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 没有领袖反而更团结(图)
香港“反送中”运动新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2019年8月25日香港荃葵青“反送中”游行（庞大伟/看中国）
【看中国2019年8月30日讯】过去近三个月的反送中运动，无论参与人数、维持时间都创了纪录，而最令人好奇的，是这场运动，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主脑组织，即香港人俗称的“大台”。这种模式，揭开了香港社会运动的新一页，当中没有领袖主持大局，民间自发、百花齐放。到底一场没有领袖的运动，如何能号召数以十万计港人持续抗争？这场反送中运动，有什么与别不同之处？
香港长久以来的社会运动，一直都是由工会、政党、以至民间组织领导。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年复一年的“六四烛光集会”、民间人权阵线举办的“七一大游行”，他们由上而下号召市民参与，亦主导了运动的方式、走向等，恍如香港社运的一道公式。
前支联会常委、华人民主书院校长陶君行这样回忆：“以往我们十分依赖领袖，何时集合、叫什么口号、唱什么歌、谁人发言、甚至是何时离开，我们全部都有安排。”
然而，年轻一代对传统社运模式的不满日增。他们批评“大台”扼杀了其他声音，“六四烛光集会”的程序三十年如是，毫无寸进，是行礼如仪；游行集会必不可少的歌曲《海阔天空》，开首歌词一句“今天我”，成为了讽刺香港社运一成不变的代名词。
这种不满，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达到了高峰。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指出，这场大规模的公民抗命，最终并没有依照“占中三子”的剧本进行，反而由前线示威者主导走向。社运参与者与组织者之间的关系，从雨伞运动开始渐趋平等。民众对传统政治领袖的不信任、年轻人对社运有新的想法，掀起了“反大台”的风气。而香港多年以来的社运，除了2003年反基本法23条立法和2012年的反国教以外，鲜见成功例子，更加强了年轻一代另起抗争炉灶的决心。
马岳说：“他们不认为需要聆听你们传统社运组织的一套，你们的一套亦不见得特别成功。”
而反送中运动作为自雨伞运动后首场大规模社会运动，公民社会初尝在没有“大台”下抗争。由以往传统社运领袖在“大台”上发施号令，到这场“找不到领袖”的运动，不少人惊讶，到底运动是如何组织与动员？
“连登”网上动员的作用
反送中运动主要依赖网上动员，当中“连登讨论区”发挥了关键作用。由“6.12野餐”、“6.21升级行动”、“不合作运动”等，都是在讨论区蕴酿的。讨论区里还有人制作各种各样的宣传作品，然后走入人群当中派发单张。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前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钟庭耀，甚至公开感谢“连登仔”帮助他们宣传众筹。民主派议员也纷纷开设“连登”帐户，足证“连登”在这次运动的地位举足轻重，取代了以往传统民主派架设的“大台”。
抗争者以“直接民主”方式决定行动方案
连登讨论区上“百家争鸣”，每天有上万则留言和建议，那如何能作出决定呢？在过去近三个月的示威里，讨论区会在同一时间讨论多个行动方案，双方各有理据，争持不下。这样的辩论，每天都在讨论区的不同角落里上演，但每每都能迎刃而解，寻找最终共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苏浚锋一直积极投入反送中运动，他观察到，运动参与者在商讨行动过程时，会以“直接民主”方式来化解矛盾。在连登讨论区，大家通过讨论寻求共识，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帖子，大家会给予“正评”推上“热门”，反之则会给予“负评”让它“沉底”。有时也会透过给予“正评”和“负评”来投票，决定何时、在何地行动。
在整场运动中，有人负责文宣、有人帮忙运送物资、有人在周边观察警方举动，也有人站在最前线。大家找到各自的位置，各司其职，并没有领袖发施号令，而是默契使然。
苏浚锋说：“每个人有不同职位、不同岗位，但大家一起做决策，商议式民主、直接民主对整场运动而言，是最好的。”
