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制度制造的危机 以证明制度的优越？(图)

习近平在北京街头视察。（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0年2月25日讯】按照习近平的最新说法:“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许多外部中文媒体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习近平终于承认……”为题，报道习近平的上述讲话。殊不知，这个时候的习近平恰恰是在故作惊人之语，籍以彰显他个人独裁的威力比毛泽东更甚，和专制制度的效率在他习近平领导之下，比中共建政之后的任期时期都还有效率。所以他信誓旦旦且、信心满满地接着表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经过艰苦努力，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我们本专栏上周五播出的《习近平关注“生物安全”，是亡羊补牢还是不打自招？》一文中，介绍了已经被中国大陆多家媒体报道的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被采访的一段最关键内容：SARS爆发时，还没有建立直报系统，了解疫情就会比较慢。SARS以后，国家投资建立了这么一个直报系统（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但这一次的疫情，是在开始的时候没有用，再好的系统你不用，那也没有作用。

三年多前的2016年11月17日，出席世界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政府主动顺应世界健康发展新趋势，把握重大机遇，全力推进“互联网+智慧医疗”发展，在“五大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效。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织起了快速捕获疫情的“天罗地网”。

按照杨功焕的回忆：虽然中国在1959年便启用了法定传染病报告制度，但很长一段时期，采用的是手工填写传染病报告卡的“原始”方式。一件病例的信息，需要通过一张填写好的卡片，经过乡、县、市、省、国家等逐级报告和汇总统计。最初的疫情信息往往需要1个多月，甚至几个月才能到达决策人员手中，获取疫情数据犹如大海里捞针，非常困难。

2003年，中国疾控中心着手搭建这套网络直报系统。至2004年4月1日正式上线运行，共投资11亿多元。此后，网络直报系统覆盖了全国所有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同时覆盖98%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和96％的乡镇卫生院。按照中共官媒的话说，这套覆盖全国、由地方直报中央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是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在过去15年间持续监测我国39种法定传染病。

“武汉新冠”爆发之前，如上所谓“天罗地网”的建成和发挥作用，也一直被吹嘘成“制度的优势”和共产党专制政权一大德政。

此次祸患全中国、殃及全世界的“武汉新冠”被中共卫健委官员称之为，“人类知之甚少的新疾病”；在卫健委内部文件中，它的最初称呼是“不明原因肺炎”。而“不明原因肺炎”是继2003年SARS疫情之后提出的名词，按照已经建立多年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报告制度，各级各类医院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应立即报告医院，由医院在12小时内组织医院专家会诊和排查。会诊后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必须注明“不明原因肺炎”进行网络直报。

但是，已经敢于对中共疾控中心问责的官方媒体引述“一位中国疾控中心内部人士”的话说：1月20日国务院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作为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后，才纳入网络直报系统。

汇总一下，那些一直都在参与“抗疫”过程的专家和医务人员不断公开透露出来的信息，这个“武汉新冠”的局部传播已经被追源到去年12月初甚至更早。从那时开始到今年1月20日，延宕了将近50天的时间。

杨功焕任内曾分管网络直报系统的相关工作。据其介绍，这套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启用后一直有效运行。直到去年，她在基层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正常点开这套系统。并且，利用这套网络直报系统，中国疾控中心捕捉到了很多传染病情况，“像禽流感，甚至有一年，还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鼠疫，都很早就及时有效的发现问题，然后处理病人，没有传播开。”杨功焕介绍。

对于现有39种法定传染病之外，新发现的或无法识别的传染病，这套网络直报系统是否会漏报？尤其是类似武汉此次不明原因肺炎，是否会漏报？杨功焕认为不会。她说：“因为鉴于SARS的经验，我们在网络直报系统中专门、特别设了一项：不明原因肺炎……。”

多名专家和中共央地两级卫健委官员在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都承认，这套直报系统对各类传染性疾病展开监测，不明原因肺炎更是监测、报告的重点。但是中国疾控中心现任副主任冯子健1月31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却不得不承认，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网络直报系统的启用没有那么早”。

