补偿”原则，并非照价理赔，而是以客观市值更低的标准抵偿，换言之官方公然将侵渔行径合法化。
合法洗劫民财？
更悲观的推测，是侵夺私财填补财政亏空，沦为趁火打劫，与民争利。翻查2019年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表，全部是入不敷支的赤字，各市财政支出与收入差距，更较2018年进一步扩大，尤其身为经济龙头的广州、深圳。再看完整的年度预算表：
一般公共预算(包括各项税收及行政收费)
广州：收入1,697亿，支出2,865亿
深圳：收入3,773亿，支出4,551亿
广东省：总收入12,651亿，总支出17,314亿
政府基金预算(以卖出土地使用权及相关基金收入为主)
广东省：收入6,112亿，支出6,291亿
显而易见，中国早就不复“六省一市养全国”的景况，连过往有财政盈余的广东预算也转盈为蚀，变成满堂红。如是者，公共财政陷入危机的广东紧急立法征用私产，也就毫不奇怪了。
截至2月19日，广东省累计确诊中共肺炎病患仅1,331人，与排名稍后的河南(1,262)、浙江(1,173)差距不大，深圳(416)与广州(339)的疫情也不比全国其他城市特别严重。更重要的是，较诸湖北(61,682)的官方数据是要少得多，何以公共资源依然不敷应用，需要提出行政征用呢？由此推想，无论是实际疫情抑或财政状况，肯定比政府承认的恶劣许多。
正当外媒观望中国首季度经济必然遭受沉重打击，兼且各地疫情未消散下勉强复工，地方财政收入预期即将暴跌。政府以抗疫为名征用私产，不难想像长此下去，其他财政更为捉襟见肘的省份，争相效法攀比，形成对民间社会的竞争性掠夺。接下来要观察的是，其他省份何时跟进，从个别特例演变成大规模的全国措施，陷入比瘟疫更大的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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