这一种分工合作的精神，引伸出反送中运动最大的特点，也是运动当中的一句关键口号—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整场运动一改以往单一的抗争模式。虽然游行集会仍然是主轴，但不合作运动、政治性罢工、众筹在海外登报等抗争手法，在香港都是前所未见。
马岳指出，是次反送中运动，吸取了五年前雨伞运动的教训，当年的长期占领令参与者感到十分疲惫，是运动后期走下坡的主因之一。而在没有“大台”的领导下，得以包容多元的抗争方式。
马岳说：“有些人可能觉得游行示威很疲累，但你叫我捐钱，我便捐钱，于是众筹亦有相当好的效应。很多人持续地参与运动，想出很多新的方法。”
群众不断构思新的抗争手法，照顾不同政治光谱的市民，也避免长期依赖单一的行动模式，令运动得以持续。
老一辈社运思考方式受限制
上一代的社运人士，亦认同没有“大台”的社运模式，能跳出固有框架，为运动带来新的元素。
陶君行承认，既有的社运模式似乎已经走向穷途末路，他们往往被既定的模式所限，不敢尝试新的抗争手法。反之，由民间主导的运动，没有包袱，让新思维涌现，大家都勇于尝试前所未见的抗争行动，令政府难以预计。
陶君行说：“假如我是运动领袖的话，（会认为）冲一次警察总部就好了，下次会十分危险的。冲击税局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大家都用电子交税，而且现在并非交税高峰期。我们会有这些思想框架，限制着我们去构想不同的抗争手法。”
百花齐放的抗争与以往最大的分别，在于一般市民对“勇武”抗争的接纳程度，明显提高，参与者强调“不割席，不笃灰”，即“不切割，不举报”。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峯的调查便显示，九成运动参与者理解冲击行为，当中不乏所谓“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支持者。
没有大台反令运动更团结
年轻一代向往“无大台”的社会运动，让运动参与者得以自由发挥，不必担心冲击行为会让自己被孤立，甚至同一时间可以有人留守、有人冲击。苏浚锋认为，运动参与者的行动光谱十分广阔，从“和理非”到“勇武派”，“大台”往往难以包容不同光谱的行动。以民间人权阵线为例，面对有示威者冲击时，他们总是不得不与之切割，否则或将承担法律责任。
苏浚锋说：“大台应该可以代表示威者，能够宣布行动升级、结束等等，但我不认为民阵、任何政党、以至学界，有这个能力。”因此他相信，由运动参与者自发号召各种行动，百花齐放，是最理想的局面。
经历反送中运动，苏浚锋感叹，原来香港的示威者充满默契和智慧，无人指挥，却合作无间。
苏浚锋说：“以6月21日为例，当日其实无人曾宣布要包围警察总部，但大家都知道当日需要去警察总部。”
香港示威者经过多年的抗争，慢慢建立了默契。例如示威物资该在哪里卸货、物资该如何传播，全部都井井有条，毋须任何人带领。
打破“大台”迷思
而以往对“大台”的迷思，相信领袖是必须的；认为没有“大台”组织，运动便会失去方向，土崩瓦解。但反送中运动，却打破了这个迷思，运动至今持续近3个月，仍然能凝聚大量群众。一些不是由传统民主派或社运组织发起的地区示威，例如九龙、沙田、元朗的游行，都有数以十万计市民参与。马岳分析，庞大的民意基础，和政府漠视民意的态度，使民愤久未平息，也令整场运动没有失焦。
反送中议题得到跨阶层支持，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5月下旬的调查，显示近七成市民反对修订逃犯引渡条例。庞大的群众基础让运动得以扩展，尝试不同的抗争手法。以二百万人上街的基础而言，即使群众化整为零，不同的地区游行，仍然能号召数以万计参与者。以至社工界、银发族的游行，都有数千人参加。
不能忽略的是，林郑月娥政府是整场运动中最有力的“助燃剂”，群众提出的五大诉求，政府至今拒绝正面回应。因此即使没有“大台”领导，群众仍然会自动聚焦在这五个诉求。马岳批评，政府至今仍不断犯错，不但没有回应民意，更因警察滥权滥暴、元朗白衣人袭击等事件刺激市民，催生流血冲突，令风暴越演越烈。
反送中运动由民间主导，得以百花齐放，包容“勇武”和“和理非”。反送中运动带出了种种崭新的思维，撼动传统的社运框框。反送中运动打破了没有“大台”便难以持续的迷思。那么未来香港的社会运动将何去何从？没有“大台”的运动模式是否最理想？专题的第二部分，将会跟大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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