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和他生前被公安处理的训诫书。（图片来源：网络）
【看中国2020年2月18日讯】李文亮医生不幸病亡的当天，笔者为本专栏写下了《卑鄙是习近平政权的通行证，高尚是李文亮医生的墓志铭》一文。文中引用了一位叫“东方明月”的网友的评论内容：……在一个谎言统一思想的时代，“造谣者”就是李文亮最荣耀的勋章，那训诫书就是他生前留在中国最美丽的墓志铭。
李文亮被中共肺炎夺去年轻的生命之前留下的被采访内容说：正常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我不是传谣，我当时只是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如果当时大家都重视这个事情，或许不会有今天的疫情爆发。”
事实上，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前的勇敢行为并非是在微信群里“造谣”或“传谣”，而是在被维稳警察“依法处置”之后，大胆地对外界公布了那份“训诫书”。
除了李文亮本人，另外的那些也被当地公安“依法处置”的“造谣”医生们，再没有一个敢于公开他们自己是如何被公安对待的。恁这一点，他就是冲破体制桎梏的英雄。
那份被外界评论视为“习近平政权的莫大耻辱”的，给“造谣者”李文亮的《训诫书》中言明：“2019年12月30日在微信群‘武汉大学临床04级’发表有关，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不属实的言论。现在依法对你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属实的言论的违法问题，提出警示和训诫。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你的行为已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
毫无疑问，未来后人们书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这份“训诫书”将是最耻辱的内容之一。用德国之声中文网专栏作者泽林的话说：这句骄横跋扈的“你听明白了吗？”已成为中文互联网上的流行语。许多人对此感到愤怒，人们认为如果不是当初封锁消息，或许可以更早控制疫情。实际上，卫生部门在发现第一批病例后，便立即采取了隔离措施并进一步确诊。但是之后，许多中国人仍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因为他们有太长的时间对此毫不知情。现在他们写道：“我们要言论自由”，“谁是害死李文亮的凶手”，“希望狗官们终有一日得到报应”，“请不要再让我们禁言了，总有一天受不了你们的欺压，又会是另一个朝代了。”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当局居然以前所未有的“决策”速度，抢在李文亮医生被宣布“抢救无效”的12小时内，即对外发布消息：“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与此同时，湖北和武汉当局也是赶在第一时间宣布，李文亮医生死于“工伤”；同时宣布，已经给李文亮医生的家属发放死亡补贴人民币80余万元。
连《环球时报》以“为党叼飞盘”为专业的胡锡进，也抢在第一时间发表评论文章说：李文亮之死让大家很悲伤，这是真实的。人们对疫情没有被控制住，出现了全国性扩散并且影响了所有人而不满，对当初训诫李文亮并且事后不平反的指责，为这种情绪提供了寄托。人们都会想，武汉市和国家卫生系统的正常渠道没有能够发出正常预警，而李文亮等8人在正常渠道以外的预警，如果当时不是被训诫而是引起了讨论，受到了重视，情况就可能改写了。这是大家普遍的遗憾和愤懑之处，也成为各种情绪的汇合点。
如上这段文字，虽有轻描淡写之嫌，但还算是几句人话。而与胡锡进抢先发声的同时，人民网发表的评论文章的标题《全面调查李文亮事件让正义抵达人心》，应该说多少还是为中共当局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安抚人心，平息众怒的作用。既然是“让正义抵达人心”，那么那纸给李文亮的“训诫书”代表的无疑就是“非正义”了？
而胡锡进评论文章《给李文亮贴“殉道者”政治标签对他不公，对社会的悲伤不公》则话题一转，狠狠地消费了李文亮一把。他说：在舆论为他惋惜、叫不平的浪潮中夹着少数非常激烈的人，他们把李文亮朝政治方向打扮，称他是“为争取自由而死”，试图把他塑造成一个“反体制”的符号。我想，那不是真实的李文亮。对他的病逝进行那样极端的消费和我们大家对他的淳朴纪念和对不满的日常表达是不一样的，有违李文亮的基本价值观和一贯态度。
胡锡进在他的文章里还特别提醒说：首先请注意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李文亮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曾在微信群里表示自己一旦治愈，将响应“共产党员先上”的号召，重回抗疫一线。
胡锡进的文章中还评论说：我们要拒绝跟着那种极端的声音跑，坚决反对那些人把我们纪念的李文亮打扮成“坚持异见”的政治标签，那既不是真实的李文亮，也不是大家心目中的李文亮。他李文亮被警方训诫的那件事，和他被感染病逝的不幸是两件事。此外，他在微信群里的发言流传到社会上是一个意外，他是一名工作和生活方式都很大众化的人，他不是一名“政治反抗者”，更不是“顶着迫害压力的反抗者”。而给他贴“反抗者李文亮”、甚至“殉道者李文亮”的标签，则是对他英勇形象的异化和恶意消费。
