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左）访问香港，与特首林郑月娥会面。（图片来源：港府新闻处）
【看中国2020年1月7日讯】有心人都还记得，就在一个多月之前的2019年11月26日，中共新华社及各大官媒刚刚高调外宣称“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就路透社当日有关不实报道向该社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该社秉持真实、专业、负责任的态度，立即停止传播不实消息”。
这里说的所谓“有关不实报道”，就是英国路透社当天发布的一则消息中引述了“两名不具名的知情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中央领导已绕过中联办，在深圳设置对港危机处理中心，并考虑撤换中联办主任王志民……”。
如上中共官媒和中共外交部驻港发言人的“严正交涉”言尤在耳，中共当局就自掌自嘴，无征兆地突然对外宣布由退休省委书记，去年十月即已经年满六十五岁的骆惠宁取代比他年轻三岁的王志民，怎可能不引发外界媒体的疯狂解读，不但一致惊呼“出乎预料”甚至以“非常”和“罕见”形容之。
众多中外媒体都在相关报道中引述了中国内地官媒《北京青年报》的分析报道，说是“骆惠宁任香港中联办主任此次任命有三点不同寻常”。第一，骆惠宁是历任香港中联办主任中就职时年龄最大的，他出生于1954年，今年65岁；第二，骆惠宁是第一位从全国人大到香港中联办任职的；第三，骆惠宁是历任香港中联办主任中唯一一位任前有过主政地方经验的。
其实，骆惠宁这位因为年龄六十五岁而在去年底已经被宣布“退出一线职务”的前山西省委书记，在这次赴港开始其“政治第二春”之前的历任中联办主任中，还有好几个都是内地的地方党政出身，也就是曾有过，甚至长期有过“主政地方经验”的。
先说香港“回归”之前的中共当局驻港最高官方机构，也就是中联办的前身香港新华社的历任首席负责人中，此任前没有任何涉港工作经历者，知名度最高的首推日后叛逃美国的许家屯。此公当年赴港任职之前是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当时的驻港机构香港新华社就是从他的任职开始，从副部级升格为正部级的。
而香港“回归”之后的中联办历任主任中，高祀仁赴港之前是常年的内地地方党务机关干部，最高职务为广东省委副书记。继而接替高氏的彭清华赴港任职前更是中共内地的最典型的党务工作干部，长期在中组部系统工作，是当时的中共组织部长宋平的秘书，赴港前已经是副部长级的中组部的部务委员兼干部一局局长。
所以说，纵观中联办历任主任的任命史，骆惠宁最特殊的一点并非他在此之前的内地“地方党政干部”出身，而是他的高龄。
1954年10月出生的骆惠宁，去年11月30日被宣布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随即被安排出任中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自中共政权的江泽民时代开启至今，中共历届党代会上对当时还在任上的地方党委书记的行政一把手的年龄限制都是所谓“三上四下”，即六十三岁还可以继任或新任一届中央委员，六十四岁即不再安排继任，更没有新任的可能，唯一的例外就是当时暂时还屈身在地方党委一把手位置上，但已经被内定升任副国级者。
在此前提下，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两年之后，也就是新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召开前三年，即开始有是中央委员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步入六十五岁的退休之年。但这批因为正省部级六十五岁“封顶”年龄限制而不能继续其省委书记或者省长职务的官员们，他们的当届的中央委员的任期必须是到下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止，所以他们在两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被从省委书记和省长岗位上免职之后，仍然还有一段时间的“公职”的持续期，对这批人，中共当局变通的作法就是安排他们中途进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中的地方领导成员中的省委书记和省长，还有省政协主席都是所谓的“正省部级”，但这三者不但权力大小有不同，实际政治待遇也是大不一样。比如从省委书记岗位上“退居二线”者，一般都被安排为全国人大的某个委员会的副主任，而政坛经历中最终没有熬成一届省委书记，只能从省长岗位上退居二线者，则大都是被安排进入全国政协系统。比如骆惠宁被宣布焕发“政治第二春”的当天，被宣布开除党籍、移交司法、等待重刑伺候的前陕西省委书记、骆惠宁青年时代在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共青团团委上司赵正永，其政坛经历中有较长一段是安徽地方的警察头子，所以从省委书记岗位上“到点下车”后就被安排进了全国人大的司法委员会。再比如另外一位从省委书记岗位上退居全国人大仍免不了被习近平抓了腐败典型的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因为从政之前是教授出身，担任过大学副校长等职务，所以进入全国人大之后即被安排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而本文主要介绍和分析的骆惠宁，去年底从山西省委书记退位后进入的是全国人大财委会，这显然是因为他的“经济学博士”头衔起了作用，虽然是“在职博士”，但也足以和总书记的“在职博士”相提并论。
