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胡适早清醒 诗人徐志摩为何反对苏俄？（上）(图)
当胡适(右）还沉浸在苏俄迷梦中的时候，徐志摩已经清醒反对苏俄共产主义。（网络图片）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之后，在面对苏俄的问题上，知识份子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此时，年长一辈的知识份子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对苏俄暴力革命的方式很是警惕，因此很不赞成中国效仿苏俄，他们认为中国如果走苏俄的道路，很可能迎来一场灾难。王国维在给朋友柯绍忞的信中曾写道：“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与这些年长的知识份子相反，李大钊与陈独秀对苏俄则充满了希望，他们认为这场革命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毫无疑问是历史的进步，因此主张中国走苏俄的道路，后来为此更是“组党干革命”去了。一开始，胡适对他们在《新青年》上谈政治、谈主义是很不以为然的，当时的胡适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希望从教育思想文化方面入手，给中国奠定一个非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基础。然而，1926年胡适在访问苏俄时却对苏俄产生了迷思，胡适表达了对苏俄的羡慕之意与赞美之情。
纵观这一时期，在年轻一代的著名知识份子中，对苏俄从各方面提出批评与反思，进而提醒国人警惕苏俄的是诗人徐志摩。当胡适、陈独秀等充满思想洞见的知识份子还沉浸在苏俄迷梦中的时候，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却成了苏俄的反对者。人们不禁要问，徐志摩为什么要反苏俄呢？
一、徐志摩的访俄见闻
其实，一开始，徐志摩同多数知识份子一样，对新生的苏俄充满希望与期待。这源于徐志摩对社会主义的好感。留学美国期间，徐志摩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这一时期徐志摩读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对社会主义大感兴趣。与此同时，留美期间，徐志摩的精神偶像罗素也曾大力颂扬苏俄，因此，这一时期的徐志摩曾自诩为一个布尔什维克。
引起徐志摩对苏俄疑虑情绪的也是罗素。对苏俄称颂备至的罗素在游历苏俄后，思想起了大变化，他开始公开谴责苏俄的思想专制。这一时期徐志摩读罗素的苏俄游记，思想上不太接受罗素对苏俄的批评，还曾为苏俄有所辩白。然而，当1925年徐志摩自己亲自游历苏俄之后，跟罗素一样，徐志摩也开始反思并警惕苏俄。这自然与徐志摩在苏俄的观感有关。
进入苏俄，徐志摩首先感受到的是苏俄民众的穷困。在《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中他写道：“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愈发的明显。”（第573页韩石山主编《徐志摩散文全编》上册）这不仅是当时徐志摩的游苏观感，也是瞿秋白当时的观察，当时瞿秋白曾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访问苏俄，《饿乡纪程》就是瞿秋白这一时期在苏俄的观感。瞿秋白将苏俄称为“饿乡”，里面也确是写道了苏俄民众物质生活上的穷苦。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明知道苏俄民众生活穷苦，瞿秋白依然一心一意学习苏俄。徐志摩看到了苏俄民众的穷苦，这不符合徐志摩对苏俄的希望，因此徐志摩不得不对苏俄持一定的保留意见。
在莫斯科，徐志摩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莫斯科的街道上有男子抱着吃奶的小孩在街道上走。这种怪现象的背后，在徐志摩看来，源于苏俄规定的“一个人不得多占一间以上的屋子”的法律。苏俄政府对民众的私有财产（尤其是房子），依法没收，然后重新分配。（第580～581页韩石山主编《徐志摩散文全编》上册）这里徐志摩看到的是苏俄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而这自然也会引起徐志摩的反感。
徐志摩最不能忍受的则是苏俄对书籍的查禁。徐志摩崇拜讬尔斯泰，因此去拜谒托尔斯泰的女儿。从托尔斯泰的大小姐的口中，徐志摩知道，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书在苏俄都差不多绝迹了，其中有一些是被苏俄政府查禁的，原因是他们的著作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对此，徐志摩写道：“假如有那么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感想怎样？……假如这部分里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第606页韩石山主编《徐志摩散文全编》上册）
此外，让徐志摩感到恐怖的还有苏俄革命时期的革命领袖的铁面无私与血流成河时的红色恐怖。对于革命领袖列宁，徐志摩写道：他（列宁）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第854页韩石山主编《徐志摩散文全编》下册）
而对于革命时期的惨景，徐志摩也曾写道：“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第605页韩石山主编《徐志摩散文全编》上册）
人民穷苦，政府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与此同时政府还查禁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书籍，革命领袖冷酷专断，这些就是徐志摩游历苏俄时看到的现象。而这些行为，在视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的徐志摩看来，无疑是不能接受的。
二、“仇俄友俄”讨论时期的徐志摩
正是有了这一次的苏俄游历，徐志摩对苏俄产生了警惕之心。而当徐志摩回国之后，正是国共合作准备北伐的时期，因此各种赞美俄国的声音出现在报刊上。徐志摩回国之后恰好主持《晨报副刊》，于是在徐志摩的主持下，知识界展开了一次“仇俄”还是“友俄”的大讨论。
首先是陈启修在《晨报》发表《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在文中，陈启修认为苏俄不是帝国主义，因为它没有侵略中国。需要指出，苏俄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引起知识界的同情，还与苏俄这一时期的对华外交政策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胜国，知识界对于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普遍比较乐观，然而，在巴黎和会上，最终的事实却是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这一残酷现实使得原本对英美国家抱有很大期待的知识份子对英美国家甚为反感。而在此前后，苏俄则曾向中国发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这不能不使中国知识界对苏俄产生好感。后来胡适在反省他对俄国的看法时，就曾说他曾一厢情愿的抱着“总希望革命后的新俄国继续维持他早年宣布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主义的立场”，然而，苏俄对华的一系列宣言大多则是口惠而实不至。
与陈启修认为苏俄没有侵略中国相反，徐志摩坚决认为当时的苏俄正在侵略中国。为此他曾编发两位青年读者陈均和陈翔的反驳陈启修的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徐志摩对苏俄侵略的看法，陈均在反驳陈启修的文中写到：“苏俄之抛弃宣言，继续占据中东路；唆使蒙古独立；中俄会议延不举行；最近之擅捕华人……种种举动，是否不含侵略的色彩？”（第697页韩石山主编《徐志摩散文全编》下册）比陈均更进一步，陈翔则从政治、经济、文化、治外法权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苏俄对中国的侵略。（第698～699页韩石山主编《徐志摩散文全编》下册）
徐志摩心中无形的信仰自然是他视为至高无上的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与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集体暴力是格格不入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