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严峻 民众在信息流通与监控的夹缝中寻求真相(图)
2020年1月21日,戴着口罩的通勤者在武汉市的汉口火车站行走。(图片来源: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1月27日讯】(看中国记者路克编译)与SARS时期一样,今年,中国官员起初对致命病毒的严重性还是轻描淡写。说疫情“可以预防并得到控制”,到封了十几个城市,中国只用了一周的时间,这是前所未有的。毫无疑问,这引起了人们怀疑当前情况比官员们说的更为严重的担忧。
据 Quartz 报道,2003年SARS在中国爆发时,只有6%的人可以使用互联网。17年后,这个数字增加到十倍:根据最新的数据,现在有超过61%的中国人能上网。
如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微信改变。微信于2011年启动,这款无所不包的应用程序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互联网本身。在这里,人们可以阅读、聊天、购物、社交和支付从出租车到杂货的各种费用。这也是中国对人民进行监视的平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20年,中国冠状病毒的爆发蔓延之际:微信上的信息的迅速传播,同时,国家监控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当被问及这两次疫情爆发期间中国当局是如何处理信息流时,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新闻学教授罗斯・卢丘(Rose Luqiu)说:“我能看到相同的模式。”
严控社交媒体
当年SARS危机,尽管在2002年11月就发现了第一例病例,但被公众得知是数月之后,当被迫公开时,中国也只承认有少数病例。直到蒋彦永向外界公布实情,官员才公开承认SARS疫情的严重程度。当时,还没有微博、微信这些社交平台,人们可以绕过政府对社交媒体的控制而主要通过短信共享新闻。
现在,如今中国互联网用户每分钟共享的信息量之巨,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对网上发布的内容保持完全控制。
迈阿密大学战略传播副教授李红梅说:“微信群的动态影响了对这一流行病的讨论。”…“微信群的特征是官方和非官方信息,国内外新闻以及个人观察和经验的混合。这表明中国政府很难控制新闻。”
在网上,从许多医院不断有大量照片、视频和见证人的记录在向外散布。尽管一些帖子很快就被审查员清除了,但其他一些热门标签,如“武汉封城”还被保留。
墨尔本大学媒体讲师威尔弗雷德・王(Wilfred Wang)说:“有了这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现在的忧虑不是要获取足够的信息,而是如何区分哪条信息是真实的。”
本月初,新冠状病毒爆发的时间表在微信上广泛传播,但随后开始受到审查。Quartz记者于1月22日尝试通过美国用户与英国用户之间的私人聊天发送图像,但未能通过,也没有通知发送者图片尚未发送,这通常是在人们尝试在微信上发送“敏感”内容时发生的。
微博于1月23日封了《人民日报》头版的照片,该照片只有关于习近平的报道而没有提及发现病毒。图片很快被禁,即使图片上没有任何其他评论文字。
在国家最需要它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这些审查制度削弱了公众对当局的信任。正如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篇文章所说:“在滥用信任的同时,不可能建立信任。”
增压监控
尽管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他们意识到国家的监视能力也是空前的。
新闻学教授陆秋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当局已经发展出非常复杂的控制信息的能力。”她指出,中国网络安全规则于2017年生效,该法律收紧了中国的审查制度,将任何共产党认为损害国家荣誉的帖子都定为犯罪。”如“扰乱经济或社会秩序罪”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
当局控制网上讨论的努力始于第一例肺炎病例被公布之时,当时武汉警方于1月1日表示,他们已因“传播有关肺炎的谣言”而逮捕了8名当地人。武汉市政府在公告中敦促人们“不要制造谣言,不要相信谣言或散布谣言。”
中国律师张新年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一举动提出了批评,该文章在被删除前被查看了五百万次以上。他写道:“政府现在认为,发表不能验证的信息的公民等同于故意散布谣言的公民,这种看法非常令人寒心。”他指出,这一事件突显了中国政治制度固有的弱点。
这些年来,中国当局变得更精于运用媒体。2003年,流行病学家钟南山在媒体披露了SARS的爆发规模,但这是爆发后几个月才进行的首次采访。这次,在武汉市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一系列肺炎病例后的三周,钟南山才与中央电视台央视进行了交谈。陆秋说,允许钟南山这样的核心人物接受采访是政府“提高认识和减少恐慌”的战略途径。
互联互通的时代无疑使中国人能够在不透明的体制中看到一丝光亮,这可能使国家更难施加在SARS时期普遍使用的信息封锁。至于中国当局是否会接受制度透明的要求,还是最终将这点光亮也消灭掉,那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