被官方正式公布出来的骆惠宁的较为详细的生平简历中有这样一段：“1999年9月到2002年1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2000年9月到2003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如上这段时间里，即1999年9月至2003年7月，他骆惠宁的工作地点是安徽省合肥市省委机关，具体职务是安徽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重任在肩的情况下还要在数千里在之外的两所京城大学同时“攻读”不同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实在是令人赞叹。有发现骆惠宁简历中这一特殊细节的一位叫“elfen2299“的文学城网友，他在相关报道文章后面跟帖感慨：”……有这种硕士博士一起读的天才，香港问题一定迎刃而解。“
谁说不是呢！
这里特别提到赵正永，还不仅仅是因为此公被中共党内严词宣判的判词宣布与骆惠宁被宣布焕发“政治第二春”是发生在同一天，更因为外界在强烈关注骆惠宁时，甚至注意到了他和李克强都是“安徽同乡”，却没有注意到他和赵正永之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内有着太多的交集。
事实上，骆惠宁虽然声称自己祖籍是浙江义乌，但确实是和赵正永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安徽马鞍山上的“土生土长”，两人都是在马鞍山从小学读到初中即成为当地的“插队知青”，继而又先后脚被“招工”进入马鞍山钢铁公司，然后又都当了企业里的共青团团干部。两个人的结识之初就是赵正永升任了马鞍山钢铁公司团委副书记之后，骆宁是其下属企业的团委干部……。
日后，此二人又是长期共同供职于家乡安徽省政府和省委机关。在省政府工作多年后，骆氏从1999年10月开始转换跑道，出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同年12月升任省委常委，官至副部级。
在此前后，已经在安徽省公安系统任职多年，从省公安厅厅长升任省委政法委书记之后，却仍然没有被安排进入省委常委的赵正永，一直到2001年被调任陕西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才算时来运转。
也就是说，比赵正永年轻三岁，曾经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共青团系统是赵正永下级的骆惠宁步入副省部级的时间反比赵正永早了两年。
接下来，骆惠宁比赵正永调出安徽的时间晚两年，2003年进入青海省委，任专职副书记。六年后的2009年底晋升青海省省长。而进入陕西省委后赵正永升任陕西省省长的时间比他晚半年。
再往后，虽然骆惠宁升任省委书记的时间还比赵正永晚一年，但此后的骆惠宁在短短几年里同时被安排担任过两个省份的省委一把手，这足以说明相比于他的同乡赵正永，他骆惠宁在中共高层眼里，特别是在习近平眼中是个更受器重，更被认可其政治忠诚程度和工作能力的时任封疆大吏。
有一位叫石实的时政评论员认为，从未有过中联办工作经验、已退居二线的骆惠宁，突然被任命为正部级的中联办主任，实属罕见。此举不仅显示中共高层基本无人可用的窘境之外，也可能是中共各派斗争的产物。石实也认为，骆惠宁只充当一个过渡性角色，最晚可能会在2022年换届时被撤换。
笔者同时也注意到，外界大多分析普遍认为这个年过65岁的退休省委书记骆惠宁不过是个中共“港督”的“过渡人选”。比如法国世界报援引多伦多大学中共党史专家佩耶特(Alex Payette)认为：骆惠宁不过是一个“过渡教皇”。也有外界媒体直接讽刺“朝中没人了”------所以只好临时安排一个政治上肯定可靠的退休老人前往香港“临危受命”。
不过也有媒体援引内地专家的话说：要想改变现状，让坏事变成好事，带领“高烧”中的香港再出发，必须有所作为，不拘一格降人才，骆惠宁的“非常任命”正是因应这一现实需要的大动作。
而笔者则认为，若仅从骆惠宁的年龄角度来分析对他的“非常任命”，很可能预示着习近平的治港思路已经出现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并非政策角度，而是中共驻港机构的规格问题。
前文已经提到，中共驻港机构从许家屯开始升格为正部级，“回归”之后的中联部仍然是正部级。
虽然不能把中联办与“回归”后的香港行政当局的关系简单类比为内地的省委与省政府的关系，但中联办代表中央，充当香港行政当局事实上的“上级领导”的角色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是“一国两制”，所以中共政权从未对外公开宣称香港特首被套用中国内地的哪一层的党政机关级别，但事实上相当于副国级。除此而外，香港的退位特首都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由于说来，无论是基于开展工作上的便利，理顺中联办与香港行政当局之间的事实上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还是基于对外彰显中联办的权威性，似乎都有必要将中联办升格为副国级。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给中联办主任一个副国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如此一来，骆惠宁的年龄就不再是问题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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