到底是谁在对李文亮点医生“恶意消费”？胡锡进如此评价李文亮，全部出发点就是要把李文亮塑造为体制内的“自己人”，甚至是和他胡锡进一样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笔者无意去落实李文亮医生生前是否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就算李文亮医生生前的“政治面貌”确实如他胡锡进所说，他胡锡进应该也会知道，那个在中国大陆上，特别是在中共的青年党员中，流传甚广的“党员里也有好人”的故事。因为讲这段故事的不是别的什么普通人，而是已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位置上荣退的俞正声。
故事据说是发生在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当时的上海交大某系党支部组织党员过“组织生活”时，党员们讲起了社会上流传的一个段子，说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生求职被面谈，征聘主持人读罢她的简历抬头看了她一眼问道：“你是党员？”没成想这个女大学生紧张万分，赶紧辩解道：“党员里也有好人那！……。”
习近平升任政治局常委，俞正声接替了他的上海市委书记职务后，应邀到上海交大给大学生党员讲党课，中心目的就是要现身说法，向大学生党员们回答“党员里还有没有好人”的问题……。抛开中共党员里有没有“好人”，以及“好人”所占比例有多高的问题不讨论，就算李文亮生前曾经加入过中共那个体制，曾经是体制内的一员，但不正是中共政权自己基于“维稳”的需要，楞是把个李文亮以公安“训诫”的法律手段，推到了体制之外吗？不正是中共央视等一众媒体，把他说成是“扰乱社会治安”的“造谣”者吗？
所以说，正如笔者在《卑鄙是习近平政权的通行证，高尚是李文亮医生的墓志铭》一文中所引述的网友评论：正如被纳粹法庭以“叛国罪”处死的德国21岁青年马克.．尼姆的墓志铭：当你的祖国被独裁所统治，叛国罪是对你最荣耀的评判。
笔者在《卑鄙是习近平政权的通行证，高尚是李文亮医生的墓志铭》一文中也已经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里的卑鄙者，不仅仅代表了当今中国的共产政权里自习近平往下，所有用“党性”取代人性的各级、各地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特别是至今仍然未被问责，事实上是可以被以“反人类”控罪的湖北和武汉的党政主官，也还包括了那些各级党媒，特别是中央党媒体和湖北党媒中的相当一部分记者和编辑，以及那些至多只能与八哥和鹦鹉相提并论的电视主播们。
相比较而言，大疫当前不但是医生群体中，就是中共官传机器里的共产党员，也不全都是胡锡进。外界媒体已经关注到，中共官媒中也出现了不昧良心者，如果不是他们的义无反顾，中共公安当局给李文亮的《训诫书》也许至今还没有被曝光。
如果没有这份《训诫书》被赶在李文亮医生病亡之前被曝光，公众的怒火或者没有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强烈，舆论的反抗甚至不会上升到质疑，甚至号召推翻体制的地步。
正因为这份《训诫书》内容的被曝光，才有了官方被迫以非正式的方式承认了当局的失当。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刊文谈及此事称，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
李文亮病亡后，人民网的评论文章口口声声“国家监察委派出调查组作全面调查，回应了公众关切，也让人对还原事实真相抱有期待。还原真相，就能稳定人心；呵护正义，就能凝心聚力……。”
而中共官媒也高调报道了事件发生的次日，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组已抵达武汉；湖北和武汉地方当局也在全国新闻媒体上，表达要全力配合全面调查涉李文亮医生有关问题。
但是，所谓“事实真相”应该不是指的李文亮的死因，而那份全名是《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中南路街道派所训诫书》也不至于被中共当局煞有介事地调查一番是真是假？那么，剩下的调查内容还有什么呢？
所以，中共北京当局在排山倒海的舆论压力下，情急之中想出了派调查组“回应”舆论的对策，而且特别强调是“中央同意”。一时间，外界对中共如此被动之举的关注焦点放在了“迫不得已”上。殊不知，这“迫不得已”的背后潜藏了习近平当局巧施缓兵之计的主动，目的就是要等李文亮事件的余波随着瘟疫病毒的消失，而不再成为舆论-特别是境内网民们的关注焦点，届时即使发出一个无关痛痒的“调查结论”，也会立刻被淹没在强烈感激习近平领导中国人民战胜瘟疫的“普天同庆”之下，最终留给李文亮的只乘下那纸“工伤证明”。
刚刚发生的故事是，一位武汉的某医院院长也不幸感染病毒去世，官媒高调宣传了他的“因公牺牲”。而对李文亮，中共官方至今连个“牺牲”，那怕是“殉职”的褒义词都舍不得给。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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