为什么“启用没有那么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个新发疾病，在现有传染疾病报告目录里是没有的，调整网络直报系统设置、人员培训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冯子健1月31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的回答。

中国大陆上立刻有媒体公开批驳了冯子健的理由根本不成立，因为根据中共当局的现行《传染病防治法》，报告法定传染病病例是相关责任人的法定义务。多年前中共官媒即有正式报道说，这套网络直报系统正式启用后，中国疾控中心对疾控和医疗机构人员进行了培训，并每年每过一段时间派人检查是否有漏报情况。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的反驳更为有力：“人感染禽流感、鼠疫、腺鼠疫，很多刚开始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不明原因肺炎，又比较凶险，就用不明原因肺炎这一类来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很多以后，在这个疫情报告里不会出来准确名称，但会去调查、核实以后上报。”

据一位疾控系统人士介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新发现的传染性疾病，但在宣布为法定传染病后就必须在直报系统报了，“新冠按甲类管理，所以都在2小时内完成上报、审核”。

据上述中国疾控中心内部人士介绍，在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纳入网络直报系统之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数据直接报到国家卫健委，其所获得的数据也是从国家卫健委反馈回来的。

总的情况是，如今已经不在其位的这个国家疾控中心的原任官员或者专家相对敢说几句实实话。除了杨功焕，中国疾控中心原公共卫生信息首席专家金水高也公开接受了采访透露内情，他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监测与信息服务中心担任主任期间，主持了那个网络直报系统的建设。

金水高推测道，当时的武汉是通过卫生行政系统的应急办将疫情上报国家卫健委的，“否则，也不会在12月31日就以国家卫健委的名义派出专家组到武汉。”

只是，在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到达武汉以后，至1月20日疫情防控紧急升级的这2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给出了怎样的疫情研判？又给出了怎样的疫情防控指导意见？

金水高也还是不敢正面回答记者的这一最关键的问题。

照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在网络直报系统报告后，中国疾控中心可实时看到全国各地上报的传染病案例信息，并每天撰写检测日报，然后汇总成周报向国家卫健委提交，“如果发现重大疫情，会写专门报告，上报国家卫健委。”

但是，杨功焕强调：中国疾控中心没有对公众“发布疫情的权力”。这似乎，才是问题的最关键之所在。

外界都已经注意到，日前中共中央党刊《求是》公布习近平在2月3日中共常委会有一段讲话，开篇便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从年初一到现在，疫情防控是我最关注的问题，我时刻跟踪着疫情蔓延形势和防控工作进展情况，不断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

接下来，就在2月23日举行的，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习近平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复了上述内容。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即使把1月7日之前，事实上已经延误了控制疫情扩散和蔓延的最早量好时机的责任，完全为他习近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撇清，那么1月7日他习近平已经专门在政治局的常委会议上“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那就说明，他习近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获武汉疫情，并且已经被确认为“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报告至迟是1月6日，而从1月6日到1月20日这长达半个月时间里，国家疾控中心都没有把这一重大疫情纳入网络直报系统，从而彻底延误了防止瘟疫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传播扩散的次好时机，就完全没有理由归咎于湖北和武汉地方党政，以及中央和湖北两地的卫生主管部门了。

已经早有外界媒体揭露，习近平1月7日对疫情的“批示”内容中，特别强调了"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话也许不是习近平当时的原话，但思路是习近平的百分之千可以肯定。所以，疫情本身当然不是习近平亲手制造出来的，但疫情没有被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扩散和蔓延，绝对是习近平之罪。

现如今，至少是武汉人民还仍继续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武汉市各大火葬场的焚尸炉仍在和他习近平一样，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他习近平的思路，明显已对进入了筹备召开“抗疫取得全面胜利”的庆功大会的节奏了。说他习近平欲借“战胜自己制造的危机，以证明独裁的正确和专制的优越”，一点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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